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要有自己的治学根基——访历史学家汪受宽
自古以来，不管一个人的年龄、身份、地位、学识如何，总会要问自己三个问题，那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虽然这些问题迄今为止没有确切和统一的答案，但是人们在探索这些答案的过程中却积累了很多知识，这些知识逐渐成为系统的学科，这就是历史学。从广义的角度说，历史学是对人类过去的所有方面的研究，是各门学科的基础。此次记者采访的主人公，就是甘肃省著名的历史学家汪受宽。
因为不熟悉路况，记者赶到汪受宽教授家时已经迟到了将近一个小时，但是汪先生非常和蔼可亲，并没有要责怪的意思。他说话时带着一丝南方口音，脸上一直挂着微笑，然而谈起自己的专业时，又会马上变得严肃而认真。他介绍自己说：“我老家是江苏东台的，小时候家里人口多，由于很多现实的困难与无奈，我于1957年来到兰州投奔姐姐，随后在兰大附中念书，我一直都比较喜欢文科，考大学那年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兰大中文系，结果阴差阳错被历史系录取了，现在想来也是和历史有着注定的缘份吧。大三时，“文革”开始，折腾了几年。毕业后我先到青海省兴海县的一个部队农场劳动，然后又分配到化隆回族自治县工作，之后又陆续做中学教师和文教科科员等。1978年，针对受文革影响的68、69、70届本科生，兰大办起了“回炉班”，我很珍惜这次能重新学习的机会，于是通过努力我顺利考上了，当时学的是考古文物学和敦煌学，这对我后来从事史学研究很有帮助。1979年，我考上了兰大张孟伦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并于1981年毕业留校。”
回忆起求学生涯，汪受宽说，赵俪生、刘光华、杨建新、齐陈骏等老先生给兰大历史专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创造了良好的学术风气，追求创新、发挥特色，终于在西北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创建了历史学的几个高地。这些老先生对待学术的态度让我领悟到，历史研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要有坐冷板凳、吃生猪头肉的准备，刻苦钻研，创新学术，以自己的知识服务社会，自己这几十年就是沿着前辈们开辟的道路做学问的。
汪受宽比较侧重于历史文献学研究，他说：“文献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文献学是对古代历史著述进行解读和研究。我认真地阅读了《左传》、《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等，打下了历史文献的基础。”文献学主要研究的是文献的背景、作者、版本和校勘等，比如同样的历史事件在不同的著作中有不同的记述，那么，怎样分辨哪个记载说的更接近事实呢？一般来说可以采用这几种办法。首先要看时间的接近性，一般离事件时间较近的文献更可靠；第二要看记述事件的作者得到的是不是第一手资料，或者说是否亲自参与其中，显然，第一手资料要比转述或道听途说的资料可靠，第三就是看记述者本人的品行，是否有以讹传讹或故意歪曲历史的可能性等。没有比较就无法研究历史。
汪受宽接着说：“我比较专注于历史考据，就是把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比如《左传》的作者在学界有很多不同意见。我仔细研读过多次之后，对《左传》中鲁国十二位国君时的记史篇幅做了统计，从隐公到僖公五位君主平均每年351字，从文公到昭公这五位君主平均每年为1038字，最后的定、哀二君时每年为646字。由此可以推论，作者很可能是定、哀时的人。”记者问他为何有此判断，为什么作者不是生活在记录最为翔实的年代。他回答：“因为古代信息的传播很慢，能描述这么详细一定是因为这个时代过去的时间不久，且有很多可以参考的资料和传说。至于作者生活的定公和哀公时代为何记述又较简略呢？一方面因为个人的见闻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政治禁忌和人事纠纷，作者不得不有所避讳，同时也因为当时的记载和档案等还没有流散出来，信息有时间的滞后性。就像那句诗说的：“只缘身在此山中”。经过这些推论以及其他的论证，我判断《左传》的作者非左丘明莫属。”
皋兰山是每个兰州人都熟悉的地方，关于它的传说也不胜枚举。但是这些传说到底是不是有据可依呢？汪受宽说：经过多方面的考证我们了解到，兰州的皋兰山并不是霍去病与匈奴鏖战的皋兰山，虽然霍去病卓鞭而成五泉的故事大家都喜闻乐见，颇具传奇色彩，但却并没有史实根据。霍去病出击河西时可能曾经过兰州，他在兰州时可能屯兵南山（皋兰山）之下，但山泉都是自然形成的，而且黄河距五泉山较近，故不可能有霍去病以鞭卓地出五泉之事。古人将泉水的来历附着于某位历史名人身上的美好愿望是可以理解的，类似的例子有很多，如敦煌境内有悬泉水，《十三州志》载：“悬泉水，一名神泉，在酒泉县一百三十里，出龙勒山腹。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还，士众渴，乏水，广利乃引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三军赖以获济。”霍去病以鞭击出五泉的故事，与此相似，所以五泉由来的故事仅仅是一个美好的传说而已。而且，皋兰山一名已经落地于兰州南山1500年，人们习惯于以该名称谓之，所以作为研究者不必对其名称予以否定，但通过历史考证，指出兰州皋兰山非霍去病鏖战匈奴之皋兰山，却是求历史之真的需要。
除了历史文献学外，汪受宽对地方史和民族史也颇有研究，并出版了著作和论文。
汪受宽领头联合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大、东北师大、云南大学、海南大学约50位学者承担的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最近已经结项，并交付出版。有学者听了介绍后称赞道：“什么是创新，这就是创新。相信30年前提出本课题的白寿彝先生在天之灵也会为之高兴。”任何研究，都必须首先解决概念和定位。当年有学者发文章认为，只有“少数民族史学家、以少数民族语言写成的史学著作、少数民族所建割据政权的修史机制和修史活动”才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汪先生经过深入研究，指出：“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文化演进千差万别，许多民族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创制本民族的文字。各民族史学的表现形式也是千差万别，许多民族历史上并没有现代意义的以民族文字撰写的史学著作，这样就很难完全按照以往形成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框架和概念对中国少数民族史学进行归纳。由于多种原因，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大量存在‘他者书写\’的情况，若将他者书写的史学都排除在外，将无法反映大多数少数民族史学的面貌，那些长期没有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则无史学可述，更难以体现中华各民族共创中国历史以及中国史学史的实际。”从而对中国少数民族史学进行了科学的定位。经过多年的精心打磨，撰成了这部70余万字的著述，拟以《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之名出版，填补了少数民族史学这个学术空白。
回顾几十年的治学生涯，汪受宽说：研究历史首先要打好基础，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积累研究经
验。研究者要有自己治学的根基，从这个根基出发，去做各种各样的研究，虽然每一个选题都促使你要重新学习和补充自己的知识，但原有的根基必定能提供你做新选题的基础。学历史是为了“温故而知新”，搞历史研究不能人云亦云，只有做出有新观点、对社会有用的作品来，这样才不枉历史学者的身份。
兰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华静文／图
汪受宽
1943年生，江苏东台人，兰州大学教授，甘肃省文史馆馆员。1968年兰大历史系毕业，曾到青海部队农场劳动，后任青海化隆县中学教师、县文教科干事。1978年兰大历史系回炉生、研究生。1981年留校任教，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等，2008年退休。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专家，甘肃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等荣誉。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甘肃省陇文化研究会会长。致力于中国史学史、文化史和甘肃地方史的教学和研究。出版《谥法研究》、《历史研究基础》、《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骊靬梦断——古罗马军团东归伪史辨析》、《西北史札》、《陇史新探》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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