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西部文学民族志 读《野马,尘埃》
——读《野马,尘埃》 《野马,尘埃》
□谢天开
冯玉雷的《野马,尘埃》,作为一部丝路历史文化小说,有强烈的探索性与明显的跃升性,并呈现出文学民族志的诗学风格。
《野马,尘埃》作为一部百万字的丝路历史文化长篇小说,其所并置呈现的互文文本,既与已有存在的文本诸如新旧唐史相关联,也与同期存在的相关西域文化的文本相关联,如吐蕃、回鹘、大食、粟特、匈奴、楼兰、莎车、大夏、大月氏等西域各民族部落史及西域诸国别史,还与后发现的敦煌诸种文本相关联,从而让小说呈现出一种“致广大,尽精微”的诗学风格。
这样文学的民族志,以新旧唐史的中土正史,与西域、敦煌的种种文书传说加以混合,让“中心”的唐朝史与“边缘”的各民族史相互对应,建立起了客观历史叙事与主观文学文本的互文关系,在真实与虚构的互化之间成就出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
《野马,尘埃》作为探索艺术小说,其风格瑰丽奇异,让读者在阅读时,往往超离昔往既有的阅读经验,甚至初始产生一种晕眩与幻觉,继而慢慢地感受到西域大漠雪域高原与云贵红土高原的凛冽、清刚、华彩、缤纷的壮美与优美,让读者或有面对天书之感、阅读异书之叹。对此,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评论说:“这是中国唐朝历史上的一次狂野的驰骋。”
《野马,尘埃》,作为一部互文性的历史文化小说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叙事结构的互文性、历史与神话传说的互文性和叙事语言的互文性。
小说的特征之一,叙事结构的互文性。
这样的叙事结构是将唐史与西域民族史同时呈现,以让一千年前发生的从祁连山以北至敦煌以西,从疏勒河到昌蒲海,从帕米尔高原到天山南北,让长河落日圆的农耕文化与大漠孤烟直的游牧文化之间彼此进退、彼此战争、彼此融合,有了一个五彩斑斓的历史文化的原态还原。
小说的结构相当奇异,在虚构人物尚修罗的串联下,化用《庄子》中的寓言:“倏”、“忽”、“混沌”虚构的物体引入小说。小说的题材以唐朝安史之乱前后时期为背景,以十颗巨卵“混沌”与十二颗巨卵“倏忽”为典籍文化容器,作为唐朝与西域各族控制和争夺的宝器为小说线索,反映了西域各族与中土唐朝的恩怨纠葛,主要在河西走廊与青藏高原接壤处丝绸之路上,演出了一幕幕神异的历史戏剧。
小说的特征之二,叙事方式的互文性。
这样的叙事方式,表现为历史叙事与神话传说的混合。如此叙事方式,一方面承袭了从《山海经》《搜神记》直至唐传奇的叙事传统;另一方面,如此叙事方式让小说叙事性显得亦真亦幻若闪电若雷鸣,将一千年的大唐与西域风光与故事描绘得无比奇异而神奇。
凡此等传奇,虽然不合常理,却于历史离奇事件里显示出历史文化的真实。小说承袭了中国古典特有的小说神话传说的文学风格,并在现代小说叙事的总体性中,不断以虚为实,化实为虚,呈现出符号文化的象征意味。
小说的特征之三,叙事语言的互文性。
小说的语言句式,主要或为唐朝汉地编年史的简洁,或为吐蕃藏地叙事的华彩词语密林。《野马,尘埃》的互文性,不但包括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如典故、引文、改编、书注、回忆、敕令、奏表等等文体的语言风格,不但调节了叙事的节奏,变化了叙事的语言,同时还包括赋予其意义的各种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的整体关系。
小说叙事语言的互文性,亦如作者所述:“为了强化表达效果,我还有意让叙述者随着感情的剧烈变化混用古汉语、现代汉语、方言甚至流行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如此并置互文性,让小说的艺术风格众声喧哗而五彩缤纷,氤氲出西域特有族群、气候与风尚奇异而神秘的氛围。
《野马,尘埃》作为一部探索艺术的文本所呈现的互文性,让小说叙事从文学民族志的范围扩展至整个历史文化背景,从文学思想跃升至历史哲学的层面,氤氲着西域文化特有的精神气质。著名学者叶舒宪评论道:“登昆仑兮食玉英,笔底涌波澜兮,气象万千!”
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天地者,容器也;而在这容器之中的目前景象往往是混沌迷蒙的;而过往的西域历史迅疾似野马,西域文明纷落似尘埃。
猛可间,让人感悟到这正是《野马,尘埃》所展现的丝绸之路西域大地的鸿蒙与文明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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