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关渐近故乡远
陈新民
河西走廊位于甘肃西部，南依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北靠合黎山、龙首山、马鬃山脉。绵延一千多公里的狭长地带，片片绿洲人烟稀少，水丰地广，宜农宜牧，历来是中国移民活动最频繁的地区。河西有我第二故乡，移民情结是我永远的珍藏。
古老舞台的流动角色
英国历史学家赫·乔·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一书中指出：“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的血液既在耕地上也是在草原酿成的。”无独有偶，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在酒泉农村插队时，有位老农的一番比说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大意是那些喜欢背着手走路，踏一条直线行进的人，大都是汉人移民的后代；而走路晃肩摆胯“占地方”的，身上可能有马背民族的血脉。这种说法中有多少合理成分很难说清，但河西土著主要是由游牧民族与历代移民融合却不假。因此，有人说，从河西走廊民族生成图像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形成的缩影，这话是有道理的。
回忆老农的戏言，我又想起幼年时在酒泉农村看到过的传统社火“地奔子”：一群男性舞者头戴尖顶翻檐毡帽，身着毛织斗篷，还披挂着一圈琐琐吊吊的饰物，手中摆动一支牦牛尾巴，身体时快时慢地旋转着， 头和肩随着羊皮鼓的节奏颤动，显得神秘而奇异，有点像电影里的萨满巫舞……
我还想起在张掖工作时，当地方言圈的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比如“丢展啦你”（你快一些）一语的主谓颠倒的语序，反映了阿尔泰语系的语法现象；一些无宾语现象如“你猫”（你看），一些事物名称如“拉拉子”（水桶）等，与蒙古语、藏语等有着亲缘关系。这些迹象，不难看出古代游牧文化的遗痕。
河西走廊历史上一直是民族迁徙、征战、交流和融合的大舞台。先后在这个舞台担纲主演的有鬼方、猃狁、羌、月氏、乌孙、匈奴、吐蕃、党项、蒙古等。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后，突厥、回纥、波斯、鲜卑、吐谷浑等，都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不同文明的深深印记。现定居在肃南的裕固人，肃北的蒙古人，阿克塞的哈萨克人，新近迁居玉门、瓜州的东乡和藏族人，都为河西走廊引进了宝贵的人文资源。古往今来这一切，对形成河西人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风沙湮灭的军屯图景
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后，为保障丝绸之路畅通，曾加强经营西域的战略格局。据记载，这段时期，到河西走廊军屯的官兵有18万人。至此，中国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从内地向河西大规模移民，首先是军事移民。“军屯无事则耕，有事则战”。朝廷把屯田戍卒按不同职责分为田卒、守谷卒等；还组建了“河渠卒”部队，即兴修和管护水利设施的水利基建工程兵。唐代，政府规定“凡均州边防镇守，传输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明确军屯首要任务是为驻军就近解决军需粮草，军屯使用的土地属国家所有，耕牛、农具、籽种由官方发放，口粮由官方供给，收获全部上交军中。至于把大批军垦官兵集体安置就地落籍，那就是“军转民”了。军屯、民屯的分工与合作根据军事形势需求而定，居则为民，出则为兵，亦兵亦农，兼而得之。新城的魏晋墓壁画屯田图中，荷戈的士兵与扶犁的耕者出现于同一画面，表现的就是这种情况。
今天河西地区的农村，有许多村庄多以营、墩命名，如山丹、酒泉都有叫马营的地方，指明河西走廊曾是国家主要的军马繁育基地。“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南山北总是烽”。古长城沿线、烽燧附近，叫墩的村庄就更多了。这类地名的历史依据，印证了历史上河西地区的军屯活动。
我在酒泉、金塔和高台等地工作期间，常常在古城堡和墩燧残垣间流连，有时还借宿在附近的农舍。有房东说月黑风静时，常听到号角呜咽、人吼马嘶，很瘆的。传说不足信，但它也是一种传承历史的方式。如今，烽烟不再，剑戟沉沙，城堡、燧墩、屯庄已颓败如残丘，唯有古老地名和那些神奇的传说，穿越茫茫风沙，遥指戈壁沧桑，使人联想起古代的军屯景象。
“日暮乡关何处是”
强势王朝开疆辟土，紧随征战的是移民实边。汉代最早的政府移民中，“关东下贫”占多数。所谓“关东下贫”是指潼关以东的陕西东部，河南、山东、河北一带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募徙贫民，县次给食。到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于犁、牛、种、食”，减免租赋，并“予冬夏衣……能自给为止”。可以说，从今天移民“安居工程”中，可以看到两千年前官府对移民扶持政策的投影。
汉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与边（屯田）”。所谓“奸猾吏民”，使人想起“文革”中的“赶迁对象”。“赶迁对象”就是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统统赶出城市、迁到边远乡村务农（也就是屯田）。40多年前，移民道上走过这个群体，好像重演了汉代的一幕。
汉代以来的移民开发，成就了河西走廊“宴然富殖”“仓库有蓄，民庶殷实”。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仍，大批内地士族纷纷迁居河西逃避战乱，以致“中州避难者，日月相继”，河西走廊不仅吸引着平民百姓，一些宗室皇亲也把这里当成安身立命之地。自发性移民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掀起高潮，河西走廊民屯由此进入蓬勃发展时期。
河西屯田开发的成效，取决于人口的数量。河西每一次衰落总致使人口剧减，而每一次振兴的启动，首要的是从内地大量组织移民。移民来自陕、晋、豫、冀、鲁、鄂、川等省及甘肃中部，也包括部分“牧转农”的少数民族。政府组织民屯，是招募和强制并举。强制措施最极端的莫如西夏政权，他们专门组建了以抢掠人口为职责的特种部队，把抢掠来的许多人(包括别处的牧民)安置在河西民屯营田。
前不久，在武威发现了西夏时期一枚精美的铜质符牌，一面镌刻着西夏文字“地境沟证”四个字，表明关于保护土地权属及办理土地手续的职责范围，另一面刻的六个字，是持证者的官职“司吏都监”和姓名“歆从”。这就是土地执法者的身份证件，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位叫歆从的“土地局长”的工作证。这一类符牌的首次发现，为研究河西的民屯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物证。
持续2000多年的民屯，是河西移民屯田开发活动最具生命力的类型，对河西走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起过、并且现在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也说英雄不问出处
往河西流放内地刑徒戍边屯田谓之犯屯(也称罪屯)，是历代王朝的国策。以戴罪之身当兵吃粮，不但是古人走出困境的生路，也是从低谷崛起的别径。霍去病横扫河西的大军里，号称集结了上万长安恶少年，其中不少是罪犯或准罪犯。隋炀帝时“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打开屯田，发四方诸郡运粮以后之”。将罪犯编进戍边军队参加军屯，既补充了兵员，又解决开发的劳动力，还可以解除内地的安全隐患，可谓一石三鸟。
河西的“发放亭”“安置亭”等古老地名，正是犯屯历史的产物，说明这里曾是发放、安置犯人的周转地或落脚点。明永帝九年，朝廷下令赦免死囚的刑罚，命令他们戴罪徙边屯田。之前一年，朝廷已赦免全国罪犯囚徒，使其携家人迁徙到包括河西在内的边地参加屯田开发。用现在的话说，这些政策不但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也体现了人文关怀。
我到过孤悬于荒漠腹地一个2000人的牧业乡镇。在那里，谁要骂人“充发军”，乡民就会群起而攻之，这是因为，他们的先祖多是明代流放于此开发盐矿的刑徒。我和当地干部说，如果乡民多了解些古代移民历史，大可不必为此烦恼。专制体制下罪与非罪的界定本来就是一本糊涂账，有句江湖名言“英雄不问出处”，很适合昔日移民社会。
毋庸置疑，刑徒也是开发河西的先驱。这一点上，应该向澳大利亚人学习，学习他们对早期开发者包括流放刑徒的敬重态度。在墨尔本博物馆参观时，我曾想着，为什么不在河西建立一个移民博物馆呢？有幸的是，我的呼吁已得到一些专家的回应。
“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也是民族大融合、民众大流动的时期。来自中原的移民，推动了河西文化科技进步，使河西“富庶甲于内郡”。他们和当地原住居民一道，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保存、继承和发展了两汉以来先进的中原文化，并且对隋唐的学术文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出现了郭荷、张穆、阚骃、宋繇等大学者和教育家，凉州、敦煌、酒泉相继办起了座座规模宏大的书院，衰落于战乱的中原文化在河西发扬光大。陈寅恪先生曾对河西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的作用有过高度评价：“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绵延一脉。”
西域异质文化的东渐，中原传统文化的西进，丝绸之路是往来通衢，河西走廊是进出咽喉。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里，那些体貌特征各异、穿着打扮精彩纷呈的西域人出现在同一场景，正是多国度多民族人们聚集丝绸之路盛况之写照，从中也不难想象当年河西的繁华世相。
无论汉人的胡化，还是胡人的汉化，河西总能得风气之先。所以，在河西“胡人有妇能汉音，汉语亦能解胡琴”；所以，“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扮靓了河西；所以，“胡腾身是凉州儿”舞动着长安。河西能成为时尚流行之地，艺术热点所在，可谓得天时尽地利占人和。特殊的人文环境，频繁的文艺交流，提升了河西的文明水平，也丰富着中华民族之文化。
太守来了山泉出 黄沙碛里能种田
古代许多文人志士不甘于“久事笔砚”，期望像班超、傅介子那样建功异域。金戈铁马是途径，屯田开发也是“疆场”。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员，屯田开发自然是主要政务活动。从那些专设机构和官职，可看出朝廷对屯田的重视。汉代，在每个屯田区设最高长官农都尉“主屯田植谷”，还有护田校尉、候农令、守农令、仓长、仓佐、仓曹等专门从事屯田开发的各级官员，还设了水利官员“渠井侯长”，专司水利、执掌水规。隋唐时期“州设渠泊使，县设平水，乡有渠头”，可见水利管理组织机构之严密。河西农村许多地名缀以坝、闸、工、分等，记载的正是自古以来的水利设施、分水地点和养护工段等。官员们组织军民兴修水利，推广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及生产工具，把耕牛、种子、农具贷给移民，相应地减、免、缓税负，以优惠政策吸引自发性移民，稳定强制性移民，促进移民实边，推动河西的开放和开发。
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55），全国屯田992屯，有98屯分布在河西地区。天宝八年，唐王朝从河西收籴粮食371750石，居全国各道之首。而唐代河西走廊仅17万多人，仅占全国总人口的0.3%，提供了占全国屯收总数的13.6%的粮食。“西有甘、凉六府之饶，东有两河之赋”。河西经济当时能在全国占如此比重，当地有抱负、有作为的官员功不可没。
百姓的口碑是对官员的最高奖赏。唐代诗人岑参在他的《敦煌太守后庭歌》中写道，“太守来了山泉出，黄沙碛里能种田，敦煌耆旧鬓浩然，愿留太守更五年。”清雍正年代的肃州知事童华，招募民工凿山开洞从祁连山引来雪水，整理复垦了九家窑地方的万亩废弃耕地，使当地百姓安居乐业，本人因此升官高就。为纪念童华的功德，九家窑从此更名屯升，一直沿用至今。
东汉大军事家、政治家班超曾上书明帝“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表达了古代河西及西域官员老来回归的普遍心态。告老还乡也好，解甲归田也好，当然不是指任地，到头来，东归故里的总是绝大多数，虽有落籍河西的，但为数寥寥。
真正把河西当成家乡，奉献了青春又奉献子孙的官员，是从1949年那批“西进干部”开始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从天南海北而来，一批批外来干部永远地居留河西。他们是移民开发的组织实施者，又是新移民的一个类型。
要列出从古到今在河西开发方面有贡献的官员名单，将是长长的一串。一些当代地方领导、包括我在河西的不少同事应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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