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两孩，你准备好了吗？
十八届五中全会“全面放开两孩”，一阵欢欣鼓舞过后，大家静静地想了想，这不是夫妻俩人的事一一一怎么生好、养好孩子，与生殖健康、妇幼保健、入托入学等许多相关行业与部门密不可分。
那么，要生“老二”，家庭准备、公共服务、计生工作都能跟上吗?妇女权益能得到更好地保障吗?
“二宝”来了，家里人都准备好了吗?
“自己年龄大了，年迈的父母也需要照顾，再要一个谁来照顾?”江西上饶市信州区70后市民缪慧只有一个孩子，一直盼着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真正放开了又很纠结。
她的第一个孩子已经上初中，现在开始备孕，过两年大的读高中，小的才出生。缪慧说:“高中正是学习紧张的阶段，再生一个孩子，大家都会分心，这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而西安市70后妇女杨雪说:“西安已经有人算出来养二胎要63万元，但我主要考虑的不是钱，而是像我这样的年龄，生孩子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有影响吗?还能不能生出高质量的孩子?真的害怕缺陷儿出生几率高啊!”
陕西省卫计委主任戴征社分析认为，孩子今后抚养和教育成本不断增加、女性担心自身的工作和事业发展受到影响、优质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的不足，这些都导致不少家庭做出生育决定时犹豫不决。
各地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一年多来，生育热情没有出现预期中的井喷现象。陕西省于2014年3月1日正式启动这项措施，截至2015年9月底，全省共受理单独夫妇申请19680对，审核批准19152对，出生人数9005例，平均每个月申请1055对，没有出现扎堆生育的现象。
多数研究认为，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背离是不争的事实。山东威海市符合政策的家庭中，有70%明确表示愿意生育二孩，但实际申请量不足6%。郑州市金水区大石桥社区，符合政策61%的人表示想生二孩，但实际申请不足25%。
从全国来看，2014年因新政出生的人口仅为47万，远低于每年新增200万的预期。而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5月底，全国1100多万单独夫妻仅有145万申请再生育。
信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办公室主任江铁山说，传统的“儿孙满堂”“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在淡化，绝大多数人的生育数量意愿是一至两个子女，三到四人的家庭将成为主要的家庭模式。
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开展了“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在对全国31个省份3万多个家庭的调查结果显示，计划生育家庭总体发展水平明显高于非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健康管理、代际互动等方面。
角色变了，卫生计生工作跟得上吗?
今年51岁的刘巧云是位干了近30年的“老计生”，作为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计生服务站站长，她对计生工作最忙碌的那些年记忆犹新:“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那段时间是计划生育工作抓得最紧的时候。当时队伍浩浩荡荡，十几个人一起去动员生育了二孩的妇女结扎。”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认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目标已由控制人口增长为主转向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计划生育工作需顺应新形势，加快推进职能转变，同步提升管理和服务能力。
基层卫生计生机构已经逐渐开始了角色转变。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卫生院副院长刘淑娟说:“威远镇是县城所在地，共有7万人口，尤其是大量在外务工的流动人口，他们的一系列婚育证明都绕不开威远镇卫生院。现在卫生计生工作整合了，卫生院代替威远镇人民政府办理计生相关行政工作，包括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公共卫生等。”
而“普遍两孩”政策的实施，让很多35岁以上的女性有机会再次怀孕生子，这也给我国出生缺陷防治工作带来挑战。以北京市为例，从单
独二孩的年龄结构来看，36岁到49岁的高龄产妇约占17%，去年三级助产机构的高位孕产妇所占比例达到45.6%，高龄产妇越来越多，对孕产妇的安全管理也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
我国是出生缺陷的高发国家，全国每年新增出生缺陷90万例，其中出生时临床明显可见的出生缺陷有25万例左右，出生缺陷总发生率是5.6%。出生缺陷已经成为我国婴儿死亡和伤残的重要原因，也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刘巧云说，孕前一级预防在减少缺陷儿出生方面成效明显，但仍有部分孕产妇因为遗传、个体差异等原因，导致农村地区的缺陷儿远远超过城市。
2014年，彭泽县上报的缺陷儿有6个，2015年已经有7个。
“一个缺陷儿，影响数代人。”刘巧云告诉记者，如今在城市已经极为普遍的二维或四维B超产前诊断，受经济条件限制，在农村依然比较少见。
孩子多了，公共服务能“齐步走”吗?
为了上班方便，西安市民李琳把家安顿在城市远郊一片新建住宅小区中。在这套80多平方米的二居室里，李琳夫妇住一间，两岁多的儿子和外婆住一间。
孩子快到入托的年纪了，李琳这才留意到很难在周边找到合适的幼儿园。李琳说:“附近只有一所私立幼儿园，名额有限，得托熟人才能报上名。且不说收费要比公办幼儿园高出许多，吃住条件也不太令人满意。”
听闻全面放开两孩政策，李琳思忖一下说:“再等等吧，过几年经济条件好了换套大点儿的房子，孩子入托上学方便了再考虑。”
“要不要再生一个?”每个家庭如何选择，不仅取决于国家政策，还要看上学、看病、社保等公共服务条件是否能够支撑，而上学难、看病贵等一系列多年痼疾至今仍困扰着不少地方。
在北京，2014年全市分娩量为24.9万，三级甲等助产机构一床难求。在陕西，由于缺少省
级的儿童医院，西安市儿童医院长期以来承担着全省乃至周边省市儿童的医疗保健任务。
延安市宝塔区柳林镇中心小学有27个班，1600多名学生，其中80%都是留守儿童或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记者在这里看到，有不少班级都是挤满了六七十个孩子的“超级大班”，到了课间休息时间，由于场地有限，只能有一部分孩子在操场上玩耍。
副校长何新军说，这几年新入学儿童数量有增加的趋势，随着生育政策调整，学生数量还会不断增加。“教学和户外活动空间已经没有余地，孩子多了，怎么给这些留守儿童及流动儿童足够的关爱和帮助，也是我们的新课题。”
从另一个方面看，对妇女权益的保障应进一步提高。在南昌一家媒体工作的陈诗蕾担心，全面两孩后，因独生子女而奖励的3个月产假会取消。可是多生一个孩子，妇女的负担会更重，工作会更受影响。
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说:“下一步要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做好政策的衔接。要加强生殖健康、妇幼健康、托儿所幼儿园等公共服务的供给。要帮助有特殊困难的计划生育家庭，要便民、利民，做好服务工作，把这件惠民生、利长远、合民心、顺民意的好事办好。”据新华社
来自“普二”试点地区的报告
当不少地区沉浸在国家放开全面两孩政策的喜悦中时，位于燕山深处的河北省承德市却平静如常。早在３０年前，承德和甘肃酒泉、湖北恩施以及山西翼城县就低调地启动了“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试点。
承德市农民王劲泉有两个儿子，老二是在实施试点后两年生的。“当年全家就指着地里收成过日子，多一个孩子就多个劳动力。”他回忆说。他的话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实情。“欠发达农村地区只生一个男孩，对解决生产生活问题的确有困难。”承德市卫计委副主任孙瑞国说，老百姓对１９８０年实施的一孩政策有抵触情绪。
河北承德、甘肃酒泉、湖北恩施以及山西翼城县地处“老、少、山、穷”地区，经济不发达，生育意愿较为强烈，生育水平在全国也处于较高水平。正因为如此，从１９８５年开始，这些地区陆续在当地农村实施“晚婚晚育＋间隔”的“普二”政策。
适当宽松的计生政策会不会导致人口激增？在全国人口数量剧增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计生工作者的心中。但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承德在试点第二年开始，人口出生率曾一度回升至２０‰左右，３年后便恢复至比全面一孩政策实施时还低的水平，之后持续下跌；酒泉在“普二”政策实施之初也出现过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一定幅度回升的现象，但从实施３０年的数据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均低于全省和全国水平，并在继续下降。
２０００年，山西翼城县的总人口是３０．０２３万，实现了试点政策之前制定的把人口总量控制在３０万人左右的目标。１９８２年至２０００年，翼城县的人口增长率全面低于全国、山西省和临汾市。
二孩政策对调整当地人口结构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承德市的人口结构呈现出顶部圆锥、中部和下部相对均衡的圆柱形结构，青壮年及以下各年龄段人口的数量相对均衡。而承德市中心城区双桥区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绝大多数家庭人口结构形成“４＋２＋１”金字塔形模式，是典型的人口衰落型模式。
最近十几年，承德市拿着“生育证”推迟生育的家庭越来越多。双塔山镇通沟村有１３４户家庭，共计４１５人，其中６０岁以上９６人，１８周岁以下户籍未成年人３２人。“大家普遍不愿意多生。”村支书胡光海说。如今，这些试点地区的计生干部担心的是，出生人口继续萎缩。承德市卫计委规划信息科科长王继国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脱离了土地和农业生产，教育水平高了，生育意愿更低了。”
“生活压力、抚养成本是我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承德钢铁公司８０后职员张春然说，“把生育权还给我固然是好事，不过生不生是我自己的选择。”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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