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西部文学民族志
谢天开
冯玉雷的《野马，尘埃》，作为一部丝路历史文化小说有其强烈的探索性与明显的跃升性，并呈现出文学民族志的诗学风格。
《野马，尘埃》是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其所并置呈现的互文文本，既与已有存在的文本诸如新旧唐史相关联，也与同期存在的相关西域文化的文本相关联，还与发现的敦煌诸种文本相关联，从而让小说呈现出一种“致广大，尽精微”的诗学风格。
这种文学的民族志，以新旧唐史的中土正史，与西域、敦煌的种种文书传说加以混合，让“中心”的唐朝史与“边缘”的各民族史相互对映，建立起了客观历史叙事与主观文学文本的互文关系，在真实与虚构的互化之间成就一部鸿篇巨制。《野马，尘埃》作为探索艺术的小说，其风格瑰丽奇异，让读者在阅读时，往往超离了以往既有的阅读经验，甚至初始产生一种晕眩与幻觉，继而逐渐感受到西域大漠、雪域高原与云贵红土高原的凛冽、清刚、华彩、缤纷的壮美。
《野马，尘埃》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叙事结构的互文性。这样的叙事结构是将唐史与西域民族史同时呈现，让长河落日圆的农耕文化与大漠烽烟直的游牧文化之间彼此进退、彼此战争、彼此融合，有了一个五彩斑斓的历史文化的原态重现。
小说的结构相当奇异，在虚构人物尚修罗串联下，化用《庄子》的寓言：“倏”“忽”“混沌”虚构的物体引入小说。以唐朝安史之乱前后为背景， 以十颗巨卵“混沌”与十二颗巨卵“倏忽”为典籍文化容器，作为唐朝与西域各族的控制和争夺的宝器为线索，反映了西域各族与中土唐朝的恩怨纠葛，主要在河西走廊与青藏高原接壤处的丝绸之路上，演绎了一幕幕神异的历史戏剧。
为了让繁复叙事编织得紧密，在小说中，无论是以中国元素的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为卷名，或以易经八卦为卷名，或以天干地支为卷名，或以十二生肖为卷名，其结构意义具有中西方文化交织的互文性，体现了西域文化走廊的各民族文化战争与和平、迁徙与聚合、商贸与联姻，而且具有明显的文化符号性，从而达到一种“寻找复杂并使之有序”的艺术效果。
二、叙事方式的互文性。这种叙事方式，表现为历史叙事与神话传说的混合，一方面承袭了从《山海经》《搜神记》直至唐传奇的叙事传统；另一方面，如此叙事方式让小说叙事性显得亦真亦幻若闪电若雷鸣，将一千年的大唐与西域风光描绘得无比奇异而神奇。比如在“巽卷。不断改元，直到满意为止”里写道：“八月初五，李旦第三子李隆基出生。稍长，武则天与群臣正观看斗鸡。李隆基开始紧皱眉头，哭闹不已。到精彩处，眼放光芒，竟抚掌大呼：‘好斗’‘好斗’，声震如雷，众人惊诧。武则天却眉开眼笑，说：‘小阿瞒难道你是斗鸡神童？这么小能看懂，还会说，呵呵。’此后，她对李隆基疼爱有加，逢斗鸡。都携同观看。”凡此等传奇，虽然不合常理，却于历史离奇事件里显示出历史文化的真实。小说承袭了中国古典特有的小说神话传说的文学风格，并在现代小说叙事的总体性中，不断以虚为实，化实为虚，呈现出符号文化的象征意味。如在将“倏”“忽”“混沌”虚构的物体的引入，皆有明晰的中土汉地文化的符号指向。再如，“狼孩”“拴马桩”这些日常之物什，亦具有西域文化的符号意义。
三、叙事语言的互文性。《野马，尘埃》的互文性，不但包括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如典故、引文、改编、书注、回忆、敕令、奏表等文体的语言风格，同时还包括赋予其意义的各种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的整体关系。小说的叙事语言的互文性，如作者所述：“为了强化表达效果，我还有意让叙述者随着感情的剧烈变化混用古汉语、现代汉语、方言甚至流行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如此并置互文性，让小说的艺术风格众声喧哗而五彩缤纷，氤氲出西域特有族群、气候与风尚奇异而神秘的氛围。
在“色版卷” 的《从混沌到容器》一文开篇叙说：咱的精神故乡在黄河以西的高山峡谷与广袤草原。成群结队的野马主宰着这里，它们可以不吃不喝连续奔跑三天，在雪山冰坂，崇山峻岭间穿梭，也常常横渡流沙。穿越荒原。当蓝天大地敞开胸怀作为它们表演的舞台、当闪电般身影在云雾间沉浮隐现，当密如雨点的马蹄声敲击大地心房形成剧烈风暴，当野马群在震耳欲聋踢踩强音伴奏中变换优美壮观的队形，咱感觉到，咱诞生了。存在方式是长满窟窿与触角的山脉、无处不在的空气、生生不息的细菌等。
《野马，尘埃》让小说从文学民族志的范围扩展至整个历史文化背景，从文学思想跃升至历史哲学的层面，而氤氲着西域文化特有的精神气质。著名学者叶舒宪评论道：“登昆仑兮食玉英，笔底涌波澜兮，气象万千！”
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天地者，容器也；而在这容器之中，过往的西域历史迅疾似野马，令人眼花缭乱。
（《野马，尘埃》，冯玉雷著，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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