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柏尺牍平复贴伯远贴析
◇石空
平复帖
伯远帖
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
柏顿首顿首。阔久不知问，常
怀思想，不知亲相念
便见忘也。诏家见遣，
来慰劳诸国。此月二日来到
海头，未知王问，邑邑！天热，
想王国大小平安。王使
□□俱共发，从北虏中与
严参事往，不知到未。今
遣使苻大往通消息，
书不尽意。李柏顿首顿首。
释文：
李柏尺牍文书是否是李柏写给焉耆国王的信函。1908年由日本橘瑞超发掘于楼兰遗址，现保存于日本。信函有两份，分别写在长23厘米，宽27厘米和长23厘米，宽39厘米的麻纸上。纸张细腻光滑，可能是当时西凉地区所用的最好的官方用纸。
李柏是西凉派驻楼兰的西域长史。长史是汉朝设立的官职，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和参谋长。汉时丞相、将军均有长史官、军方的长史可以率兵指挥打仗，那位“只愿生入酒泉郡”的悲情将帅班超就是一位将兵长史。汉时远离长安的郡太守也有长史，协助太守料理政事掌管军事防务，是一个手握军事实权的官位。
关于西域长史，孟凡人认为：从秦始二年后，每况愈下，可能在秦始六年，至永嘉四年间撤离楼兰。
楼兰文书中永嘉四年（310年）、六年（312年）和建兴十八年（330年）年号是在凉州再度稳定局势后，西域长史又进驻楼兰。前凉亡后，西域长史不复存在。
西域长史地处楼兰距凉州1000多公里。它虽隶属于凉州刺史节度，但由于路遥函稀，很艰管理，因此，它实际属于郭煌郡直接管辖，前凉时期属于沙州管理。
西域长史是中国西北最远的、却也是权力最大的行政机构。其一，它全权管理安排辖区的居民的生活，楼兰地处边远偏僻、自然条件恶劣，本地土著居民加上军队以及来往商贾，生活资源和生产资源的供应负担沉重，全靠内地长途运输补给，主要靠在当地屯田种植解决。楼兰木简记载并反映了当时的农耕兵垦情况。（注，见西域长史府）屯田军官张佥手下有21个士兵，种田512亩，军官梁襄手下26个士兵，种田379亩，还要兴修水利，保证农田灌溉，以弥补军粮不够之忧。其二，负责丝绸之道畅通和来往使者商队的安全。丝绸之路在鼎盛时期，中西交流的人流、物流络绎不绝，可谓是首尾相望。“使者相望于道。”（注《史记·大宛列传》）记：“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入九岁，近者数岁而反。”楼兰长史乃一方政府当然要维护社会治安，系各方平安于一身。其三，协调兼安抚、监视西域诸国的动向。当时西域有六大政权各个拥兵自重，自成体系，楼兰长史既要负责调停各小国之间的纷争，又要协调西域各国与中原王侯的关系。其四，楼兰长史府即当时行政机构，又是军事机构，是一种军政合一的行政体制。地处西域各派势力包围之中的楼兰，要始终保持强大的军事威摄力，时刻准备着迎战御敌。
李柏所处的是前凉时期。西晋之后，中国处于“五胡十六国”的又一次分裂时期。晋惠帝（301年）时，张轨出任凉州刺史、护善校尉。314年，张轨病死，其子张寔继任，七年后被属下所杀。345年张骏在凉州称王。张氏是凉州世家大族。前凉对西域的控制实质是凉州张氏集团的控制。前凉继承晋制，在楼兰设置西域长史府，在高昌设置戍巳校尉。晋咸和三年（公元327年）戍巳校尉赵贞谋反，自立为高昌郡，次年5月，西域长史府李柏率兵平叛。它的前身是西护府护府，始建于公元前60年，止于公元前107年。史料称：“至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前107年），因西域而不复置都护。”
西域长史府是中原王朝在西域的战略支点和前哨阵地，是管理西域的最高政权机构。据史载，西域长史府的长史与内地其他地区的长史不同，其他地区的长史是 附从，而西域长史则是西域的主官。也就是说，李柏是西域的最高长官。
魏晋王朝取得政权后，虽然国力消弱朝廷各派争夺加剧，各地纷乱不止，但王朝阶层和汉王朝一样在对待西域的问题上头脑是清楚的，保持并丝毫没有放松对西域的统治力。这一时期，西域各邦趁中原无暇顾及边事，纷纷征讨，李柏被赵贞打败而归。后张骏亲自出兵讨伐，平定叛乱，将赵贞抓获问罪。西域重新恢复了和平。
魏晋时期，以楼兰西域长史、高昌戍巳校尉为前沿，玉门关长史为后援形成品字型的军事态势，李柏身处“前敌指挥部”担当重任。《晋书·张骏传》记：“西域长史李柏请出叛将赵贞，为贞所败……竟以减死论”。赵贞是高昌驻军的最高长官，楼兰残纸中几次提到他，残文“逆贼赵”，“尚书臣柏言焉”，“即以……贞□逆”，“赵……自为逆”等，“同为丞臣君更远”，李柏赵贞真有点兄弟相残的味道。
孟凡人认为：李柏文书写于325年5月4日，写给焉耆王龙熙，意在通报情况，为发起对赵贞部的攻周，作准备。焉耆王龙熙是西域最大军事势力，李柏进攻驻在高昌的赵贞，必须要路经焉耆控制的地区。据文书内容分析，李柏的信写在从凉州与张骏商定讨伐赵贞，返回楼兰之后。文书中提到焉耆使者和“严参事”一同，经取道北虏返回焉耆的。“虏”历史上是对少数部族的蔑称。据王国维考证“北虏”是指活动在天山东部一带的鲜卑游牧部族。“严参事”一行绕道“去北虏中”，李柏文书的意思很清楚，除了致以深情问候，联络感情外，也想试探一下焉耆王见到从凉州返回的使者及严参事的态度。严参事并非西域长史属下，而是直属凉州的官吏，他与焉耆使者从凉州至焉耆之所以绕道，可能是临行前，张轨对他另有秘密使命。（注，王国维：“北虏者，匈奴遗种，后汉以来，常在伊吾车师间，晋时此地为鲜卑所据，谓之北虏者，用汉时语也。”）（注，关于柏文书写于何时，见孟凡人《楼兰新史》236页—237页）
李柏文书大体上讲述的意思是：尊敬的焉耆国王，下海头西域长史柏向你问好。别来无恙，阔别久矣，常常想念你啊，我们什么时候方能见面重逢一述旧情呢？今日派人带些慰问品，略表心意，天气炎热，望国王及家人注意身体，全家平安。焉耆使者和严参事离开凉州，取道北虏，想必已经回到焉耆了吧，我派遣使者前往你处，带去亲信以便互通消息，书不尽意。李柏文书的潜台词十分清楚：在凉州，我们已经商量好联手讨伐逆贼赵贞，对策事宜，此次凉州方面特派严参事和贵国使者一同前往做北虏工作，以求得北虏理解和支持，出兵即好，不出兵至少保持中立，你我之间要保持紧密联络，能力合作拿下赵贞。避免腹背受敌之虞。不想此役李柏却被赵贞打败。后来张轨亲自率部才将赵贞擒获。
李柏文书的发掘经过。李柏文书是1903年初由日本人橘瑞超在楼兰发现的。他是继斯文·赫定和斯坦因之后第3个进入楼兰的外国人。当时，他不满20岁。李柏文书初次公开是1915年，日本国华社出版的《西域文化资料》。1962年日本法藏馆出版的《西域文化研究》。奇怪的是1988年日本书道教育会议出版的《楼兰发现残纸·木牍》一书未收入李柏文书。关于李柏文书的准确发现地点，目前存在争议。由于橘瑞超不是专业考古者，当时对李柏文书未作详细记录，他的探险日记后来又毁于火灾。研究的各方只是根据橘瑞超提供的一张出土文书的照片来判断其位置的，因此，一部分学者认为应在LK古城，一部学者诊断在LA古城。一纸在中国书法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墨迹竟然至今弄不清楚“出生地”，这不禁让我们对20世纪初那场列强对中国文化资料的疯狂大劫掠心生遗恨，它是中国心头永远的痛。但这却无妨于对李柏文书本身书法价值的存在，以及现在书法意义对它的考证和解读。
李柏的两份文书率意、洒脱、规整却丝毫没有程序化和刻板的成分，入笔以尖锋为主，收笔以钝锋为主，尖锋和钝锋形成强烈对比增加了笔画的生动性和趣味性，一笔之内使用稳定均速和略带战备的行笔方式，使笔画的中间部分显得厚重、墩实，墨色凝重即是淡墨也显得明快、晶亮，由于书者使用多种笔法所以使笔画的力度和表现力大增，在结构上，上下错落，左右异奇，有的被加长横画，使其与比其它笔画形成强烈对比，如“五”、“七”、“今”、“台、”事“、”“大等字，“使”、“迥”、“覆”、“罗”、“从”、“北”、“虏”每个字摇曳多姿，风格多变，但连在一起构成了非常和谐而又动感的章法，在处理独自和连字的关系上，仿佛是一曲优美的乐章。这种笔法和结构显然是楷体的章法，但却比楷体显得生动有趣，这为我们提供了楷体和行书变异过程的雏形。行书的笔法和楷体的章法融合在一起，形成似楷非楷，似行非行的变化，特别是一些如“到”、“顿”、“柏”、“消”等左右字形的处理非常巧妙，“消”字的“氵”写的很小，“肖”部写的很开阔，“氵”和“肖”不成比例，“氵”和“小”写成沙字底下的月部写得很大，仿佛是月撑起了沙，这种字结构妙趣横生，童味十足，令人赏心悦目，古人在处理字结构方面是有创造性的。再比如“海”、“头”、“亲”，海“氵”和“每”字上撇与横画相连，头字的“豆”部和“页”部相背却比翼盼顾，亲的“亲”部和“见”部神态各异，“亲”字的笔画有意加密，而“见”字方框有意加宽加长，形成两部的虚实对比，疏密对比特别是见字的弯勾撇写成了一个非常有力度的大弯，出笔上挑，使字的走势有一种上扬感。李柏充分利用笔画的外开性来表达自己的书写感情，每一笔都看上去神采飞扬，神态各异，如“域”的斜撇笔力强劲，锐劲显露，把斜撇作为一字的主笔，“大”字的撇和捺相连，撇向捺的过渡使用了大幅度的翻锋，这种写作的笔法非常新颖，从临摹的角度讲，它很难临摹。翻锋所表现的笔法内部运行十分复杂，难临摹，一方面表示这种笔法对书写的功底要求很高，要求书者手腕的控制能力和力到达笔尖的准度要拿捏并配合的十分准确。另一方面这种翻锋笔法已经失传，因为我们在后来的书法作品中很难看到这种笔法，仔细观察其由捺向撇转化时，手腕向左旋转而笔尖则向右旋转，成为两股笔力的扭力才形成了捺画的力度，仔细观看捺画的飞白处的笔毫行进的线路不是直线而是曲线，这样一种笔毫的伪曲线恰恰是笔力老辣古朴的表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一捺呈破锋的姿态。在现代笔法中被认为是不能出现的败笔，而在这里却恰恰反映出书者急于表达的急切心情，李柏写信是有求于焉耆国王，和下面“书不悉意。李柏“顿首顿首”连起来把李柏急于平乱的心情表达的淋漓尽致，十分生动的反映出书者当时的写作心态，把它和严真卿的《祭侄稿》并列来读，均可反映出书写者在特定情绪之下的书法激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如前所述李柏第一封文书是楷体味较重，而第二封文书则是行草味较重。两种不同的书体表现书者不同的书写意境，第一封信是草稿字字斟酌，句句推敲，边想边写，写写停停。第二封则是字连意畅，已经想好了再写的，因此第一封信表示出书者书写时犹豫不决，瞻前顾后的心态，第二封信则表示出书者胸有成竹，一气呵成的心态，在中国书法中我们很难看到名家在两种不同心态下书写同一内容的作品，而且很多大书法者总是把自己的草稿付之一炬，只留下了“成品”作品，因此，我们也很难从同样内容来对比不同书写心态下书法作品。而李柏的两封文书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就总体而言李柏两封文书都具有放荡潇洒，明快通透的魏晋自有书风。他是那个时代书风的具体体现。 （下转A15版）
五月七日，海头西域长史、[关内]
侯李柏顿首顿首。别□□□
恒不去心，今奉台使来西，月
二日到此（海头），未知王消息，想国中
平安，王使迴復罗，从北虏
中与严参事往，想是到也。
今遣使苻大往相闻通
知消息，书不悉意。李柏顿首顿首
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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