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老缝纫机 代红军
周末带儿女回老家，大人忙着做家务，孩子们翻箱倒柜地玩耍。突然，儿子兴冲冲地跑到我跟前说：“爸爸，我发现了一个新玩具，特别好玩！”好奇的姐姐立马跟过去，一会跑过来对我说：“哪是什么玩具，他发现的是你收藏的一件‘文物’！”我不禁暗自思量：到底是什么，俩孩子认知差别这么大。走过去一瞅，原来是家里十几年没有动过的那架“敦煌牌”缝纫机。
盖布上积满了厚厚的灰尘，但不锈钢机板面和木质的台面，依然泛着亮光、平滑可鉴。踩下脚踏板，“特特特”的转声还是那么轻快，明灿灿的机针精准地小鸡啄米似的扎进针洞里，丝毫未有差错。
思绪把我带进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候最让我在小伙伴面前出彩的就是我家的这架缝纫机。因为大部分同学穿的还是手工纳的衣服，玩耍的时候，腋窝、裤裆等部位一不小心就开线走光了，而我就不用担心这些，因为我的衣裤都是妈妈用缝纫机轧成的，既结实又美观。
那时候，乡亲们都是自己在集市上扯一块布，自己缝制成可身的衣服穿。穿针引线纳衣服的活计大部分村妇都会，可怎样能裁剪出贴合身材的样式，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每到晚上或农闲时节，总有村里的女人拿着布料来到我家，换着不同的称呼：长辈叫“芳儿”，平辈叫“妹子”“嫂子”，下辈叫“娘娘”“婆”，请妈妈给他们把这些长方形、正方形的布块剪裁成合适的尺寸。于是，量腰围、测裤长袖长……用我在学校捡老师用剩下的粉笔头，在布块上划出一道道或直、或弧的线条，再沿线剪开，乡邻们千恩万谢，走时总忘不了撂下一句“下回有啥能帮的活，你可言传哦！”
还有些没出“五服”的本家人，或者特别要好的亲戚朋友，妈妈总会放下手上的活计，亲自用缝纫机给他们缝制。揭开盖在缝纫机上头的盖布，用一个白色半透明的塑料壶——那里面装的是清澈的缝纫机润滑油，给缝纫机的关键部位润一些。揭开缝纫机机头，“咔”的一声安装好底线，底线是缠绕在一个精致的不锈钢小轮子上的。我小时候有几次偷偷拿了这样的小轮子出去玩，没少挨妈妈的揍。选择面线可是个细致活，一定要挑选和衣料颜色十分接近的线色，经常需要打开窗子，对着亮光仔细比对，如果是晚上，就要把屋子所有的灯都打开，靠近最亮的灯，多次甄选。可惜那时候家里穷，三间瓦房仅装有一个十五瓦的电灯泡。所以，经常是下雨下雪天没法到地里干农活的时候，妈妈才会把缝纫机打开，为我们缝制衣服。当然亲邻们的衣服，妈妈总是先搁置自家的农活，仔仔细细给他们轧好。
家里一个人时，我也曾悄悄打开缝纫机，学着妈妈的样子，双脚踩踏板，右手拨动大轮，左手把两块布料并紧，想缝制到一块。可缝纫机老是和我作对：大轮一会正转、一会儿反转；缝制的两块布料，不是这块褶皱了，就是那块绷紧了；针脚不是跳线、就是扎堆，有一次差点把针头打断了。不似在妈妈的脚下，缝纫机像一只驯服的小兽，脚一踩就“特特特”地欢快前进着。
那时候，衣裤往往是老大穿了老二穿，时间长了免不了就磨破露肉了，扔掉是万万舍不得的，于是膝盖上、臀部、肘外侧等部位就要打上补丁。妈妈给我们打的补丁，经常是同学和家长羡慕的对象：缝补之前，她就在里面衬了一两张颜色近似的布料，再一圈一圈地密密地轧成规则的同心圆，针脚细密均匀、补丁厚实耐磨。
我走上工作岗位后，国家经济大发展，群众不愁吃不愁穿了，再也不需要裁剪缝补衣物了。缝纫机就像渐渐老去的妈妈，被遗忘在角落。但每每买新衣回家，妈妈看看衣服的布头针脚，总能判断出衣服的质地和价位。不小心掉了一颗扣子，妈妈总是戴上老花镜，为我缝制上一模一样的扣子，扣上既平整又合适。有些衣服拉链拉坏了，妈妈总会拿条新拉链，拆掉旧的，新换上的拉链拉起来两边平平妥妥，一件衣服又和新的一样了……
缝纫机退出历史舞台，但人生永远在路上，我会系好自己的每一粒扣子，走好每一个针脚。感谢缝纫机，感谢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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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敦煌市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