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家乡事,品故乡情


吴平关用镜头记录百味人生

兰州晚报 2013-12-26 13:00 大字

吴平关,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七十年代赶上“上山下乡”,九十年代遭遇“下岗失业”,从国企的宣传干事转为自由撰稿人、职业摄影师。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甘肃省现代摄影学会副会长。在国内外发表作品千余幅,获奖百余次。因拍摄题材广泛、手法平实、思维超前、角度独特、功力到位,被誉为“中国西部人文纪实摄影家”。他那些贴近大地心脏与人心的镜头和影像,让人肃然起敬,也让时间铭记。所以业内说:“看他的东西,你会发现他不是在拍照片,而是在记录。”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坦言,“摄影对我来说,是生活方式,更是生存方式。在我的生存过程中,用镜头记录百味人生,为将来留一些真实的影像。”

受访人:吴平关(中国西部人文纪实摄影家)采访人:首席记者刘蔚霞采访时间:12月20日

该上学的时候没上成学

小时候,我家住在单位的平房区,一排平房两家住着。邻居家是财务科长,上小学时,他们家的孩子每天一人一个白面馍馍,而我是窝窝头。夏天,他们每天一人一根牛奶冰棍,我却从来都没尝过冰棍的味道。他们家的小人书多得得用麻袋来装……虽然过去了几十年,童年的记忆永远清晰。

上初中的时候,赶上文革,学校以连、排为单位,天天不是开批判会,就是学工学农,没学到多少文化。上了高中,算是安心学了点东西,以为能继续读书,谁知毕业后又要“上山下乡”。1974年3月,我去皋兰县西岔乡四墩子大队插队。当时住的是临时挖的窑洞,地上铺一层椽子,上面撒上麦草,摊开铺盖就睡。那时候,每天要干10多个小时的活,喝的是羊喝过的“涝坝”水。这样的环境,对一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来说,是巨大的挑战。

第一年春节,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知青都不允许回家。大年三十晚上,我们去公社演出回来,几个人到我的屋子里“熬夜”。提前买了1.28元一斤的散酒,几盒0.21元的友谊烟和一提包黑瓜子,七八个小伙子坐在一起喝着、抽着、唱着,不知不觉间默默无语了。沉默了许久,一个说了句“我想我爸了”就开始哭。然后,我们全都嚎啕大哭。

大年初一早晨,我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到村里的军属和五保户家门口演节目。在一个五保户老奶奶家门口演出时,天空飘着雪花,一位女知青跳舞伴唱,我拉小提琴伴奏,观众只有老奶奶一个。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演的是《白毛女》中喜儿扎红头绳的那一段,随着“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那颤颤巍巍、凄凉悲伤的歌声和琴声混合在一起,我们好像成了喜儿,任凭寒风吹到脸上,雪花落在身上。午后,20多个知青来到公路边,挡了一辆车就回兰州了。

用摄影为将来留一些真实的影像

工作以后,我对文学又产生了兴趣,每天下了夜班,就赶着去图书馆借书。几乎借阅了省图书馆所有能外借的文学名著。

1983年9月,我的一篇题为《深夜灯光》的散文在《兰州报》的副刊上发表了,文章最后面还写着“吴平关,兰州一毛厂工人……”的小简介。厂长看到后,吩咐劳资科找我。当时的一毛厂有6000多人,劳资科的人在职工花名册上找了很久,才从四车间修机工的名单里找到我。在那篇散文发表后的第三天,我被调到宣传科搞宣传、办企业报了。1990年以后,又到了厂工会,当宣传、摄影专干。

之所以最后选择摄影,是因为摄影有别于其它艺术门类的那种直接性和它的记录功能。在我最初接触摄影的时候,不过是用来“装扮”社会的,而我想用摄影为将来留一些真实的影像。1989年以前,我主要在做一个宣传干事份内的事情;1989年以后,我开始关注社会,主动外出拍很多感兴趣的东西——

在兰州郊区的一个村子里,我见到了一位民办教师,他利用午休时间,在凹凸不平的黑板上写满字,等待学生们上课,而他每月的薪水只有80元。

在定西有一对孤寡老人,他们靠捡垃圾为生,却在5年里先后收养了11个残疾弃婴。两位老人年事已高,今后怎样办?老人说,他们希望能长寿,那样就有人照顾这些娃了!他们更希望富有,那样就有钱给娃娃们看病了!

这些场景,我大多都是偶然见到的,但我一次又一次被感动。我终于明白,我和他们的命运是相通的,这些就是我们普通人常见的一种生存状态,只不过浮躁和功利的人们忽略了它。而我,不过就是在生存权上苦苦相争的庶民中的一员。

就像花儿里有一句最著名的唱词:“花儿本是心里话,不唱由不得自个……”所以,我在常态的生活中,随意拍了许多类似的画面,这是普通西北人的正常生活状态,是一首悲伤的歌谣。有时候我就觉得,那些普通场景里所记录的,就是我的生活状态。

得到是失去的开始

人生就是一个放弃与得到的过程,得到是失去的开始,失去是得到的结束。

1997年初,我们夫妻双双下岗了。下岗的最初几年,我的经济十分拮据,有时候出门连坐公交车的钱都很紧张,甚至吃不起一碗牛肉面。当时我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拉开架势去挣钱,要么勉强维持生计继续摄影。我太喜欢摄影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但最担心的是能否供得起女儿读书。如果因此而耽误女儿接受最基本的教育,我会为此自责一辈子的。于是,我在外面打零工,爱人则在亲戚的小铺子里卖烟酒。她一天要在那里待24小时,晚上就睡在小铺子顶上不足两平方米大小的阁楼上值班。小卖部里没有取暖设施,寒冷的冬季就这么一天一天地熬。女儿很勤奋,中考的时候,不仅考上甘肃省重点中学,还进入该校的“奥赛班”,最终保送到复旦大学化学系硕博连读。送她去学校报到的那天晚上,我和爱人在校园里等她,看着一队队风华正茂的学生从校园走过,我不由泪如泉涌。我们也曾年轻过、努力过,却没机会接受最基本的教育。我们再辛苦,总算没让我的女儿步我的后尘。

现在,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我的境遇也比以前好多了,我还是想坚持完成以前设想的题目。

2013年9月15日,以“工人与工业文明”为主题的2013中国沈阳国际工业摄影大展在辽宁沈阳中国工业博物馆拉开帷幕,我的摄影专题《火星街100号》亮相。《火星街100号》正是以我自身生活经历为线索,通过拍摄工厂的变迁与工人的生活状态,详实记录了西北毛纺织工业的标志企业——兰州第一毛纺织厂半个世纪的兴衰与沧桑,因此该专题与其它作品的最大区别是“摄影师拍自己的生活”。

采访侧记

在摄影界说起吴平关,是个响当当的名字。甚至有人说,“当更多的摄影创作者选择去描摹和记录自然风貌的时候,吴平关却在大踏步地‘撤退\’。”而在吴平关看来,“撤退”,是因为他知道比单纯地描摹自然风光更深沉更广博的该是这片风土之上的人和人的心灵。因为有人的存在,才使自然风光有了文化的内涵。所以,他的镜头更多地关注视野所能顾及到的人和他们的生存状态。正是在这一信念的支撑下,他走过了20多年的摄影创作历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在采访中,我问他,对摄影的痴迷算不算一种执拗?他的回答是:“没办法,我的人生履历表上,被时代无情地用大排笔蘸上乌七八糟的颜料,随意且无序地胡乱画了一番。若说我还知道点事,那就是找一块没被涂抹过的空间,有限地写了几行有用的东西。如果今天进行‘刷新\’,重新梳理排列,那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我只能尽力而为了。再长的路,一步一步也能走完;再短的路,不迈开双脚也无法达到。”

正所谓,最快的脚步不是跨越,是持续;最慢的步伐不是小步,是徘徊。祝福吴老师,在越泥泞的道路上留下越清晰的足迹,在越陡峭的山峰,看到越美妙的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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