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是被谁破坏的？（上）
王道士敦煌莫高窟藏经阁
陈寅恪的“名言”
进入“敦煌藏经洞陈列馆”，院内正面的一块大石颇为醒目，陈寅恪先生的“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赫然在上。从其商品部购得一册《莫高窟史话》，书中也有这样的内容：“从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接着就是外国探险者接踵而来，大量的文物因而流向海外……所以陈寅恪先生叹息道：‘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这句话被勒石刻碑，又被书籍征引，似乎坐实了陈寅恪先生所言的真实性与权威性。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陈寅恪先生在其《敦煌劫余录·序》中的确提到过这句话，原文是这样的：“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
“或曰”者，“有人说”之谓也。这句话不过是陈寅恪先生列举的当时或有的一个说法，这个说法不仅不是陈先生的观点，在接下来的文章中，陈先生因对这句话“知其不然”，还进行了反驳和否定：“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请举数例以明之……倘综合并世所存敦煌写本，取品质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有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籍，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集》）
通篇所论，无非是敦煌艺术研究的学术问题。从学术的角度看问题，陈寅恪先生并不认为我国“敦煌学”之落后，乃因“精华已去，糟粕空存”。不仅国内尚存的敦煌文物，不让“异国及私家之所藏”，而且以我国典籍之繁富，相互参考印证，亦足可弥补资料之不足。因此，将敦煌文物之散失称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陈先生对这种说法并不赞成。
陈寅恪先生在为历史学家陈垣先生的《敦煌劫余录》作序时，的确指出了值得我国学术界忧虑的问题，他所感叹的只是这样一种现象：敦煌学“自发见（现）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
由此可见，“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并非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而且是陈寅恪先生并不赞成的意见。有关方面为了借重陈先生的“光影”，将他并不赞成的别人的意见，无中生有地作为陈先生的名言，而且勒石刻碑，著文引证，显然是十分牵强的。
被“妖魔化”的王圆箓
王圆箓，清末民初道士，祖籍湖北麻城，出生在陕西，因家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在此期间入道修行，人称“王道士”。
王圆箓是藏经洞的发现人，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在多数的官方文件和权威论著中，王圆箓都被视为莫高窟文物流失的千古罪人；在一些旅游小册子中，更被描写成愚昧无知、贪图小利，出卖文物，损害国家的卑劣小人。对王道士“妖魔化”的极致是余秋雨的《道士塔》：“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余秋雨简要读本》，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
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
敦煌学术界及官方主流观点都认为，莫高窟藏经洞，由道士王圆箓于公元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所发现，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
发现藏经洞，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事件，其意义要放在当时的时局中考察。1900年，刚刚跨入新世纪的门槛，日薄西山的清政府，试图凭借义和团盲目排外的力量向各国列强宣战。当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及一干王公大臣仓皇出逃，“狩猎”西安。藏经洞就是在此前不久发现的。
偏居西北一隅的王圆箓，当然不知道国家局势如此动荡，但他在发现藏经洞后的7年间，为保护洞中的文物，仍作出了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王圆箓的确不懂这些藏品的文化价值，但他本能地意识到这些东西的重要性。根据专家学者的考证，王圆箓采取的第一个保护措施，是请来本地乡绅征询意见。大家认为，这是先人们的功德物品，应该原地妥善保存；如果流失损坏，则是造孽、罪过，还是留在窟内为好。他采取的第二个措施，是尽快向官府报告。数次上报官府并附送样品，要求上级机关予以保护。发现藏经洞不久，王圆箓徒步50里路赶往县城，向当时的敦煌县令严泽汇报，并奉送藏经洞两卷经文做样品。可惜严县令目不识宝，王圆箓无功而返。
1902年，新县令汪宗瀚上任。王圆箓又选出一包写本及绢画去拜见。汪县令对金石学颇有研究，他看过样品后，也颇感惊异，事后还专程前往考察，却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只是将王圆箓送来的经卷、佛画挑选出数件，分数次寄赠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昌炽对金石学和古文书有较高造诣，在看过有关经卷后，也为其文化价值所震惊。1903年末，他一方面函请汪宗瀚实地考察，一方面报告甘肃藩台建议其将文物运至兰州保存。
王圆箓陷入长久的等待之中，于是又挑拣两箱经卷，骑着毛驴行程800多里赶赴肃州（酒泉），拜望他当兵时的老上司、安肃道台廷栋。这位道台大人颇具书法造诣，看过经卷后竟然认为，这些书法还不如自己写的好，表示不感兴趣。但道台大人念及老部下从数百里之外送来经卷的劳苦，便将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上报甘肃藩台，建议将这些文物运省妥藏。
甘肃藩台先后收到文武两位官员（叶昌炽、廷栋）的报告，1904年，却以敦煌到兰州路途遥远，耗资巨大，银两难筹为由，仅给汪宗瀚发了一纸“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的命令。
1906年，敦煌新县令黄万春到任，向清政府学部呈交《敦煌县乡土志》，第一次向中央政府汇报了敦煌发现藏经洞之事：“县治南四十里千佛洞，光绪庚子孟夏，新开沙压佛龛，乃掘得复洞，内藏番汉佛典、铜铸佛像、纱绢绘造佛像”云（《敦煌遗书之厄与学术观点之窒》）。惜乎这只是一册地方志，而非正式报告。
王圆箓无奈，竟斗胆给清廷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写了一封秘密奏折。然而，此时的大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哪里还会顾及偏远地区的文化事件。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9年（宣统元年），由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北京展示了敦煌文物，引起京师学者的关注，清廷终于决定将藏经洞存留文物运交京师图书馆保存，并承诺由朝廷拨款收购。这笔经费后被敦煌县府截留。王圆箓没有收到款项，于是请人以他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催募经款草丹》向朝廷催要。（《莫高窟道士王圆箓评传》）
从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到起草《催募经款草丹》，历时9年。这期间，王圆箓四处募捐，积攒钱财，清除洞窟积沙，修补毁损建筑。发现藏经洞后几次三番、长途奔波报告官府，以求文物得到妥善保护。1900至1906年，如果任何一位、任何一级政府官员，对这些文物实施有效保护，都可以避免1907年斯坦因到来所导致的大量国宝流失海外的痛心事件。
藏经洞的文物流失了，作为“不动产”的莫高窟命运也好不到哪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白俄残部阿连阔夫等近500人，被新疆方面押送敦煌。1921年6月，当地政府竟以确保敦煌治安为由，将所有白俄安置在莫高窟中，莫高窟成了白俄残部的收容所。这些白俄官兵一住就是5个月，致使莫高窟惨遭蹂躏和破坏。他们将洞窟和门窗、匾对尽行拆卸，刀砍斧劈，当成烧火的木柴。他们在洞窟内毫无顾忌地生火、做饭，大量珍贵壁画遭烟熏火燎，面目全非。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这些绝望的白俄，对大量泥塑断手凿目，挖心掏腹，对壁画胡乱涂抹，乱刻乱描，在莫高窟的绝世珍宝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耻辱印痕。
余秋雨曾煞有介事地感叹道：“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道士塔》）王圆箓是没见过世面的道士，不懂业务的农民，让他管理莫高窟，无疑是外行领导内行，由此导致国家文物外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想一想半个多世纪后的“文革”时期，进驻莫高窟的军宣队、工宣队、农宣队，和王圆箓管理莫高窟又有什么区别？
任继愈先生评论“敦煌遗书”被盗事件，曾为王圆箓说过几句公道话：“尽管王道士在发现后不久报告过清政府，清政府却漠然处之。这样单靠王道士一人之力，自然是无法也无能力来保护它的。于是无可避免地也就决定了这批遗书的不祥和悲惨命运。”的确，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对于我国的文化事业，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伟大的功绩；本国官员对藏经洞文物私藏、分赃、行贿、变卖式的掠夺，并不比西方探险家的行径光彩多少；文化遗产属于整个人类，这些文物应有一个稳定、安全的归宿，王圆箓的行为并非罪过。（未完待续）
据微信东方历史评论
历史是过去岁月发生的客观事实，但由于立场、视角的不同，对同一史实的解读或者存在差异，但历史事实本身仍存在于过去的岁月之中。苏联曾经实施过一个被称为“控制过去”的纲要。俄罗斯国家档案馆馆长鲁道夫·皮霍亚在2003年第43期《星火》杂志发表文章称，当局认为对档案实施控制，可以迫使研究人员作出“控制者们”设计好的那种结论。斯大林时代对于某些史实，或反复强调，强力灌输；或永远封存，无限期保密；或隐恶扬善，文过饰非；或无中生有，虚构伪造。这几种类型，一般都可称为“历史选择主义”，而后面两种类型，则可称为“历史涂改主义”。笔者参加过一次敦煌采风活动，对照现场参观的印象，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在莫高窟文物流失的问题上，我们的历史记录与史实同样存在着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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