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起“反托”斗争大旗
雁山园内以前的教学楼
雁山园内幽美的学习环境，进步师生与反动势力曾在此思想交锋。
□本报记者李广西陈跃文赵伟翔韦斯敏文/图
在桂系当局的干涉下，校长杨东莼及进步老师被迫离开了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广西师专），选派了郭任吾（校长）、施云、秦强等托派分子接掌师专，从而反动势力逐渐在学校占据主导地位。这让已树立共产主义思想的陶保桓急坏了。
在这关键时刻，已辞职回家的前广西省教育厅厅长李任仁发挥了扭转局势的关键作用。在杨东莼离校不久，李任仁为了继续实施教育改革，把广西师专按既定方针办下去，他运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推荐原教育厅主任秘书陈此生去师专主持教务。陈此生与李任仁志同道合，思想开明进步，还与不少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保持着良好关系。因此，通过陈此生的关系，学校又聘请了杨潮、陈望道、夏征农、马哲民等一批外省的中共党员教师和进步教师。
在党员教师和进步教师的指导下，陶保桓英勇无畏地展开反托派斗争。紧接着，表面看似平静的雁山园里革命激流涌动。
迎新生争夺战
“斯派和托派的斗争是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问题的大辩论开始的。”2019年4月16日，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黄伟林在接受寻访组采访时介绍，1935年春夏，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传播到广西，托派教师施云等借机宣传托派言论，很快在广西师专点燃斯派和托派的斗争。
托派即托洛斯基派，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应该等到自己发展壮大后再起来革命；中日战争是两国资产阶级的事，工人阶级不应该支持抗日战争；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投降主义；中国抗战必败、必亡；红军长征是逃跑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权等谬论。而斯派即斯大林派，主张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抗战必胜。
两大阵营的斗争很激烈，托派校长郭任吾、反动军训大队长农峻狼狈为奸，企图在学校招兵买马，压制师专同学中掀起的反托派斗争。而进步教师中，以陈望道和熊得山为领导，在课堂上公开批驳托派分子的讲义，“论战最初在晨会上进行，秋季学期后发展到校墙报上和公开讨论会、辩论会上。”
“学生方面，陶保桓挺身而出，进行针锋相对的彻底的斗争。”黄伟林说，陶保桓常常在学校壁报上发表批判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有理有据地驳斥托派观点，结合学校师生和其他省市公开的实际调查所得资料，论证托派“理论”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公开辩论之外，陶保桓还组织同学发动了迎新生争夺战。1935年秋，新生开学时，托派利用有利条件，采用许愿升官发财等手段去收买新生。陶保桓立即行动起来，利用其活动能力强、熟悉人多的优势，掌握了新生的录取名单，在新生入学之前就分配人员通过各种关系做争取的工作。陶保桓以热情诚恳的态度虚心听取同学意见、要求与愿望，帮助他们了解情况、熟悉环境，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并抓住主要环节，从引导新生读马列著作入手，提出问题共同讨论。“他对同志像火一样的热情，但对敌人却是毫不留情，不把敌人斗倒绝不罢休。他学识渊博，听他谈论问题，即使连续几个小时都不感到厌倦，使人深受感染。他思维活跃，善于做宣传发动工作，他在哪里出现，哪里的气氛就变得异常活跃。”
因此，许多新生到校不久，便提高了觉悟，认清了形势，成为反托派阵营中的成员。陶保桓本人争取了周甲铭（蒙谷），又通过周甲铭的关系，争取了熊兆祥（江萍秋）、岑立翔、邓剑葳等。由于大多数同学站在反托派一边，使托派在这场争夺战中无法施展伎俩。
组建“反托”同盟
新生争夺战失败后，托派势力气急败坏，转而幻想在改选学生会、班会干部中捞一把，使斗争由暗斗变成了更为尖锐的明争。
为发展托派组织的斗争工具，托派校长决定搞一个御用的学生会，并将事先准备好的候选名单硬塞进来。陶保桓带领多数同学都赞成民主选举，反对硬塞候选人，校长吓得脸变色，见势不妙只好宣布散会，夹着尾巴溜走了。在最后的选举中，陶保桓凭借出色的活动能力和极高的威信，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学会生的重要领导职务都为反托派同学所掌握。
还有一次，学校膳团杀猪，校长郭任吾的小老婆仗势把猪心、猪肝拿走，陶保桓毫不犹豫地带头揭露这种行为。郭任吾闻声大怒，立即召集全校师生集会，宣布要开除进步学生。会后，陶保桓立即机智地串联各班，组织各班代表到校长家说理。陶保桓理直气壮地说：“拿走猪肝、猪心是铁的事实，任何人都无权侵占集体东西，领导不但不过问，反而开除提意见的同学，这种做法是对的吗？”在学生的坚决反对下，学校偷偷地收回了决定。
反托派斗争一次次胜利不但把多数同学团结起来，还争取到许多进步教师的支持。1935年10月，陶保桓向中共党员教师杨潮汇报了反托斗争有关情况。杨潮认为为适应新形势，应建立秘密学生组织。他还提议用“反帝反法西斯同盟”作为名称，以体现目前时局和共产党的主张，对学生有号召力。于是，陶保桓与同乡同学路伟良（又名杨江）等一起几次在雁山顶、良丰圩边召集各班骨干研究工作，以教学班级为单位发展盟员。很快，同盟成立并制订了纲领：在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德国法西斯，拥护苏联；在国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三省，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主张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战。根据杨潮的指示，把这个纲领秘密分发给进步同学进行传阅，凡同意的都可吸收为盟员。
“从此，陶保桓组织的反托派斗争结束了过去没有组织活动的历史，同时转入了直接在党的领导下深入开展革命斗争。”黄伟林说。
而由于同盟成员经常碰头和讨论问题，从而引起了托派势力的注意。同盟成立不久，在师专附近的大松林里开过一次30多人参加的大会，陶保桓传达文件刚结束，便接到外面负责警戒的同志发出“有狗”的警报，大家立即撤离会场。1935年冬，学校突然公开宣布开除反托派斗争骨干莫效康（又名莫西凡，忻城县思练人，他哥哥莫效昂是黄埔军校的学生，1927年参加广州暴动牺牲。他哥哥留下不少革命书刊，莫效康经常将书刊带到师专宣传进步思想）。陶保桓领导发动盟员揭露托派当局无理开除学生的胡作非为，并向省府控告郭任吾，形成了强大的攻势，使莫效康不久后得以回校复学，那份所谓的黑名单也只好悄悄地收了起来。
开辟舆论阵地
黄伟林介绍，不断的反托派斗争让陶保桓在思想上和斗争艺术上得到快速提高，也使他认识到必须加强理论宣传，让广大青年学生加深对进步思想及抗日救亡的认识。因此，他通过各种渠道，订阅到上海出版的不少在当时是秘密的读物，如《救国时报》和 1935 年红军长征途中发布的《八一宣言》等，利用读书推广运动宣传马列主义。而且在反帝反法西斯同盟组建不久，他还加入了进步刊物《月牙》的创刊工作。
《月牙》创刊于1935年11月16日，由陈此生、陈望道、夏征农等发起创办。当时，编辑委员会由5人组成，其中3名教师、2名学生。经过与校长郭任吾斗争，陶保桓和陈大文当选编委。
陶保桓除了积极协助三位老师工作外，还积极发表战斗檄文。1935年12月，陶保桓在《月牙》发表了《五全大会与最近中日问题》的文章，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不是半推半就的走狗式的南京政府，而是直接的统治。”蒋介石“若一意孤行的继续出卖国家与民族，即蒋介石的统治，不毁于日帝国主义之手，亦必消灭于国内倒蒋运动中。”还指出：“我们中国现在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中，所谓中日问题，绝不是任何和平的外交方式所能解决，是和是战，这已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所要考虑的，不是应否或能否对日作战，而是怎样对日作战。”这些观点，充分表达他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批判以及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从中看出他的革命思想已经相当成熟。
在《一九三五年的中国农村》一文中，他总结了1934 年与同乡同学路伟良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的材料，指出“南京政府复兴农村的成绩，简言之就是：水灾、旱灾、兵匪、死亡、流民等遍及全国的惨酷活画。”“在南京政府复兴农村运动下1935年的中国农村……其结果是水灾、旱灾、人祸遍中国，造成千百万劳苦农民群众的流离失所，死亡载道，这完全是南京政府一手造成的罪恶。”“要真正地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决不是统治者的欺骗口号可以完成，唯一的是劳苦大众自己才能完成。”通过文章，他号召广大贫苦农民起来革命，推翻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的统治。
《月牙》很快成为进步师生思想宣传引导的主阵地，进步师生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热情歌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无情抨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揭露蒋介石南京政府对日投降、对内镇压的政策，“就像月牙儿的清辉，拉开了夜幕，映照着大地，让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人们体会到革命的希望和勇气。”
（未完待续）
新闻推荐
大塘镇六安村致富带头人麦宝恩返乡创业成立大塘镇惠农生态农业种养专业合作社，以收购蔬菜、养殖香猪为主，带动周边群众脱贫...
忻城新闻，有家乡事，还有故乡情！连家乡都没有了，我们跟野人也没什么区别。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忻城县一直在这里为你守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