我就是蒙古长调永远的孩子 ——访蒙古族歌唱家拉苏荣
2008年，拉苏荣在科右中旗迎新春文艺晚会中。
拉苏荣
1947年6月出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蒙古族，中央民族歌舞团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国家级政府津贴获得者。1960年参加了乌兰牧骑，从此走上舞台艺术生涯。
1962年考入内蒙古自治区艺术学校，后又深造于中国音乐学院，先后得到昭那斯图教授、内蒙古歌王哈扎布先生、北京汤雪耕教授和马头琴大师色拉西老先生等名师指导。40年来他参加了3000余台文艺演出，并多次在全国性重大文艺演出中获国家级大奖。
为了继承蒙古民族的民间艺术遗产和弘扬蒙古族老一辈艺术家的奋斗精神，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先后写出了由乌兰夫同志题写书名的《人民歌唱家—哈扎布》一书（20万字蒙古文）和由布赫同志题写书名的《宝音德力格尔传》一书（20万字蒙古文），并均已出版发行。
代表曲目有《小黄马》、《森吉德玛》、《啊！草原》、《北疆颂歌》、《锡林河》、《走马》、《博格达山峰》、《弹起我心爱的好必斯》、《遥远的特尔格勒》、《圣主成吉思汗》、《赛里木湖》。
爱一样事物到极致，人们多半会将其称之自己的孩子，而对于拉苏荣来说他却像极了长调的孩子。采访中，他时不时便会哼唱起自己喜爱的长调，那一刻他的神情是那么的专注，眼神变得极其纯净自然，就像回到母亲怀抱的孩子那样，享受着这份源自心灵深处的恩赐。
拉苏荣，在佛教经文中意为“天的智慧”。从襁褓中的婴儿到蹒跚学步，从初谙世事到长大成人，母亲的长调一直伴随着他。这种源于自然美妙而神秘的体验，不仅让拉苏荣喜欢上了长调，更让他的一生都与长调相伴相随，至今已整整70个年头。从小，无论是骑马、放牧，他都会对着茫茫天地放歌吟唱，大自然就是他的舞台，天空、大地、花草、牛羊，都成为他最忠实的听众。
“我13岁就参加工作，到16岁才开始学习汉语。但是自我有记忆的那一天起，就看到身边的牧民们向着太阳歌唱，所以我第一个学会的长调就从《太阳颂》开始，这首歌便是我们蒙古人的‘太阳咏叹调\’。”
说到这里，拉苏荣便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那悠远、动人的旋律鲜活得令人惊叹不已，闭上眼彷佛可以看到牧民们骑马登高，远眺着温暖的太阳。“所有人都是大自然的孩子，都会不知不觉地融入到这种环境中，当伟大的金色太阳升起来照亮大地的时候，唯有长调可以表达这一刻的心情。”他说。
1965年秋，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的日子里，年仅18岁的拉苏荣作为蒙古族艺术家的代表登上了中央代表团慰问演出的舞台。在随后的慰问演出，拉苏荣以一曲长调歌曲《乌珠穆沁团尾马》轰动全场，台下掌声雷动。“我们的小哈扎布培养出来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乌兰夫高兴地说。
哈扎布出生于牧民音乐世家，在长调艺术上享有着至尊地位，是年轻的拉苏荣心目中的偶像。听到乌兰夫的这句话，拉苏荣便萌生了一个激动的想法，那就是向自己民族的大师拜师学艺。
“记得当时，回到内蒙古我便备好了哈达、砖茶、奶酒，恭恭敬敬地到了哈扎布面前。我表达了最真挚的心意，但没想到面对我的拜师请求，哈扎布却只是微微垂下了眼睛。虽然拜师没有成功，但我却从这位蒙古歌王的沉默中，隐隐感觉到了那不易察觉的痛苦。”这段拜师的往事至今令拉苏荣难以忘怀，但随后发生的事情更是印证了他心中不好的感觉。
“没过多久，‘文革\’就席卷了茫茫草原。”拉苏荣平静地回忆着那段久远的经历：“长调成为了‘封资修\’的大毒草，受到批判和清除，哈扎布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
哈扎布被带走的那天，拉苏荣和老师昭那斯图忧心忡忡地来到哈扎布的家中，只见一张张唱片如秋风落叶般满地滚动。
“我捡起来一看，几乎全部都是哈扎布演唱长调的珍贵录音。我顿时感到一阵钻心的痛，便悄悄地把这些唱片一张不落地全部捡了回来。”他一边回忆一边说。
在那段动荡的岁月中，拉苏荣仍奔走于内蒙古各地为牧民演出。为了不让长调艺术失传，也为了自己能继续演唱长调，他把长调的老词改成了歌唱新生活的新词，演唱录制了《金色的边疆》、《赞歌》、《北疆赞歌》、《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奶酒献给毛主席》等一批振奋人心的创作歌曲，并借助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出。
就是拉苏荣的坚持，让长调艺术在逆境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他也因此成为了内蒙古家喻户晓、深受各族人民喜爱的歌唱家。
他感慨地说：“我一有空就悄悄听那些捡来的唱片，一遍一遍体会着哈扎布演唱的魅力，领悟着歌曲的意境，不断琢磨着演唱的技法。直到有一天，我终于学会了唱片上的全部歌曲。”
当哈扎布再一次重获新生后，心花怒放的拉苏荣第一时间赶到了家里，再次诚恳地表达自己等待了整整10年的拜师夙愿。可任凭拉苏荣怎么迫切地恳求，哈扎布却仍如多年前一样淡然拒绝。
“我没有灰心，灵机一动便站直了身子，一首接一首把唱片里的歌唱了个遍。”讲到这里，拉苏荣眼中已隐隐有着泪花闪烁：“因为我知道，哈扎布收徒有一个原则，那就是用嗓子学唱的不收，用心学的才收。”
那一刻，已经整整10年没有唱歌的哈扎布，从拉苏荣的歌声中感受到了一个蒙古族青年向往长调艺术的至诚信念。
“至今我还记得，听着听着，我的老师便热泪盈眶，他拉起我的手含泪点着头说：‘孩子，别人都骂我，你却在偷偷学我。\’”就这样，拉苏荣成为了哈扎布复出后收下的第一个弟子，也从这一刻起拉苏荣的生活开启了全新的一段历程。
1984年，拉苏荣考入内蒙古大学的蒙古文学研究生班，在读期间，他曾出访欧洲多国，在保加利亚举行的第22届布尔戈斯世界民间艺术歌曲比赛中，他凭着对蒙古长调的深情演绎，把一个民族的风采与精神展现在了异国的舞台上，一举摘得金奖桂冠。这一次，已37岁的拉苏荣与俄罗斯歌唱家杜古尔达希耶夫、蒙古国歌唱家江格德被并列誉为亚洲“蒙古族三大男高音”。
1986年春节前夕，拉苏荣随内蒙古歌舞团进京演出。演出开始前，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乌兰夫专门到后台看望演员。乌兰夫询问了拉苏荣的工作和学习后，非常关切地问了拉苏荣的老师哈扎布的近况，并深有感触地说：“哈扎布的生平与经验应该写成书啊。”
“演出结束回到宾馆，我仔细回味着这句话，作为蒙古族长调最杰出的继承人，作为哈扎布最得意的学生，作为受过系统学院教育的新一代艺术家，我感到义不容辞。”就在这一刻，拉苏荣做出了一生中非常重大的一个决定，那就是为自己的老师，为钟爱的长调，写一本书。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是真的很难，因为长调是伴随草原游牧文明的诞生而诞生，是一种历史久远却多半口传相授的艺术文化。回到内蒙古，拉苏荣遍寻长调资料，他遗憾地发现，关于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竟没有一星半点的文字资料。
“当时，遇到的所有问题似乎都在提醒我，要做的是一件亘古未有的难事。”拉苏荣说：“可是，如果自己不去整理老一代长调艺术家的史料，那么这份
宝贵的财富可能就会失传，自己也将为此抱憾终生。乌兰夫副主席的嘱托，哈扎布老师的殷切期望，让我下定决心再难也要写下去。”
于是，为了写好自己的老师，拉苏荣采访了哈扎布的亲属、乡亲、同龄人、艺术同行、朋友、学生等等，记录了20多盘录音磁带，写下了10余万字的笔记。
几年过去了，当蒙文版的《人民歌唱家哈扎布》一书正式出版时，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布赫亲自撰写序言，对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拉苏荣在记录哈扎布传奇一生的同时，全面总结记录了蒙古族长调的历史、文化内涵及演唱技法，使更多人认识到了长调艺术的国宝级价值。
“在蒙古族长调艺术家中，除了哈扎布之外，还有两位杰出的歌唱家和音乐教育家对我有着重要影响，那就是昭那斯图和宝音德力格尔。就在我创作《哈扎布》一书的过程中，昭那斯图突然去世。悲痛万分的同时，我心中便萌发了一个更加宏大的计划，在完成《哈扎布传》后，还要继续为昭那斯图、宝音德力格尔作传。”拉苏荣说。
2001年，蒙古族三大长调艺术家的人生史诗《宝音德力格尔传》，《我的老师昭那斯图》和《哈扎布传》全部出齐，填补了长调艺术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空白。
1989年，全军文艺汇演在兰州举行，作为内蒙歌舞团的台柱子，20多天里他与李双江、哈密提等歌唱家同台献艺，《赞歌》、《牧歌》、《草原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一首首经典作品给所有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2003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申请马头琴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给了拉苏荣等蒙古族艺术家一个启示，蒙古族长调完全具备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行列的条件。作为“中蒙两国蒙古族长调民歌联合保护专家工作小组”的中方委员，拉苏荣为之积极奔走，全力配合申报。
2005年11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公布了第三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中蒙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名列其中。
如今的拉苏荣长年坚持奔走在全国各大高校，用一场场生动的专题讲座播撒着长调艺术的种子。截至目前，拉苏荣组织长调民歌演唱专家和学者，已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诸多高等院校进行了普及长调艺术的展演和专题讲座，让长调艺术走出了草原，在全国各地都孕育出了希望的种子。
“蒙古长调本身是蒙古人的，但从艺术角度来说，它是世界的，是属于全人类的。就像甘肃的花儿一样，也应该在全国范围进行研究和培育，绝不能承认是个好东西就永远地放在那里。保护是要让根不要烂了，但是要想珍贵的艺术能够繁荣发展，推动教育才是最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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