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开放大乾坤
心态篇：向西开放面临三大“心理陷阱”
近日，记者在多个西部省区采访时发现，在深入推进“向西开放”过程中，在强烈的“发展饥渴”驱动下，外向型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大干快上”，一些基层地方出现了等待、急躁和各自为政等多种心态。相关专家认为，这些心态反映出的不良倾向需引起重视，谨防各地无序发展影响国家大战略的实施。
等靠心态：有想法没办法
在采访过程中，西部几个重点城市，都提出在下一步“向西开放”过程中要建设交通枢纽、物流中心、能源中心、金融中心等构想，但当记者问及当地的实现路径时，得到的答复中最主要的途径都是“依靠国家支持，从中央争取项目、资金和政策”。
比如，某省份想协调中央各部委召开一个省部联席会议，共同商讨如何为其内陆开放型实验区提供帮助。参与此次会议准备的当地发改委官员告诉记者，会议最终因为财政部门明确表示不参加而未果，原因就是该部门担心“地方会在会上要钱”。
在采访过程中，几乎每个地方都提出要在当地设立自贸区、保税区、国际港务区、领事馆，升级升格博览会和贸易洽谈会等想法。比如，许多地区都提出要将“上海自贸区”的经验复制到当地，即使一些缺少外向型产业和基础条件的地区也纷纷提出申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兰州海关副关长张春中认为，“这些地区实际上是把海关特殊监管区当成项目来做，简单地以为，只要等国家批一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就能够让当地的外贸实现大增长。但在实际过程中，如果没有两头在外的企业，综保区等也就体现不出优势。”
急躁心态：准备不足就抢跑
陕西石油大学教授曾昭宁对西部几个省区从去年以来出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规划和“向西开放”的定位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西北许多地区都将近邻的中亚国家作为向西开放的“主战场”，但各地在规划出台之前并没有进行充分的产业准备和市场了解，“缺乏扎实的基础性工作就开始实施，存在一些急功近利。”
比如，许多地区都提出将能源产品和农产品作为面向中亚国家的主要产品，但曾昭宁研究认为，中亚地区和我国西北地区的产业结构类似，特别是能源性产业领域有着高度重合，在农产品领域则存在突出竞争，并且这两大类的国际贸易受制于大国之间关系博弈影响，难以实现常态性发展。相反，中亚地区需要轻工业产品，但这并不是西北地区的产业优势。
因此，“感觉国内很热，但人家态度凉凉的。”甘肃省商务厅副厅长张世恩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向西开放”是长期战略，需要长远建设，而目前一哄而上的做法，“很可能造成我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开放不配套和不同步，有些渠道一着急就堵了。”
自我心态：各自为政搞开放
在一些向西开放的具体措施方面，各地也都开始“抢跑”，但基层普遍缺乏跨省、跨部门的合作协调机制，更多是“各自为政”的自我心态。
以“渝新欧”为主干的中欧铁路国际货运班列而言，目前有近十个省份已经或者正在筹划开行班列，这些班列除了“渝新欧”运营正常之外，其他都是依靠当地政府大量补贴才能维持发展，一些省区还相互之间恶性竞争抢货源。但在采访过程中，这些地区普遍都认为自己省份的国际货运班列很有必要，都提出要将国际货运班列的编组站设在当地。
甘肃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孙晓胜认为，尽管从地方政府寻求发展的角度来说，地方政府提出的战略定位和产业发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从西部地区的整体发展和开放而言，非常容易造成新一轮的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为以后可能出现的恶性竞争埋下伏笔。
“实际上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西部各省区需要抛弃长期各自为政的心态，而是应该寻找区域性走出去的共同利益。”孙晓胜说，尽管各地都明白“哪一个都不能包打天下”，但就目前的体制而言，就一些跨省区的事务由几个省区自身进行区域间协商，将会是一个“漫长、低效的博弈过程”。
曾昭宁也认为，在此前开放和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地方各自为政和单打独斗都带来了很多教训，“此前许多事情只要一跨省区，就会变成竞争大于合作，我担心如果把国内的这种恶性竞争带到国外去，会给我们国家的形象造成损失，进而影响国家大战略的实施。”
人才篇：西部人才“跛足”难题待解
在“向西开放”提速背景下，商贸流通和人员往来的频次逐渐增加，外贸、金融和对外交流等多方面的人才需求也迅速增加。然而，日前记者在西部省区采访了解到，这使得西部地区长期以来面临的人才短缺难题更加凸显，成为制约西部省区对外开放过程中与中亚和欧洲国家互联互通的主要因素。
人才“难来更难留”
总部新近搬迁至兰州新区的兰石集团，从去年开始瞄准中亚和俄罗斯市场出口石油钻采机械和炼化设备。兰石集团董事长杨建忠告诉记者，公司每次和这些国家进行商务谈判时，都不得不从甘肃省一些高校和外办等部门临时聘请俄语翻译人才，“今年招人时，我们设置了10个俄语人才岗位，但最终没能招到一个人。”
在前几年，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等对于西部省份来说还仅仅只是一个概念，但现在几乎每个西部省区都有了海关特殊监管区，海关监管门类增多，许多边疆口岸的业务量也大幅度增加，西部地区海关、边检等监管力量薄弱的问题也开始凸显。
多地海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海关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及专业人员均显不足。重庆海关副关长许鑫介绍，重庆海关服务于两江新区等多个开放平台，先前的许多监管力量不得不分散，现有通过内部下放机关人员到基层挖潜的方式已接近“瓶颈”。人手尤其是专业人员不足，已经导致海关对经济开放的服务出现不到位的现象。“某种意义而言，担心监管失责会让我们对开放存在一些忌惮心理。”
接受记者采访中，兰州新区党工委副书记郭智强说：“请进来就很难，来了也不一定能留住。”例如，兰州新区在建设过程中提出打造“人才特区”，因为新区发展和开放急需大量高端外向型经济人才，但由于经费短缺、相关待遇无法完全落实等原因，目前聘请人员仍然面临难题。
“引进来”培养人才力度宜大
在向西开放过程中，依靠人员往来推动的各国之间“民心往来”是促进商贸流通等经济开放的重要基础。但西部地区和向西开放的许多目标国之间的人才双向交流仍需加大。
西北大学校长方光华介绍，从2000年以后，中亚国家前来陕西、甘肃、新疆各个高校留学生数量逐年增加，仅西北大学就已经培养了1000多名中亚留学生。这些中亚地区学生学成回国之后，除了在当地政府部门就业之外，其中许多人加入到中国在中亚投资的企业当中。
东干人是中亚穆斯林民族之一，系我国西北回民后裔。目前，国务院侨办已在甘肃省西北师范大学设立“华文教育基地”，举办学制4年的海外东干族子女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学历班，目前为止已经有60个留学生。同时，国侨办还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开办了“李白华文学校”，为广大东干族子女提供汉语教育。
甘肃省政府外事办副主任樊向勤认为，尽管当前西部各地已经启动一些中西亚国家留学生来华的项目，但总体上和需求相比，仍然项目偏少。他建议，应该充分利用中西亚国家和我国西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之间的深厚历史渊源，开展更多的留学项目，“这些学生来华学习以后，必定能为政府和企业‘向西开放\’走出去提供支持，特别是在当地开展具体的工作过程中‘有熟人、好办事\’。”
“走出去”扶持交流人才须重视
另外一方面，我国面向中西亚地区的文教外派人员数量仍然较少，尚不能达到熟知这些国家，并且缺乏和这些国家之间深入的人文交流。甘肃农业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窦学诚认为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在中青年教师和学者当中，如果去欧美国家留学，大家都是抢着去；而要派往中西亚国家，大家则是纷纷躲，这主要是由于大家都觉得这些地区条件相对较差。
窦学诚说：“向西开放丝绸之路沿线各个国家，可能大家觉得这些国家都是俄语系国家、阿拉伯语系国家相差不多，但实际上各个国家之间有非常大的语言文化差异，而如果不掌握这些差异，相互交往过程中就很难达到理解和互信。”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韩隽教授认为，当前西部各省区在“向西开放”的国际文化传播过程中，仍然沿用简单粗放的“外宣”思维，仍然使用的是许多宣传语言，在通过培植各个国家共同的价值理念进行感染和影响仍然不够。这主要是由于还缺少跨文化传播人才。
充分统筹利用国内国际双平台
在采访过程中，多位基层干部建议，面对“向西开放”出现的人才新需求，国家应该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向西开放的人才储备。
第一，政府部门应该统筹考虑西部海关、外贸等开放型人才需求。相关专家认为，随着西部海关监管业务量的增加，目前已经呈现出监管力量不足的问题，许多监管力量不得不分散，现有通过内部下放机关人员到基层挖潜的方式已经接近瓶颈，下一步必须要增加人员数量。但目前通过地方力量无法协调整合，因为海关增加编制必须要中央批准。
郭智强建议，国家应该进一步扩大人才支援西部的范围，加强东西部干部之间的交流。他建议，应该根据向西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外交、外贸等新增人才需求，增加沿海地区干部到西部内陆进行挂职的数量，给西部地区的开放进程带来“鲶鱼效应”。
其二，充分利用高校平台加大语言人才培养。杨建忠、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教授徐晓荷等人建议，在高校专业课程设置当中，应该重新考虑加大俄语专业学生数量，并采取定向委培等多种方式和企业市场用人相对接。
徐晓荷介绍说，尽管俄语仍然在中亚国家通用，但中亚国家独立后，各个国家都独立发展本民族的语言，“可以说，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语言文化差距非常大，所以在相关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也应该考虑将一些国家的本民族语言设立为选修课。”
其三，国家应该出台更优惠的政策，鼓励文教外派人员到中西亚地区进行交流。樊向勤、窦学诚等人建议，国家应该出台更加优惠的留学奖励政策，从俄语等外语系大专院校学生、高校教师、企事业单位当中选派人员到中西亚地区留学，这些留学生同时可以搜集相关国家的专业信息等基础资料。
其四，包容心态，吸纳外国优秀人才。专家建议充分利用留学生人脉关系，新设立一些针对中西亚地区的来华留学生项目，增加来华留学生数量，提早培养一批学成回国之后的“知华派”。两江新区发展战略局局长李敬举例说，比如加快解决好签证和“绿卡”问题，吸引国外高级人才双向交流。
其五，在国外设立文化交流中心，加强人文交流，为向西开放奠定基础。方光华建议，我们国家也应该在中西亚地区建设中国文化中心，将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和境外考古上升为外交项目，这样不仅可以获得中西亚更多国家的文化认同，也可以对这些国家进行更全面的接触和了解，“比如，日本大约有1000多个大学教授专门在研究中国，而我们对于中西亚国家目前仍缺少专门的科研项目和经费。”
经济篇：培育内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位于我国西部边陲的阿拉山口市，虽然地处偏远的戈壁，没有都市的喧闹，但每天几十班列车过往，使得这个常住人口不足2万的小城异常繁忙热闹。来自新疆本地和内地的许多货物都是从这里出境出口到中亚、俄罗斯、欧洲等地，同样，来自这些地区的许多货物也是从这里进入国内。
面对记者，阿拉山口市委副书记、口岸管委会副主任狄永江颇多自豪，“随着贸易逐年增长，中欧班列货运线路常态化运行，阿拉山口日均过货量已达7.4万吨、日均进出口额近5000万美元。”
接受记者采访中，重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胜等专家就此表示，阿拉山口的变迁充分折射出我国在发展机遇期和丝路战略构想背景下，挖掘发展潜力，拓展对外开放空间，构筑沿海、内陆、沿边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近期，记者在新疆、甘肃、陕西、重庆等西部省份调研了解到，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后，西部各省区市加快推进向西开放，着力提升经济外向度，初步构筑起东中西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但总体上，西部的开放水平仍然落后于东部，沿边的开放水平仍然落后于沿海。各界受访人士建议，向西开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能一蹴而就，宜从国家层面强化顶层设计，着力构筑开放平台和开放高地，大力培育内陆开放型经济，加快完善内陆地区大通关体系，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夯实开放基石。
“进军西部”热潮涌动
接受记者采访时，兰州大学中亚问题研究所所长杨恕、西安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曾昭宁等专家认为，一方面，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向西开放可挖掘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提升西部对外开放水平。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外向度不高一直是制约西部内陆地区发展的短板。以2012年为例，西部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2300多亿美元，仅相当于广东省的1/4和江苏省的1/2。因此，有必要创新开放模式，激发内陆地区活力，构筑全方位开放格局。
“向西开放可加强与中亚、中东、俄罗斯、欧盟的经贸往来。”根据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发布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愿景与路径》报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GDP占世界总额的55%左右，拥有世界总人口的大约70%和世界已知能源资源的75%左右。
中国与中亚五国、海湾国家、俄罗斯、欧盟在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和贸易结构上存在差异性和互补性，合作空间大。据统计，近10年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贸易额以每年超过30%的速度增长。2011年中阿双边经贸总额达1959亿美元。阿拉伯国家成为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阿拉伯国家第二大贸易伙伴。
受访的地方政府官员、专家普遍认为，改革开放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发展步伐显著加快，特别是交通等基础设施得到巨大改善。近年来，国家在内陆地区设立了两江新区、兰州新区、贵安新区、西咸新区等国家级新区，在新疆设立了霍尔果斯、喀什两个经济开发区，为西部内陆地区搭建了重要的开发开放平台。
警惕不良倾向浮现
记者在调查中也了解到，“走西口”热情高涨后面也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对向西开放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风险认识不足，需要警惕，风险意识有待强化。
一是“宁当鸡头，不做凤尾”。无论是省会城市，还是一些大中城市，都强调自己在向西开放中的战略定位，如丝绸之路新起点、桥头堡、经济枢纽中心、开放高地、金融中心等，期望成为地区“老大”和“核心”。在具体操作中，则沿用“要项目、要政策”的传统思维，将实施措施集中在本地设立自贸区、保税区、国际港区，举办博览会、贸易洽谈会等，从整体上来看，易造成新一轮的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为今后可能出现的恶性竞争埋下伏笔。
二是境内各自为政，境外无序竞争。西部现代物流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李钊说，以中欧班列为例，随着“渝新欧”开行，中西部一些地方纷纷效仿。现实是，部分地区基础货量不足，线路空载率较高，严重浪费运力。一些地方为争夺“通道资源”，对内不计成本，由政府大量补贴运费，对外“概不议价”。
三是盲目乐观，缺乏风险意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邢广程等专家认为，内外错综复杂的安全环境，特别是中亚地区的安全环境，将对向西开放形成挑战。首先，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经贸合作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其次，中亚地区“三股势力”活动出现反弹，特别是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猖獗；其三，中亚地区是大国博弈的“角力场”，一些国家对我国“西进”心存疑虑。
此外，向西开放的市场风险不容忽视。中亚等地区的国家人口稀少，经济规模小，且多数国家未加入WTO，国内市场不规范，外商投资政策法律的规范性普遍较差，服务监管与保障体系不规范或缺失，且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很大的随意性，增大了投资风险。
统筹规划，分步实施
“推进向西开放，切不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要有一个长期规划。”杨恕说，在实施过程中，要突破传统开放思维模式，国家层面要强化顶层设计，从参与全球性、大区域性的价值链创造和分工的高度，以市场化、法治化为原则，研究制定向西开放的战略规划，突出重点，分阶段实施。
“推进向西开放需加强区域深层合作，建立互利共赢机制。”重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胜等专家表示，目前我国已在向西开放涉及的国家间、区域间成功搭建了上海合作组织、中阿论坛、中巴自由贸易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论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多个平台，推动了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合作。但据记者了解，这些合作较为松散，深层合作协调机制建设滞后。
国际层面，长期以来双边或多边经贸合作服务体系、保障机制以及纠纷协调解决机制、法律合作机制尚未完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机制不健全、投资贸易法律体系不健全等现象得不到有效改变。
国内层面，尚缺乏对中亚各国的政治、经济、安全及文化政策的统筹协调，致使沿线省、市、部门、机构及公司开展的经济外交或经济活动不能很好地互相协调，往往各自为政。
“向西开放有机遇，也有挑战和风险，宜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对此，邢广程等专家认为，在向西开放过程中，须寻求伙伴搞“合资”，培养更多的利益攸关方，真正落实互利共赢理念。
政府层面，要按照市场导向和自主决策原则，切实加强对境外投资的宏观指导，建立健全境外经营风险评估体系、风险防范机制和境外风险应急体系，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有序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企业层面，要认真研判海外投资环境，尤其是要熟悉当地法律，充分尊重当地的文化，避免因文化冲突导致投资合作失败，做到有效防范和充分化解投资风险。
培育内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经济外向度低是长期制约内陆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短板”。以甘肃省为例，2013年全省外贸进出口额仅占全国的2.47‰，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仅占全国的0.59‰，外贸依存度仅为10.58%（全国为47.5%）。同样，陕西、宁夏、贵州等地的经济外向度都较低，且进出口商品结构单一，以资源型产品为主，对中西亚、中东欧国家的产品出口不多，有较大释放空间。
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易小光等一些经济专家认为，内陆地区是向西开放的重要腹地和战略支撑，当务之急应着力提高该地区经济外向度，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但内陆地区受物流运输成本、资金、信息、人才等诸多因素制约，不可能原样复制沿海开放模式，须结合自身特点和资源禀赋，构建内生增长和外向发展互补的开放型经济新路。
如重庆“无中生有”的笔记本电脑产业可供借鉴。近几年，重庆抓住全球产业转移机遇，打破“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传统加工模式，按照“整机＋配套”垂直整合发展模式，相继引进了惠普、宏碁、华硕等世界知名电脑品牌商，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代工巨头，以及数百家核心零部件企业，形成庞大的电脑产业集群。目前，全球四台笔记本电脑中有一台是“重庆造”。
依托该产业，重庆敏锐捕捉到信息产业向大数据、智能化演进的机遇，加快向云计算、物联网、电子商务、结算等高端产业迈进。电子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使重庆的经济格局悄然发生变化，已由过去的汽摩产业“一业独大”，演变为“双轮趋动”的开放型经济格局。
专家们建议，要做大做强内陆开放型经济，国家可考虑从发展平台建设、产业政策等方面予以支持。
首先，建立完善适应内陆地区开放的政策、法律体系。我国现行对外开放政策、法律体系，绝大部分是基于沿海、沿边开放需要形成的，而且主要针对传统货物流大进大出，已经不适应内陆地区深化开放。在外资准入方面，对一般性制造业外资股比限制过紧，制约了内陆地区吸引外资融入国际产业分工的步伐。
其次，依托重点经济区，以各类开发区为平台，加大项目布局，促进产业升级，同时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西移，培育形成一批国际加工制造基地、服务外包基地和外向型产业集群，重点打造重庆、成都、西安、贵阳、兰州、长沙、武汉、郑州等内陆开放型经济战略高地。据《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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