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汉简 辉煌时代的记录
居延汉简 辉煌时代的记录
本报特约撰稿人 阳飏
20世纪30年代初，由中国、瑞典、德国、丹麦等国人员组成了西北科学考察团，1930年4月20日至5月8日，考察团成员瑞典学者贝格曼在居延长城烽燧遗址发掘出汉代木简。随着考察、挖掘的深入，最后共计出土了一万多枚汉简。
居延汉简和殷墟甲骨文、敦煌遗书、故宫内阁大库档案，并列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
发现居延汉简
瑞典人贝格曼的《考古探险手记》记录下了发现居延汉简的情景：“在坐落在一个强侵蚀山顶的烽燧和旁边房屋废墟下面，我发现有院墙的痕迹。当我测量这个长方形墙体时，钢笔掉在了地上。当我弯腰捡钢笔的一刹那，意外发现钢笔旁有一枚保存完好的汉朝硬币——五铢。于是，我开始仔细四处搜寻，不一会儿发现了一个青铜箭头和另一枚五铢……第二天从最东边开始挖掘，很快就发现了窄条的木简。这个发现使我激动不已。我们带着极为兴奋的心情又开始四处搜寻起来。果然，不一会儿就找到另几块保存更好的木简。其形状大致与斯文·赫定在楼兰古城找到的写有一篇手稿的木简一样。斯坦因也在甘肃西北部和新疆发现过这种东西。”
就是这支无意中掉落的钢笔，引出了居延汉简的发现。贝格曼甚至还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老鼠洞：“里面有稻草、丝绸碎片、碎绳子和削下来的碎木头。很明显，在写了字的木简不必保存时，就用简便方法把有字的表面削掉再重新写字。”他还戏称这些被老鼠拖回去的木简碎块，构成了一座属于老鼠的小小“图书馆”——用一句中国俗话形容就是：老鼠拉木屑，大头在后头呢。
考察团的考古学家中还有中国的黄文弼。黄文弼曾在楼兰土垠遗址发现汉简七十二枚，而贝格曼则在居延地区掘得汉简一万多枚，这是有史以来出土数量最多且内容十分重要的一次重大发现。
“居延”是匈奴语。匈奴曾经有一个叫作驹衍的部落在此游牧，因而得名。驹衍即气候温暖、水草丰美之意。还有说，居延即是“驹衍”之意。也是说这里水草丰美，适于牲畜繁殖。后来渐渐演变成了居延。
居延隶属河西四郡的张掖郡，汉代不仅在此先后设置了居延县，还修筑障塞烽隧，设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屯兵驻守。这一万多枚汉简就是当时管理和驻守此地时留下的历史档案。
居延汉简由新简和旧简两部分组成，人们习惯将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称旧简，70年代出土的叫新简。新简旧简共有三万多枚，大多发掘于金塔县境内肩水金关、大湾城、地湾城等汉代烽燧遗址。
罗振玉、王国维以斯坦因在敦煌等地发现的汉简为研究，出版的中国第一部关于简牍的专著《流沙坠简》——这名字用来概括居延汉简，似乎一样形象贴切。
居延汉简的意义
居延汉简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汉代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法律、哲学、宗教、民族等许多领域，它不仅记录了居延地区的屯戍活动，而且还保存了一批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官方文书，这些都是研究汉代历史的珍贵文献资料。
居延历谱，可谓是我国最古老的日历之一。
居延医简表明，汉代居延地区，中医、中药已得到普遍应用，不论是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还是丸、散、丹、剂等治疗药物配剂，都能在出土汉简中查到实例。
居延汉简多是西北边塞烽燧亭鄣的文书档案。根据简文记载，汉代的居延地区，为了军事防御设有两都尉，即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其中肩水都尉府即为今大湾城遗址，都尉有都尉府，都尉府属官有都尉丞、侯、千人、司马及其他僚属，都尉驻地称城，侯官所在称鄣。城尉下属有司马、千人、仓长等。都尉府直接的下属军事机构称侯官，侯官的下一级军事机构是部，部的下一级即燧，燧有燧长，管辖戍卒，少则三四人，多则三十余人不等，这是最基层的瞭望防御组织，与今日的哨卡职能近似。边塞的戍卒其服役的性质可分为燧卒、鄣卒、田卒、河渠卒、守谷卒、亭卒等。简文中所记载的武器，名目繁多，最常见者为弩。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万余骑兵逾居延，破匈奴。
居延汉简详细地记载了发现敌情的时候，长城要塞烽火台的作用。1974年在甲渠侯官遗址出土了被称作是居延“防务警备令”的《塞上烽火品约》木简十七枚。“品约”是汉代的一种文书形式，用于同级衙署之间签订或互相往来的文书。《塞上烽火品约》是居延都尉下属的殄北、甲渠、三十三井这三个要塞（即“鄣”）共同订立的临敌报警、燔举烽火、进守呼应、请求驰援的联防公约，条例规定，在匈奴人入侵的不同部位、人数、时间、意图、动向以及天气变化异常等各种情况下，各塞燧燔举烽火的类别、数量、方式、如何传递应和，发生失误又如何纠正等。
关于农垦屯田的记载，在居延汉简中占有较大比例。因为汉武帝时期，为解除匈奴在西北的长期威胁，出兵河西、居延一带屯田，随着汉代对这一地区的经营，留下了大量的简牍文书。其内容涉及屯田组织、农事系统、屯垦劳力、田仓就运、田卒生活、剥削形式和剥削量，以及农具、籽种、水利、耕耘、管理、收藏、内销、外运、粮价、定量等等。
我们还可以从居延汉简中了解到汉代的养老制度、抚恤制度、吏制等内容。
《汉书》记载刘邦称帝不久，即下诏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以十月赐酒肉。”
居延汉简记述有“月存视其家，赐肉卅斤，酒二石。甚尊宠，郡太守，诸侯相，内史所明智也”。由此见证了汉代养老制度。
《建武三年居延都尉吏奉》册，记载了窦融任河西五郡大将军期间，颁发的居延官吏俸禄文书，文中载有“居延都尉，奉谷月六十石”，“居延都尉丞，奉谷月卅石”，“居延令，奉谷月卅石”等内容。类似于我们现在每月的工资表。居延汉简中，有名有姓的戍边士卒就达上千人。资料显示，这些士兵来自全国二十个郡六十五县，南阳、汝南、汉中、淮阳等诸多地方。
史书记载，居延海曾经比鄱阳湖还大，面积达720平方公里。
13世纪初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描述居延海：“水源充足，松林茂密，野驴和各种野兽经常出没其间。”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这样描述他1927年所见到的居延海：“但见成群的水鸟、鸳鸯、灰鸥和白鸥、天鹅及一队红嘴的小鸟在水上翩翩翱翔、嬉戏。”
居延汉简中记载有“载鱼五百斤往乎觻得（今张掖）贩卖。”
上个世纪50年代居延渔场还年捕大头鱼10万斤。可以想见当年的居延海一望无际荻花翻浪的美景。
2001年，国务院专题研究黑河流域问题，并批准《黑河流域近期治理规划》，改变生态环境恶化局面，要让居延海重现昔日波光粼粼的壮观景象。
居延汉简背后的故事
考察团将这批汉简运到北平后，贝格曼要求带回瑞典。但遭到刘半农、沈兼士、周养庵，以及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众多学者坚决反对，因在考察团出发之际，双方的协议中就对发掘的文物归属作了明确的规定，凡是有文字的资料都要留在中国。
在众多学者的据理力争下，这批汉简被留在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但是仍有三千多件文物被贝格曼带走。20世纪50年代中瑞建交的时候，这批文物才回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按照中瑞协定，将这批汉简送到北平图书馆保存，理事会推马衡和北大教授刘半农整理研究，后来又将汉简转存到北大图书馆。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大批人南迁，北大师生及部分图书也转移到各地，由于时间仓促，居延汉简和同样存放在这儿的汲冢汉简等文物已经无人顾及了。
沈仲章是刘半农先生的弟子，当时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干事，他十分清楚这批居延汉简的史学价值，他决心把这批汉简安全转移出去。还有几个北大的滞留人员和刘半农的另一位弟子周殿福也参与进来，他们先后分四次把居延汉简偷运出来，转移到北长街的一个小庙里。
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沈仲章本打算将这批汉简转移去沪的念头落空。他想起了当时不在北平的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便设法与他取得联系。经反复筹划之后，决定先将汉简运往天津，然后再转运香港。
为了安全，沈仲章走之前将汉简存放到德华银行保管。抵达天津之后，他便委托中立国瑞士的伯利洋行代办托运，居延汉简运抵天津后，寄存在伯利洋行。
汉简到天津后，一晃半年，无法安全启运香港，心急如焚的沈仲章最后冒险买票，想迅速离津去港。
沈仲章事前买通检查员和搬运工，躲过了日本兵的检查，将汉简运上轮船。轮船到青岛后，由于临时装运另外一批货物，在青岛还要停泊十几个小时，沈仲章便下船寻找在青岛的其他教授，并顺便给长沙发电报，告知汉简已南下请派人到香港接收。谁知电报发完回来时，轮船已经开走了。沈仲章赶忙给船长发电报，请他帮忙把箱子交给船上的吴景祯先生，让到香港后交给香港大学校长蒋梦麟。
汉简运到香港后，徐森玉特地从香港给在长沙的傅斯年发了一封电报：“本简已全运港。拟用公（傅斯年）及仲章、鸿宝三人名义存香港大学。务希电允。排比影印亦拟进行，并盼指示。回电由许地山转。”
当时在香港大学的蒋梦麟校长、许地山教授等人协商后，决定将汉简暂时存放在香港大学，具体由沈仲章整理、照相，然后交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制版印刷，可惜后来书版皆毁于战火。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眼看香港也将沦陷，经众多学者商量后，当时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的胡适表示，“适当谨慎担负，务求安全无危险，请诸兄放心。”
在胡适的努力下，这批汉简设法运到了华盛顿，存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后来胡适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批汉简又从美国运回台湾，交付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保管。
20世纪60年代，台湾出版了《居延汉简图版之部》。
埋藏在地下两千来年的居延汉简，出土后经历了太多的世间变故，正因为如此，才更显出传奇与魅力。这批居延汉简，就像是等待着与这个世界某一天的再次相遇一样。如同有着血缘关系的亲戚，相遇了，然后把曾经的秘密述说出来——假若把这批汉简堆叠起来，是不是可以形成一座纪念碑的形状？一座有着那个时代血脉和体温的纪念碑：为了让后代倾听和纪念。
（本栏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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