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匠人精神进行到底——访文史专家柏敬塘
柏敬塘
年生于兰州。祖辈在明代落籍金城，数十辈一直在兰州生活。因受家庭的熏陶，从孩童忆事起，就酷爱故乡的历史文化，对兰州的历史、文化、风俗、风物、山川、饮食及人物耳濡目染，多有涉猎，曾受到地方文化学者陈伯辅、杨国柱、李平之、陈贤儒、张邦彦及邓明诸先生的启迪和教诲，受益匪浅。从上世纪年代起，陆续为省市有关刊物、媒体撰写数百篇、约百万字的文稿。新世纪初，受聘为政协兰州市城关区委员会文史委编辑。联系汇聚了熟悉兰州地方掌故的精英撰稿者数十人，挖掘、整理、编辑出版了《城关文史资料选辑》，共余篇逾百万字，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区域概览、人物轶事、史志辨疑、民俗方言、趣闻传说、文教体卫、工商经济、书画艺术、饮食绝技等多个方面，对兰州的历史文化作以全方位的介绍,获得较高的评价。
就在几个月前，记者因工作原因经人引荐，向柏敬塘先生请教过几次关于兰州地方史方面的问题，每次见他都会带着一双干净的白手套，小心翼翼地翻看着案头的资料。他似乎就是一本百科全书，随意翻来都是满满的知识。之前都是请教问题，此次说明来意后，柏敬塘先生却谦虚地说：“其实我就是个匠人而已。年5月由兰石技校毕业，下厂分配到车间干装配钳工，后来才转行的。要说知识，也只是略知一二，谈不上什么大家。”
记者问道，既然本职工作跟文史无关，你是怎样积累了如此丰厚的文史知识的。柏敬塘说：“小时候受父亲熏陶，很爱看书，家里的书多到数不完，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父亲只让我识字就行，可是在不知不觉中，我还是将家中的藏书读了个遍。”他一边说着，一边翻阅着各种收藏的资料，跟记者谈任何一个问题时，都能立刻从成百上千的资料中“秒速”抽出一本书来，精确地翻到某一页，用来支持他的观点，这一点让记者惊讶不已，如此精确的记忆力实在不像是一位进入古稀之年的老人。
柏敬塘对记者谈了一些他对文史工作的感悟。“我生活在基层，对兰州的社会变迁、人情世态多个方面体验较深，但天生愚钝，不会编故事，只知道忠实记录历史。我是个干活的匠人，得凭手艺功夫吃饭，我把自己比做匠人，是为了以工匠精神鞭策自己。匠人干活就要看图纸，这是起码的准则，如果敷衍马虎图省事，结果肯定适得其反。撰写编辑文史资料也一样，不采用经过考证的原始资料，而是轻易地采用二手甚至三手资料，不去对比、见文就上，缺乏去伪存真的能力，那就注定了谬误泛滥的结果。文史工作很费心费力，是个苦累活，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收集查阅文献史料，只为去伪存真。”
“让我欣慰的是，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整理挖掘出很多鲜为人知、见证兰州历史的文史资料，为地方志的编纂提供了可靠而有价值的依据，主要有《兰州的竹子》、《兰州早点见闻记》、《河南狮子在兰州》、《早年童子军生活掠影》、《兰州明代兵部尚书彭泽书法真迹略考》等数十篇文章，自己参与撰写的有价值的史料有《甘肃省第三届议会议长狄世襄遇害前后》、《兰州太平歌》、《兰州最早的自行车》、《昔日兰州的报时方法——午炮》等数十篇。每一篇都浸透了我的心血，也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柏敬塘说。这些年来经过柏敬塘之手更正的史料也不计其数，主要有《象棋泰斗彭述圣祖籍地应为陇西》、《金城关拆除时间的考证》、《水车创始人是兰州段家台人，并非段家滩人》等。
年8月，“中国档案珍品展”在甘肃省博物馆巡展，其中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和《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光绪二十年（年）甲午恩科“皇榜”亦在其中，作为文史工作者的柏敬塘也慕名而去。他说，金榜全长米，宽0.米，看起来极为壮观。这件金榜虽有残损，但基本完好。他解释说，金榜分大小，大金榜用于公布张挂，小金榜用于呈皇帝御览完入档。但是就在柏敬塘仔仔细细观瞻后，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问题，令他大为惊讶。原来，当年甘肃省皋兰县（今兰州，但不包括永登榆中）高中进士者共有5名，他们是二甲名的柴朴；三甲名的王树中、名的张林焱、名的王玮、名的张协中。并非他所熟知的《重修皋兰县志》上记载的3人，这让他疑窦顿生，然而，《重修皋兰县志》系清末文坛泰斗张国常所编纂，该志以“体例之精密，记载之详备，补遗订讹，文辞渊雅”而受到较高评价，可以说是权威所著。柏敬塘看后觉得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遂即回到家中，翻出了珍藏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查阅到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进士名录，经核对，从明正统七年（年）的壬戌科到清光绪三十年（年）的甲辰科，年间兰州科举人物进行了梳理统计，共考中进士名（内有翰林8名）举人名（其中解元5名）。上述五名进士与省博物馆展出的金榜名录完全吻合，一字不差。柏敬塘说，这就充分证明了《重修皋兰县志》记载的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3名进士不准确，应为5名，而将柴朴、王树中两人误列入光绪十八年壬辰科中。
为何会出现这种错误呢？柏敬塘认为《重修皋兰县志》编篡于光绪十八年（年），但是直到民国6年（年）才刊印成书。清光绪十八年以后的进士名录是其弟子们刊印时补加的，很有可能是在补加时弄错了，再加上自己的疏忽，没有将“县志”与“碑录”核实才混淆的。说着，柏敬塘还为记者介绍了皇榜的历史背景。他说，皇榜出来后会在长安街上公示，不会有错的。另外，所有考中的进士名字在北京文庙进士题名碑均有镌刻。《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是著名史学工作者朱保炯、谢沛霖两先生根据北京文庙进士题名碑和多部地方史志文献编纂而成的一部工具书。将明清历届会试科别、姓名名次、籍贯罗列于后，极大地方便了史学工作者们查阅。通过两者相互印证，说明《重修皋兰县志》上弄错了。
除了平时的文史资料编撰工作，柏敬塘还非常喜欢民俗类的传统文化活动，其中，对猜谜和制迷他有着极大的兴趣。他认为制迷和猜谜是浓缩了传统文化的一种互动的民俗活动形式，他回忆说，记得上小学时，经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去白塔山玩，那时的白塔山还不是公园，有个叫王静安的老师经常在那里出谜语让孩子们猜，猜到了就发些铅笔、信封之类的小奖品作为鼓励，总是引来很多孩子争先恐后地猜，但是由于年纪太小，猜中的并不多，有时王老师会推着眼镜调侃孩子们：“你们这哪是在猜谜，是在机关枪打蚊子吧？”记得有一次，王老师出的谜面是“第一夜”，打一食品。孩子们就从饺子、包子、臊子面等，一直猜到连烩菜、丸子等不着边的食物都出来了，王老师频频摇头。忽然，同来的兰州二中学生焦荣祖说：“元宵！”王老师眼睛一眯，说：“你解释一下”。他回答说，第一即是元，夜为宵。王老师大为称赞，就给了他一支铅笔作为奖品。柏敬塘说：“这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觉得猜谜不仅可以动脑，还让我懂得了很多触类旁通的知识。后来我就慢慢地懂了些门道。”
说着，他就翻阅资料给记者介绍了关于兰州元宵节的知识。他说，兰州的射虎习俗源远流长，据史料记载，至少在清代中期就有了，关于兰州元宵节猜灯谜的较早记载是民国学者慕少堂的《甘宁青恒言录》:“猜灯谜儿:兰州市于夏历正月十四五六等夜，于人烟繁盛之区，文人以诗影物，粘条灯上，名曰灯虎，猜中者得奖。”柏敬塘补充道，如果过了十五还猜不出来的灯谜就叫做“霸灯虎”，意为霸在灯上不下来。如清末北京某亲王府曾出过一条卷帘格的迷，即“文姬归汉”，射“书经”一句，这条迷就成了“霸灯虎”，久无人破，直到兰州名士吴可读无意经过此处才得以破解，谜底即为，“明清于单辞。”五字反读之，意谓蔡文姬回归汉朝之时，辞别单于于清明时节，亲王大喜，开中门有请，且上茶落座，并赏了吴可读锦缎和貂皮。
柏敬塘一边回忆一边感叹道，像猜谜这种传统文化活动现在还保留的很好，但是留在他童年记忆中的很多习俗就渐渐消失了。“记得小时候在热闹的地方经常有街头艺人卖唱，我很愿意花几分钱听他们唱。”柏敬塘说，其实像“羊皮筏子赛军舰”这句话最早是由这些卖唱的艺人们传唱开的，说着，柏敬塘就学唱了起来：“黄河铁桥是一根线，毛主席派兵把岗站，羊皮筏子赛军舰，筏子上坐的是尕老汉……”他解释说，刚解放的时候铁桥南北两岸是有武警站岗的，到上世纪年代中后期才撤销。他还记得当时街头艺人的很多曲调和歌词，大都反映了那时的老百姓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小事，很有自己的特色和韵味，但是到了上世纪年代末，这些街头艺人就渐渐消失了。
从上世纪年代开始，细心的柏敬塘在编撰文史资料的过程中把平时容易视而不见的错误资料、史料、工具书甚至是报刊杂志等错误的地方汇编在一起，逐个订正，他始终秉持着“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他说：“这些年出版物中出现的常识性错误不计其数让我有严峻的危机感。证据确凿的事实被以讹传讹是我最不能容忍的。很多时候，我不厌其烦地去纠正错误会让别人产生误会，甚至不理解，但是我不会因为他们的不理解而不去纠正。我会有理有据地提出错误的地方，事实是容不得篡改或者以讹传讹的，这样会亵渎了治学精神以至于误人子弟的。柏敬塘语重心长地对记者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历史的见证就慢慢消失了，我有使命感把这些记录下来，也有责任把不对的地方更正过来，我要尽自己的可能让这些流传于世的珍贵资料得到最正确、完整的记录，这种深深的责任感让我在这个年纪仍然笔耕不辍。”
□兰州日报记者华静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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