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最好的校长
我心目中最好的校长
□杨利民
陈世勇先生是受人尊敬的爱国者、革命者、教育家。上世纪四十年代国难当头，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青年远征军，走进“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抗战历程。复员后，他进入兰州大学读书，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参加了中共地下党，义无反顾地投身反独裁、反专制的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兰州大学军管会、甘肃省政府教育厅工作。组织把他调到正在初创的、仅三个班、地处天水乡村的一所初级中学，他立即举家离开繁华的省城，在马跑泉镇一干就是七年，把学校办成六年制完全中学，成为天水名校，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后来，他先后被选调到兰州一中、酒泉中学、酒泉师范……每一处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很多年以前，一连几个寒冷的夜晚，在作家赵叔铭的陋室，我们俩围着小火炉喝茶聊天，反思陈校长几十年前的一场教改。回顾那段往事，既温暖又沉重，既亲切又苍茫。陈校长主导教学改革是顶着巨大政治压力、冒着极大风险进行的。他表现了难得的勇气和高超的智慧。他不顾来自各方面的明枪暗箭，冲破阻力一往无前，这种改革先行者的精神和品格，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非常宝贵的。
“文革”前对陈校长的严厉批判，“文革”中他遭受的深度迫害，一方面摧残着他的身心，一方面反而助推了他的“正能量”的扩散，形成了他在教育界，在社会上广泛持久的影响力。
以我在甘肃省委任职期间的了解，陈校长不仅在酒泉、兰州、天水的教育界有特殊的影响，在全省也都有影响。陈校长执教几十年，可以说在陇原大地遍布贤者弟子，声名远播京华。
前些日子，我去看望九十一岁高龄的陈校长，老人听力已明显衰退（“文革”中他的耳朵被打残），我们谈话有时不得不借助纸笔。越是久远的事，他反而记忆更清晰。他对每一个学生的询问和关心，都使我感到温暖。
五十年前，陈校长经常表扬我的大楷。这次我给陈校长又交了一张“作业”：“峥嵘岁月风雨人生，阳光品格红烛精神。”
临出门，陈新民给了我这本书的清样。我回来边看边想，这不正是大家和陈校长的笔谈吗？
这本书以“弟子说”为主，其中收录的文稿、访谈录和信函，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生动地反映了陈校长教育生涯的光彩片段和艰难步履，表达了弟子们对陈校长的崇敬和爱戴。每一个作者都记叙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个讲述人都述说着他或她心目中的陈校长。我注意到，有几位不约而同地谈到：要是多一些“陈校长”，会不会有“钱学森之问”？
作者和讲述人中有我的老师，我的同班同学，我的中学校友，有我在敦煌、酒泉及甘肃各地的同事。打开书，仿佛面对熟悉的音容，倾听亲切的笑声，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共说我们的陈校长。
当然，编辑出版这本书不仅是为了大家的书面交流，也不仅仅是为促成弟子和校长的笔谈，更重要的是在融合几代学子集体记忆的同时，又以个性化的视角，回顾审视那些渐行渐远的年代；因而，这本纪实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不容忽视的文学价值。
此前，编者陈新民也完成了一部同一主题的作品，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韩小蕙点评这部作品时说：“并不是说‘华美\’才是散文语言的圣地，‘质朴\’同样能绽放出散文的国色天香……陈新民的长篇散文《父亲和他的学生》几乎是以大白话记述了他父亲的中学教师生涯，还有他教出的一个个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学生们。这样的师生关系于今天似已看不到，但看不到不等于从来就没有，不等于不应再朝这个高峰去学习、去奋斗、去努力升华，去重新找回教育的真谛和教育的崇高……”这段论述，同样适宜把握这本《我们的老校长》。
（《我们的老校长》，陈新民主编，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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