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碧血碑
碧血碑（资料照片）
纵观绵延不绝的五千年中华文明，我们会发自内心地感到她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同时也会发现中国古代文化似乎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文学、史学为主。而建筑、雕塑等艺术几乎都是出于地位低下的劳动人民之手，被士大夫蔑称为“奇技淫巧”；音乐、舞蹈等艺术也远远落后于印度、波斯等国。
唯一能够代表我们本民族艺术特色的也只有书法艺术，这也是我国古代读书人、知识分子跻身功名的必修课，甚至于有的人将所有的娱乐方式、精力全部倾注于此。古人对书法的酷爱，余秋雨先生可谓一语中的地说到：“就像现代西方女子终身不懈地进行着健美训练，不计时间和辛劳。”无论是帝王臣辅、还是布衣僧侣，无不操着竹管毛笔，写着独特的象形汉字，“秀才人情纸一张。”用以传递信息和相互间的应酬。
但是由于纸张太薄、易烂、不易保存，有人又想使其所作的书法作品“不朽”，于是就又想出了一个很传统的办法，那就是勒碑上石。
一位欧洲学者曾说过：历史纪念的任务，在别的文化里往往由雕塑（像希腊胜利神）或建筑（像罗马凯旋门）来完成。在中国则用了书法，如秦始皇为了纪念其完成统一大业，刻立了《泰山刻石》；颜真卿为了纪念平息安史之乱的胜利，书刻了大型摩崖《大唐中兴颂》。
现在我们在游览名山古刹、佳祠秀园时，会不时在草丛中、亭榭旁看到一些残碑断碣。在兰州市的工人文化宫里，也有一通碑，这就是碧血碑。
这块由明肃怀王朱绅堵所书的碑刻，矗立在工人文化宫西南一隅的过道旁，默默地注视着世间的一切，展示着沧桑、呈现着文化，斜阳与明月交替抚过，春风与秋雨交替探访过。但人们都很忙碌，从无暇顾及这块碑的存在。
碑文由肃王用草书书就，内容是这样的：
“次司马太恒吴老先生韵兼送之甘□
边城春柳解婆娑，别殿香风□□罗。
白简暂违双凤阙，丹青□□五云阿。
平戎漫讶龙堆远，□□频从鸟道过。
最是识荆欢□□，□□回首阻关河。”
之所以叫碧血碑，还得由碑的经历说起。《庄子·外物》中有：“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碧血多指为正义事业而流的血。称其为碧血碑似乎还有丝丝弘扬与褒奖的成分含在其中。
明崇祯十六年（公元１６４３年），李自成领导的义军所向披靡，挟着滚滚烟尘攻克西安后，闯王命将军贺锦继续西进。同年冬，兰州攻陷，肃王妃颜氏、顾氏、赵氏、杨氏等率２００余宫人仓皇中欲投黄河自尽。可是义军倾刻而来，为免受辱，颜氏顿触此碑而死，诸妃嫔、宫人或自刎、或自缢、或自掷弊，顷刻之间伏尸遍地。
从此，这块碑上便留下了永恒的印记。民间传说，每逢阴天下雨，碑面上还能看到淋漓的血渍。《皋兰县志》载：“烈妃所自碎首处，血痕喷，团绩缕注（形如碗），天阴雨，其痕视常日。”
清代进士王烜曾赋有《碧血碑词》一首：“拂云楼，矗城北。下有碑，号碧血。碧不风吹尽，血不雨淋灭。缕缕留殷血，天阴乃赫赫。嗟乎颜与顾，千秋犹芳烈。”
的确，颜氏按照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生价值观来衡量，是够得上节妇烈女的。这位出生在兰州颜家沟的烈女子，相传为孔子的得意门人颜回的后裔。颜回在孔门素以德行称道，被尊称为“复圣”。虽箪食瓢饮，不改其乐。大概颜氏的血脉里也流淌着先祖的血液，秉承了先祖的节烈，坚持着颜回从孔老夫子那里问仁得来的：“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信念，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捍卫了所谓的“礼”。
后来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也为其行为深受感动，于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４年）在督署后园为她建立了烈妃庙。在金石学家张维（号鸿汀）编著的《兰州古今注》上曾有这样的记载：“节园城北有楼曰拂云，其初为远源楼，下临黄河，故俗谓之望河楼。楼西旧有二碑，皆为明代诗刻。崇祯末流寇陷城肃王妃颜氏以头触碑而死，天阴雨 泾则血痕斑然，故所称为碧血碑也。妃墓在节园西隅，其上有亭，前数年称亭中，易亭名‘韬碧墓\’，前有石刻‘贞烈遗阡\’四字，左文襄公书也。”并且左宗棠还为颜氏的墓园撰写过一副楹联：“一抔荒土苍梧泪；百尺高楼碧血碑。”足可见作为一代封疆大吏的左宗棠对一个封建时代的弱女子之死感慨之深。
清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曾任乌鲁木齐都统的景廉被朝廷调往京畿赴任，他途经兰州时，在游览了节园，看到碧血碑后，写下了《碧血碑》一诗：
“殉夫兼殉国，生气凛然存。
一代红颜节，千秋碧血痕。
乾坤留短碣，风雨泣贞魂。
凭吊曾悲感，楼头日色昏。”
也许每一个时代衡量人生观、价值观的尺度也不一样，就像之所以称为“碧血碑”一样，因为它本身就涵盖有一定的褒意在其中。封建时代的女性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桎梏束缚下，“三纲五常”又像阴霾一样笼罩着她们，就像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里所写的：“一位真正的中国妇人是没有自我的。在中国一位妇人的生活目标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社会活着。”因此颜妃、顾妃等的死，很大程度上张扬了当时那个时代的价值趋向，而且被当时的理学磨砺得熠熠生辉。
我们冷静思考后，然后放大这种思维，会发现一个朝代的兴亡衰败，乃至更迭几乎都要由女人来承担。我们由亡国之际的明末穿越时空隧道，溯源而上，来到唐天宝十五年（公元７５６年），在一个叫马嵬坡的地方，当时烈日当空，空气中没有一丝风，只有知了在不知疲倦地叫着。开创了“开元盛世”的一代君主唐明皇李隆基因安禄山的追杀，率领着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和杨国忠兄妹仓皇逃亡到这里。由于天气炎热，人困马乏，愤怒的禁卫军将恶贯满盈的杨国忠乱箭射死，又逼李隆基处死杨贵妃，迫于无奈，杨贵妃只有以一丈白绫而结束了自己美丽的、辉煌极为短暂的生命。白居易《长恨歌》中云“花钿委地无人收，翠铙翘金雀玉骚头，君主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就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悲剧场景。
其实就一个女人来说，杨贵妃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唯一之处也就是她貌美如花，可是这并不是她的过错。她对政治并不是很感兴趣，当然更谈不上什么野心与阴谋，也没留下什么供后人指责的劣迹。她爱吃荔枝，李隆基就动用传递紧急军事公文的官驿来运送。“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一令人衰叹、惋惜的故事成了千古绝唱。杨贵妃如果是普通百姓家的妻女，她想吃荔枝那只能停留在一种奢望上。可她却贵为一代帝妃，在君王眼里这只是区区小事，所以奢侈也就如脱缰的野马，早就冲出了道德的栅栏。美，不是错。可是后人非要她与亡国之恨拉扯在一起。孔圣人曾说：“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在当时那个年代，人们思想中牢牢树立着“至圣先师”的教导，而一古脑将所有的一切愤怒、嫉妒等等，都倾倒在杨贵妃这一弱女子的身上，她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换回短暂的和平。
再由此上溯到公元前２０２年，霸王项羽被汉军围困于垓下，项羽在帐中酌酒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词苍凉悲壮，随侍在侧的虞姬，怆然拔剑起舞，并以歌和之：“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歌罢自刎。又一个美丽的生命就这样烟消云散了，虞姬的死是为了以断项羽后顾之私情，激项羽奋战之斗志，希冀胜利突围，重整河山。但她同样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一个个鲜活而美丽的生命就这样倒在了鼓角争鸣与刀光剑影之下，那么又是谁酿成了这一幕幕历史惨剧呢？有人曾说，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其实就是由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文化支撑起来的社会。那么由此推断，朝代的衰落灭亡理所当然应由男人承担。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就像是一面旗帜，旗帜一挥，引领着广大臣民莫不遵从。而“三纲五常”又成为儒家思想文化的理论架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成为“礼之大体”。男人们按他们自身的道德需求来要求女人们具有什么“停机之德”，成为“贞女烈妇”。可是他们又做了些什么导致了亡国之恨、失妻之辱呢？
我们先看两位亡国之君——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或折射出个中原因。
李煜虽为亡国之君，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却占有非凡的地位，因为是他开创了词亦可抒情的先河。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这样评价李煜的词：“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当然他的书法造诣也颇深，他擅长行书，喜欢使用那种虬曲而颤动的笔法写字，被称为“金错刀”。相传他“撮襟书”，即作大字不用笔，卷帛沾墨而书。他曾将南唐秘府所藏的书法作品，命徐铉刻成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法帖——《升元帖》，供人欣赏和临习，可是遗憾的是，如今这部法帖早已湮没在烟波浩淼的历史的大海中，而荡然无存。
如此才华横溢的一代帝君，却从锦衣玉食沦为阶下囚，因此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往事充满了怀念、追忆，亦或是悲愤、悔恨之情。“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忧楚成为了传诵至今的千古名句，真实地表达了一代词帝在亡国之后，身处异国他乡而产生思国怀乡之情，对此王国维评价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可谓以血书者也。”
也许历史就是一幕幕相互雷同的剧目，不断重复上演。在李煜被俘之后的１５２年，相同的故事又在俘虏了李煜的宋太祖赵匡胤的后人——宋徽宗赵佶身上重演，他的结局甚至比李煜更为凄惨。
赵佶为宋朝第八位皇帝，他荒淫腐朽。但是在中国２０００多年封建历史，３４６位皇帝中，赵佶却无疑是最赋艺术气质、最才华横溢者。他首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直到今天尚无出其右者。他的花鸟画，在充分掌握了对象的形态后，以特有的笔调活灵活现地传达出对象的神韵，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他痴狂地热爱着书画艺术，他甚至将写字、作画作为科举升官的一种考试方法。可是就在他完全沉浸在翰墨飘香、丹青溢彩中时，金兵的铁骑却踏破了宫中的宁静，靖康二年１１２７年他与其子钦宗赵桓同为金朝所虏，押解北上。在押解途中，其爱妃王婉容等被金兵强行索去，受尽了凌辱。到金国都城后，又被命令与赵桓一起穿着丧服，去谒见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庙宇，后又被金帝以侮辱性地辱封为昏德侯。后来在囚禁期间，他写下了一些诗句，如其中一首：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精神与肉体双重折磨下的凄苦、悔恨和哀怨。
时光再往下递减，到了元朝末年，凤阳人朱元璋夺取了天下，建立了大明王朝。为了巩固统制，针对北方的残元势力，他从东北到西北的边塞线上，分封了自己的诸子为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诸王。他的十四子朱楧被封为肃王，临行前朱元璋将一本宋刻本《淳化阁帖》赐于其携带。据说当时每个王府约配备三个护卫指挥使司、二个围子手所、一个仪卫司。到了末代肃王朱识鋐，肃王府更是“护卫军士多至三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等。”由于优越的物质条件，充裕的时间，良好的环境，历代肃王都不约而同地喜欢上了书法这一“国粹”，而且都颇有造诣。例如，从碧血碑我们可以看到肃怀王的诗——语言凝练、韵律工整；字——潇洒飘逸、遒劲灵动。可是就是这块金石味极浓的诗碑，竟成为了末代肃王诸爱妃的殉节之所在。在肃怀王之后的诸位肃王对于书法的狂爱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肃宪王在朝夕临摹《淳化阁贴》后，觉得应让其更为发扬光大，而流传万世，于是他请姑苏人温如玉、南康人张应召二人将《淳化阁贴》临摹精刻于富平石上，并亲自题写了跋语，其中有“雨粟泄秘，代传厥神。镌惟宋擅，允为世珍。建国获授，永保虑湮。殚精重勒，大明万寿”的字样。可是这一工程尚未完工之际，肃宪王却已崩殂。末代肃王朱识鋐继续其父未尽的事业，到了天启七年，这一浩大的工程历时七年终告完成，这就是闻名天下的肃府本《淳化阁帖》。为了缅怀其父，夸赞阁帖的工艺精湛，朱识鋐还写下了带有“新旧不爽，毫发俱在”字样的文章。也许他正提笔自我欣赏这一得意之作，墨迹尚未干时，义军即已兵临城下。当然整个天下也并未“大明万寿”。
书法是一项高雅的艺术，这是不争的事实。几位亡国之君都沉迷于此，这不由的使人想到一个成语——“玩物丧志”。爱好上可陶冶情趣的书法本无可厚非，因为爱好是一种调节剂，是一种生活的补充。可是大家一定要记着，爱好一般前面都要加上“业余”两个字，也就是说他要给主业让位。前面几位帝王如若专职从事艺术，那他们绝对都是顶级的艺术家，毫无疑问可以流芳千古。可是他们偏偏要肩负君王的角色，正因为沉浸于艺术而成为了丧权辱国的亡国之君。历史上唐太宗、乾隆等帝王也非常喜欢书法艺术，可是他们非但没有亡国，而且还开创了“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这说明他们能很好地把握爱好与主业之间的重心。还是《菜根谭》中一句话说的好：“徜徉于山林泉石之间，而尘心渐息，夷犹于诗书图画之内，而俗气潜消。故君子虽不玩物丧志，亦常借境调心。”
臧克家在诗歌《有的人》中写道：“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到了清顺治年间，狄道进士张晋在游览了肃王府后，写下了《过故肃邸》一诗：
直北王宫天与齐，寒烟深锁大荒西。
斜阳尘掩红棂闭，古木云封苍叶低。
帝子渚光花漠漠，王孙阶上草萋萋。
可怜歌舞当年地，几树残杨鸦乱啼。
而这离肃王府废弃尚不足十年，昔日“天潢贵胄抒翰墨清芬，琬琰沉酣琳琅兴处”的肃王府早已是荡然无存，也许只有碧血碑掩映在荒草凄凄之中了。
又数百年过去，碧血碑老了，的确老了，就像一个老妪，似乎背不起历史的负载，她像是在无言地倾诉着历史的更迭、朝代的兴亡，但是从无人关注她的存在，更不会有人静心聆听她的倾诉，任风雨浸蚀着她本已斑驳的肌体。在民国二十五年，由邵元冲主编的《西北览胜》曾刊有一幅碧血碑的照片，从照片上看，只有碑下两行，约十个字残损。从这幅照片刊发以来，可以看到不足百年，而碧血碑的残损超过了这幅照片拍摄之前的数百年的破损。
碧血碑虽然老了，她只是默默地矗立、无言地倾诉，像是向人们“讲故事”。好的故事是可以使人们奋发向上的，孙中山先生在童年时，就是听太平天国遗兵冯爽观讲故事，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因此，我们也不妨静下心来，听听碧血碑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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