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蜕变 □覃寿娟
我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写下我出生的小山村——象州县象州镇沙兰村。沙兰村距县城仅五公里,依山傍水,花红树绿,若是以现在人的眼光来看,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沙兰村,应是个世外桃源。可只有在桃源中生活过,才知道生活有多艰辛。
山村的清晨,始于鸡鸣狗吠。天空尚未放亮,村庄上空已是炊烟袅袅,捣衣声,舀水声,牛哞声,猪叫声,打破了山村的平静。大人要在生产队长的出工哨声之前,把家事安排妥当。这是山村的日常,也是我们家生活的日常。
当年母亲是被下放到村里的,父亲并没有跟着下来,我们三兄妹跟着母亲生活,母亲自然辛苦许多。当母亲上工,两个哥哥去上学后,我才起床,吃了两碗稀饭后,我便像疯丫头一样,在村里四处游荡。村里没有幼儿园,如我般还没到上学年龄的小孩子,聚在一起玩累之后,几乎都会去找吃的东西。一个月才吃上一餐肉,口粮不够,常常吃玉米粒、三角麦充饥。嫩芽、花苞、野果,就是发霉的甘蔗种,我们也吃。缺衣少食的年代,谁家的孩子不是馋猫!
村里的房子都是泥土夯的墙,条件好点的,有瓦片盖着,条件不好的,只能盖茅草。我家是瓦房,隔壁邻居家盖的是茅草。在我记忆中,邻居家挺凄惨的,男主人老婆死了,一个男人带着三个孩子,一只手还只剩一小截,据说是参加国民党军队打仗致残的。他家几乎家徒四壁,白天的采光就靠屋顶茅草中镶嵌的两块玻璃,晚上,挂在梁上的灯暗淡得人脸都差一点辨不出。风吹雨淋,草容易腐烂,每年的秋冬之际,他家都要加盖草片,男人就用残存的手臂挟着梯子,另一只手拿着草片,艰难地往上挪……以致于我后来读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常常想起这个画面。
七岁,我到了上学年龄。村里有学校,但教室不够,晒谷场边生产队的工具房就充当了临时教室,一、二年级是复式班,我们上课,大人收放工具哗哗响,实在让人难静心。
八岁时我家搬到了县城,我在县城读了书。几年后,母亲因病去世,家就散了,寄宿在学校的我,假期只能回沙兰村的舅舅家。
那时已经实行分田到户,但没有农业机械,全靠人们的一双手从土里刨食。特别是暑期抢收抢种的“双抢”季节,天微亮,大人小孩就得往田地赶。最辛苦的莫过于中午时分,上烤下蒸,人的头发衣服全湿透了,几乎要中暑。天黑收工,简单地吃了晚饭,大家仍是不得歇,得把当天割下的稻谷用牛拉石轱辘脱了粒才能睡。那日子,是恨不得一日掰作两日过。
接下来,人们还要收花生,剥蔗叶,秋收柴草,冬砍蔗……农活仿佛永远做不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后来舅舅也把家搬到了县城,我师范毕业工作后,也鲜有回村。清明节,偶尔也回去祭拜祖先。
随着岁月的流逝,乡亲们的生活有了新变化,村里人不再是仅仅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青年人开始进城打工做生意,家庭挣钱实现多点开花。大家不仅是吃饱了肚子,鸡鸭鱼肉也能敞开吃,“月食一餐肉”的日子已不再。村子到县城的砂石路,变成平坦的柏油路。人们陆续建起新楼房。学校新楼成了村子里最漂亮的建筑,孩子们可以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读书。当然,幼儿园也有了。种地有政府补贴,农活机械耕作,人们的劳动就变得容易了许多。村子后山的石林也被开发成为旅游景点,名曰石巷迷宫。有村民在山前种上美丽的桃花,办起了农家乐。自来水引进了家家户户,水泥路铺到了家门前。道路的改善,村子里买小车的人也多起来。富裕起来的村民,对孩子的教育也特别重视,原来村里鲜有的大学生,如今已变得稀松平常。前几年,有个胡姓人家的孩子考上了清华大学,在小山村轰动一时。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富民强不再是梦想。沙兰村的蜕变,正是这巨大变化中的一个缩影。如果说祖国的强盛如大海,那么一个个小山村蜕变就是一股股细流,汇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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