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生活里，舶来品是一种时尚

在唐代，舶来品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图书内页图）□本报记者 江丹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出境游十分火爆的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节日也吸引了不少国际注意力。从古至今，中外交流源远流长，比如盛世唐朝，大量的异域人士远渡重洋、艰苦跋涉来到神秘东方，追求财富的同时也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在其著作《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中，将那段中外交流历史的细节娓娓道来。

北方人被“广运潭”惊呆了

薛爱华在他的著作《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中介绍，唐玄宗最初继位时，将一大批金银器玩、珠玉、锦绣等珍贵物品堆放在大殿前，付之一炬，以向天下昭示他对奢靡之物的鄙视。

在后人看来，这简直就是有钱任性，但在7世纪到8世纪中期的盛世唐朝，财富的重要性可能的确跟我们想象的有些不一样。那是一个“天下无贵物”的时代，富足安定，物价低廉。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赋税也算是合理，成年男性缴纳粮食税，家庭妇女缴纳丝绢或麻布税，除此之外，他们再完成一定的公共工程劳役即可。那时候的人们周游各地也十分方便，比如热门区域荆、襄一带，沿途均有店肆，治安有序，“远适千里不持寸刃”。在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市场上的价值尺度也不是黄金，而是丝绢，它可以与任何物品进行交换。

这样的盛世唐朝，看似农耕时代的乌托邦，但伴随着政权的强大、交通的便利等因素，另一股来自异域的奢靡之风刮了进来。那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

就在火烧金银珍宝几年后，唐玄宗开始对昂贵的异域财宝感兴趣，他派人监视贸易港口，重修内陆漕运，以便于那些奇珍异宝更方便地运到长安和其他各地。天宝二年，唐朝在长安以东修建了一座人工湖，这个湖就是用来转运货物的，叫“广运潭”。

当时人们都说“南舟北马”，但在人工湖投入使用的这一年，习惯以马代步的北方人被湖中的景象惊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船只汇集在里面，“船上满载着税物和各地被指派向朝廷进献的土贡——来自北方的红毡鞍鞯，来自南方的略带酸涩的红橘，来自东北用粉红色丝绸作为缘饰的毛织物，以及来自西方的深红色的绛矾。”

而距长安千里之外的广州，也因为这股异域之风，从一个热带荒原边缘的边疆城镇，发展成一座富庶的港口城市。在广州的海湾里，停泊着许多商船，它们来自婆罗门、波斯、昆仑等地，载着如山的香料、近乎神奇的药材、气味芬芳的热带木材，以及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宝，以此求购换回大捆的丝绸、成箱的瓷器等。

除了发了大财的商人，广州城和岭南道的统治者也得以拥有了超乎寻常的崇高地位。“（广州）都督执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于天子。”薛爱华在《撒马尔罕的金桃》中写道。

大船通往“灿烂的东方”

当时异域商队或者使臣通往唐朝有海、陆两条通道。“定期往来于印度洋与中国海的大船，将急切的西方人载往灿烂的东方”，而东部的航海通道则几乎被新罗的船舶占据，唐朝政府甚至在山东登州为新罗使臣设置了客馆。对于那时候往来的商人和船只来说，几乎每一次航行都是一次冒险，时间长，而且路途远。那些船只在秋天驶出波斯湾，借力顺风的冬季季风跨越印度洋，然后赶上来年夏天的西南季风，顺着风力从马来西亚向北跨越南中国海，到达他们的目的地。

据薛爱华介绍，那时候最大的商船来自斯里兰卡，长达200英尺，可以装载六七百人，拖着救生艇，还配置了信鸽。另一种轻快的独桅三角帆船也十分常见，它用原木板的边与边相接而成，“木板不是用钉子钉在一起，而是用椰子皮壳的纤维加以缝合，然后涂上鲸油，或者抹上一层黑漆一样可以凝固的中国橄榄树脂，这样就可以防止船体漏水了”。

陆路的凶险也并没有比海路少几分。

“伟大的丝绸之路是唐朝通往中亚的重要商道，它沿着戈壁荒漠的边缘，穿越唐朝西北边疆地区，最后一直可以抵达撒马尔罕、波斯和叙利亚。”《撒马尔罕的金桃》中写道。从玉门关向西有两条路，每一条都“令人望而生畏”。其中，从敦煌通往吐鲁番的那条道路，根本没有正式的路径，商队经过时只能以倒毙的行人和驮畜的残骸作为前进的标志，他们还需要经过一个叫白龙堆的地方，那是地地道道的荒漠，穿行艰难，后来他们又向北绕道抵达吐鲁番。

而位于南侧的另一条平行道路，沿着昆仑山脉北缘西行，则往往会有致命的沙暴，商人们只能靠巴克特里亚骆驼的敏感躲过灾难：“风之所至，唯老驼预知之，即嗔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预以毡拥蔽鼻口。其风迅駃，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致危毙。”从吐鲁番起，商队继续向西，或穿过天山北部，或越过天山南部，“继续通过库车以及塔里木盆地其他的绿洲城市西行”。

这些商人依然愿意冒险前往，他们知道，只要到达目的地，他们就不会空手而归。阿曼的犹太商人从唐朝带回了一个黑瓷瓶，瓶子上盖着金盖子，瓶子里放着一枚黄金制作的鱼，鱼的眼睛用红宝石镶嵌而成，除此之外，里面还有质量最上乘的麝香。

白居易的帐篷时尚

当大量的异域人士和物品汇集到唐朝时，势必要影响这里的生活。李白曾在《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中写道：“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这样的异域情调，在唐朝并不少见，中亚的琴师和舞女在唐朝的大都市中风靡一时。

薛爱华介绍，沿着长安城东面的城墙，在春明门往南的一个住宅区里，有许多酒馆。这些酒馆会雇佣带有异域风韵、面容姣好的胡姬，用琥珀杯或者玛瑙杯为客人斟酒，或者跳上一段迷人舞蹈，深受时人的欢迎。人们常常还玩一种喝酒游戏，在酒宴上摆放一个头戴宽帽檐、蓝眼睛、高鼻梁的小木偶人，用它来表示喝醉的胡人，当小木偶跌倒时，其倒的方向指向哪位宾客，哪位宾客就必须将杯中的酒喝干。如果有朋友要踏上向东的旅程，这些酒馆就成了饯友话别的好去处。

异域人士在唐朝十分常见，当地人也为他们取了一些别样的名字。比如“富波斯”，因为波斯人比较富有，比如“黑昆仑”，因为昆仑人肤色比较黑，再比如“裸林邑”，因为林邑人穿衣服比较少。模仿异域人士的生活一度十分流行，当地妇女喜欢出门骑马时戴一种带有垂步的宽边帷帽，这种帽子最初是用来在灰尘扑面的长途旅程中保护头部的。帷帽的流行，在社会上引发强烈争议，唐朝政府甚至颁布诏令，要求妇女出行时体面地坐进带顶的马车。在时尚面前，这条诏令几乎无人理会，妇女更愿意戴帷帽、着靴衫，在宽敞的街市上策马驰骋。

唐朝贵族对突厥人的生活习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诗人白居易在自己的庭院里搭了两顶天蓝色的帐篷，在里面款待宾客，并且得意地向他们解释帐篷如何使人免受冬季寒风之苦。

“在这些都市里的毡帐居住者当中，最著名的一位是伟大的唐太宗的儿子——不幸的皇子李承乾。承乾太子在生活起居等各个方面都可以模仿突厥人，他宁愿说突厥语而不说汉语，并且在皇宫的空地上搭造了一顶地地道道的突厥帐篷，而他本人则穿得像一位真正的突厥可汗，坐在帐篷前的狼头纛下，亲手将煮熟的羊肉用佩刀割成片大嚼大吃。伺候他的奴隶们也都是全身穿着突厥人的装束。”《撒马尔罕的金桃》中如是写道。而在前不久热映的电影《妖猫传》中，唐玄宗胡服散发击羯鼓的一幕让人印象深刻，而唐朝人对异域生活习俗的热情也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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