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笔写人生：追忆乡镇优秀通讯员李秋红老人
□朱侠
一直不想提笔，是不想再次抚摸离别的伤痛。恍惚间，老岳父已离世10年整，那年他74岁。这位老人直到离世前，也没有放下他手中的笔。因为赶写《莱芜日报》一篇镇上计生方面的约稿，他不顾心脏的不适，仍以病床为案，一字一字地抄写，可惜文稿未完就撒手人寰。由于他的视力越来越差，按约定，本来这篇稿件是由我代老人家抄写的，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未能赴约，没想到，这竟成了他老人家的绝笔。我也为此深感遗憾，至今挥之不去。
老岳父与文字打了半辈子的交道。在他的卧室里，除了一张床，一张写字桌，就是他自己订阅的报纸杂志了。一摞一摞的，按年、按月装订，整整齐齐地放满了屋子。凡是载有自己发表的文章的报纸杂志，他都另外装订成册，他的底稿也都完好无损地单独存放。这是他的“宝贝”，这是他的“命”，不经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随意翻动。我也不例外。
他一天也不停下手中的笔，几乎每天都有文稿出手。他关注民生，即使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他来讲也是大事，不仅要写出来，还要反映上去。“空中村”“断头路”“假种子”“劣化肥”……事事想老百姓所想，处处急老百姓所急。当然，更多的还是一些“正能量”报道，移风易俗、孝子孝孙、邻里和谐、行善义举……都是一篇篇见诸报端的赞歌。
退休前，他是一位没有一点儿“官架”的乡镇干部。他是从原羊里拖配厂(现山东九羊集团)“一把手”位子上走进羊里镇政府的，干过镇的广播站站长、计生主任、副镇长、纪检书记等职，不同的职位，为他写稿件提供了便利。作为一名领导，他的讲话稿都是自己写、自己讲，很多是即兴讲话，而且清楚条理；他老是穿一身褪色了的中山装，骑着一辆老式“大金鹿”，走街串巷，了解民情，搜集素材；他的草稿纸大都是捡拾来的烟盒子纸，或是别人用过的“翻面纸”，节俭的程度令人咂舌；他的卧室兼书房，阴暗潮湿，多处墙皮脱落，我没有见过如此简陋的领导“陋室”。
退休后，仍在他的“陋室”里笔耕不辍。他一辈子没有混上一套楼房，市区没有，镇上也没有，但他整天乐呵呵的。闲暇时，在他自己开垦的三分洼地里种点小菜，在他狭小的院落里喂养几只小鸡，他的“富有”任你使劲猜也猜不出来。除了五间低矮的平房，还有当年我和妻子搬家时，替换下来的一张旧双人床、一张旧沙发、一台17吋旧彩电，老人舍不得扔，填补了他老人家空空的房子。在这座房子里，他老人家的文章登上了《人民日报》《中国人口报》《农民日报》《半月谈》《文汇报》《大众日报》《农村大众》《莱芜日报》……如今，随着80多岁岳母的去世，这座房子里的书稿和贴满墙壁的各级各类“优秀通讯员”奖状显得更加孤寂了。
“金笔写人生，陋室留芳名。”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这是他老人家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遗产”。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晚饭后，一位村民来托他办事，临走时留下一盒大鸡烟，当他发现时，已经很晚了，可他二话不说要给那位村民送回去。我就劝说，时候也不早了，明天退吧。他说，符合政策的要想办法给人家办，不符合政策的坚决不能办，别说一盒烟，一支烟也不能收，不然的话，人家怎么看党的政策，怎么看我们的人品？马上退回！我无话可说，那盒烟还是他亲自送到那位村民家里的。文如其人，他敢写敢为，赢得了百姓的好口碑。
我有幸成为这位老人的女婿。在此之前，老人家就在全镇家喻户晓。“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从我记事起，他洪亮的声音每天早上就从家里的小广播匣子里传出。后来，我替家长到镇上聆听了他的一次大会报告，再到后来，经人介绍，我成了他家的常客。他喜欢写稿子，自然喜欢识文解字的。我是学中文的，又是老师又是党员，他更是喜欢有加。老人家说话，“三句话不离本行”。当他问到我为什么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时，我用一句“没时间写”来应付，没想到，他老人家严肃地批评了我。从此我被“逼上梁山”。
那时我还在青海省的一所师范学校任教。为了不负老人厚望，开始尝试写稿投稿，没想到，我写的《让散失儿童进学堂》的文章竟然在《青海日报》上发表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无论是在县纪委做秘书，还是在村里当村书记，还是在国企办公室，还是到现在的做学校宣传工作，我撰写的通讯、评论、诗歌、散文、随笔等也频频见诸国家、省、市级报刊。我还多次被评为《莱芜日报》优秀通讯员。这也算是了却了老人家的一桩心愿吧。
李秋红老人的确是一位优秀的乡镇通讯员，他用大半辈子的时间写稿，始终为老百姓鼓与呼；他用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的自觉行动，诠释了一位乡镇干部的责任和担当。在他去世时，邻里邻村的百姓排起长队为他送行，哭声撼地，场面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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