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三十载 《悬泉汉简》呈现世间
悬泉置遗址复原示意图
卫星地图显示的悬泉置遗址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华静文/图
在甘肃省酒泉瓜州与敦煌之间的戈壁荒漠中，沉睡着一个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驿站。1987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揭开了这个尘封驿站的神秘面纱，让这个记载了丰富历史片段的驿站重新焕发了生机，从驿站中出土的数万枚汉简向世人字字珠玑地诉说着它们背后的故事。而因为数千年的侵蚀，很多字迹已经斑驳脱色，甘肃省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如历史的解谜者般，在辛勤耕耘了30年之久后，终于在近日整理出版了《悬泉汉简》第一卷，这一考古界的重大成果以全新的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
“悬泉”之名何来
这一专业著作的顺利出版离不开几代考古工作者的艰辛努力，甘肃简牍博物馆研究员张德芳就是这些考古工作者中的一员。他将这三万多枚汉简背后的故事跟记者娓娓道来，“1990年到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历时3年对悬泉置进行了详细的考古发掘，共出土汉代简牍35000余枚，其中有字简牍23000余枚，其他遗物3000多件，此次发现被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悬泉汉简出自悬泉置，那么，“悬泉”一名是如何出现的呢？张德芳告诉记者，这个名字大概早于悬泉置的设置。根据《凉州异物志》记载：“悬泉水，一名神泉，在酒泉县东一百三十里，出龙勒山腹。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还，士众渴，乏水，广利乃引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三军赖以获济。今有祠甚严，郡侯岁谒。”
清代学者张澍在所撰《凉州异物志》的序言中推测，《凉州异物志》应为汉晋时敦煌人宋膺所作，与史书多有徵引的《宋膺异物志》同为一书。上面的记载虽然附会了太初年间（公元前104至前101年）李广利伐大宛的故事，还衍出“酒泉”二字，但大致可以肯定，李广利伐大宛之后、悬泉置设置之前，“悬泉”一名就已出现在敦煌一带。后来北魏人阚駰的《十三州志》、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北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以及清人在道光年间所修《敦煌县志》，都曾抄录上述记载。只是删去了“酒泉”二字并将其系于敦煌县之下。
汉晋时期，“悬泉置”设置于此，“悬泉”一名频繁出现于几万枚汉简之中。《续汉书·郡国志》敦煌郡下刘昭注引《耆旧记》曰：“国当乾位，地列艮墟，水有县泉之神，山有鸣沙之异，川无蛇虺，泽无兕虎，华戎所交，一都会也。”刘昭是南朝梁人，去古未远，知道此地是两汉时期的一大名胜，同悬泉置的设立应该有很大关系。
隋唐以后，根据敦煌遗书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记载，此地曾设过悬泉乡、悬泉驿、悬泉镇、悬泉堡、悬泉守捉（驻军机构）等。唐五代时期，悬泉乡是敦煌县十四乡之一，悬泉驿是当时十九驿之一，悬泉镇是曹氏归义军时期八镇之一，悬泉守捉亦为开元年间的重要军事驻地。
《后汉书·盖勳传》“敦煌广至”李贤注：“故城在今瓜州常乐县东，今谓之县泉堡是也。”根据敦煌遗书《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大历四年手实》的记载，此地当时还有稠密的人口和大量的可耕土地，足可说明隋唐五代是继两汉以后悬泉地区的又一个繁荣期。
跨越三十载
那么，是怎样一个契机让埋葬了数千年的悬泉汉简重见天日的呢？张德芳说，1987年，在全国文物普查之际，敦煌市、安西县（瓜州县）文物普查小组相继在安敦公路甜水井道班东约三公里处的三危山北坡发现散落的陶片和残简。由于当时此地的归属不清，敦煌和安西两市县出现了地界争议，安西县博物馆张淳率先到泉水出露处的石崖上书写了“贰师泉”三字，落款为“安西文物普查队”，时间为1987年4月25日。根据时任敦煌市博物馆馆长荣恩奇在《敦煌悬泉置遗址的发现》中记载，敦煌文物普查队荣恩奇、韩耀成、朱群、何建明、张生恒等一行5人于1987年11月26日抵达悬泉置所在地，并发现了悬泉置遗址。当年12月15日再至其地试掘，得汉简六十二枚，其中有“效穀县泉置啬夫光以亭行”的签牌。
1988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岳邦湖率领何双全会同敦煌市博物馆荣恩奇、韩耀成、张玉茂、张生恒以及安西县博物馆张淳、李春元、李宏伟等来此进行调查，勘察确定了遗址范围、性质、时代等相关问题。1990年下半年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从1990年10月开始，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敦煌市博物馆进行了正式发掘，经过三个年度四次发掘，至1992年年底发掘结束。
张德芳补充道：“悬泉汉简中最早的纪年简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最晚的纪年简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前后跨越218年。其内容大致涉及这218年及其前后若干年的历史史实，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社会以及边地风情、日常生活等。尤以邮驿交通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资料见长，是两汉丝绸之路的实时档案和原始记录。
这样一部学术巨著，为何让业界和大众等待了30年之久呢？张德芳回忆：“1992年，发掘工作正式结束后，1993年便进入了漫长的室内整理期。主要是对简牍进行拆包、清洗、缀合、编号、登记、描形、释文等，将有关尺寸、质地、形状、类型、完残程度、文字内容、时代纪年、呈现格式等依照每简编号记入档案。不是专业人士难以想象这项工作的繁琐与复杂。”他说，出土文献的整理涉及的学科比较多，悬泉置出土的简牍数量庞大，难度也比较大。首先，它涉及到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还有一些其他的历史文化方面的学科。其次，文字的辨识很困难。虽然汉字基本上不属于古文字的范畴，但是也不是那么好辨认的。因为每个人的笔迹不同，写法也不同。再次就是保存的状况导致的。有些字风吹日晒后就消失殆尽了，即使有埋在深处保存好一点的汉简，很多字也是似是而非，隐隐约约，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一下就能把它准确认读出来。很多字的意思大致的要连贯在一起才能解读，否则单独一两个字，根本无法释疑。最后就是人力比较缺乏和机构变化的原因。因为这诸多原因，导致从发掘到整理研究称谓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慢工出细活
“虽然经历了30年，但这已经是我们经过最大的努力所获得的成果了。”张德芳诚恳地说：“悬泉汉简18000余枚，拟分八辑出版。每辑收录原简约2300枚，彩色图版和红外线图版同时呈现，释文置于图版左侧。剩下的七部我们预计大概在3至5年之内完成，这个过程是慢工出细活的，其实是一个特别清苦又很艰难的工作，就是要求我们的专业人员要踏踏实实地坐下来，认认真真地分析研究，通过我们的努力把错误率降到最低。”
谈起当年整理期间的趣事，张德芳回忆：“当时，外地专家李均明先生背来了他们自己改装的简易红外线阅读器，兰州方面依样画葫芦也拼装了两台。三个组每组一台，一条一条重新释读简文。经过改装的红外阅读器虽然构造简单，但简文释读效果大有提高，很多过去一般光线下不能看清的字，赫然间清晰可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大家加班加点，不辞辛苦。元旦过节，大家都在屏幕前，一字一句，争论不休。苦在其中亦乐在其中。”
后来参与此次项目的专家胡平生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样一批人，就整体能力而言，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无论是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全世界范围内，都算是释读西北简牍能力最强的班子。经过这个班子‘过滤’过的释文，虽然不能保证完全没有错误，但至少可以说，已经把错误降低到最低的程度”。“再后来，我们购置了进口的红外线扫描仪，把所有汉简全部扫描一过，用扫描的高品质照片在电脑上反复释读。这次出版的《悬泉汉简》就是在这近30年的漫长过程中，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我们释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形成的。”
2019年9月13日至16日，编撰合作单位邀请国内古文字学界、简牍学界、秦汉史学界和敦煌学界的专家学者齐聚敦煌，召开了《悬泉汉简（一）》整理校稿暨审稿、定稿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各抒己见、集思广益，对《悬泉汉简》第一辑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校核讨论，为再整理的最后阶段。直到今年12月18日，这部孕育了30年之久的著作终于如初生婴儿般呱呱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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