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出新书《贾想II》：随时准备不做一个艺术家
1月5日晚，导演贾樟柯出版了新书《贾想II，贾樟柯电影手记 2008-2016》，并在京举办了新书发布会。
《贾想II》按照创作的年份和作品进行编排，囊括了贾樟柯从2008年到2016年撰写的39篇文章。有的文章是创作手记，有的文章是访谈。贾樟柯称一部部电影划分了他的人生轨迹，《贾想II》以《河上的爱情》、《海上传奇》、《天注定》、《山河故人》、《营生》分为五个部分，每一个部分下收录关于该电影的访谈和那一阶段他的思考与对社会的观察等等。
贾樟柯称，筹划一个电影的时间很长，且电影容量有限，而生活中的诸多思考和感悟则随时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文字就承担了这个角色。如创作《天注定》时，他在文章《我的夜奔》中回忆了高三时帮朋友出头，找仇家理论时，好友被对方刺了一刀。大家颇具英雄情怀地把满身是血的朋友送到医院时，一个穿着拖鞋的大夫不慌不忙地给朋友处理伤口。贾樟柯回家时看到县城颇具古意的黑暗和后来听到《夜奔》，忽然感觉到天性中弥漫出来的暴力情怀，伤痛与血平添到人身上的悲壮感其实是多么脆弱：“夜奔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我们都奔命于风雪的山道，在黑暗的掩护下落荒而逃。”
儿时的经历塑造贾樟柯之后关照人生的视角，《天注定》中对于暴力的表达是如此，《河上的爱情》与《山河故人》中对于故乡和青春缠绵的讲述和深刻乡愁也是如此。
《贾想II》中的故事弥补了电影讲述的不足，如果电影是一种大线条的勾勒，贾樟柯则以文字作为细密的针脚，把他的人生缝补完整。同时他的文字里也有和电影中一致的颇具悲感的意蕴。
贾樟柯时代情绪的表达
许知远在一次访谈中评价：“贾樟柯的最佳时刻，不是来自他的深思熟虑，而是他的敏锐与穿透力，他能意识到崭新的时代情绪，并且准确、迅速地表达它。”
今年是贾樟柯处女座《小武》拍摄二十周年。《贾想I》和《贾想II》两本书，把这二十年分成两部分，一个是《贾想I》的年代，一个是《贾想II》的年代。
关于这两部分的区别，贾樟柯谈道：“我在第一个创作阶段里，确实面临一个瞬息万变、不停改变的社会。它让我振荡、激动，包括小武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巨变中他无法适应改变。《站台》中从1979年到1989年，这是中国最重要的第一个变迁十年，也是我个人从八九岁到长大成人的时间段，我觉得我一直身处在变革中。到了第二个阶段，这场变革基本上已经尘埃落定。更多问题浮现出来，比如地区差异扩大等，到了这个阶段，我所忧虑或者感受到的是这样一个改革结果，其实它已经呈现了，如果我们要继续往前走的话，要面对这些问题。”
贾樟柯总是深切地感受到时代改变带给他的痛苦，他在《我的边城，我的国》中写：“2000年前后，我特别想拍一部关于国营工厂，关于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关于转型之中工人处境的电影。那些50年代建造的煤矿、工厂、宿舍，散落郊野，他们过去曾经繁盛辉煌，如今走进新时代却万分落寞。推开工人俱乐部的大门，里面座位千席，可以想到过去群众集会时的热闹，如今灰尘密布，人去楼空。”
他在《记忆之物》中写：“前年在成都拍《二十四城记》，拍一座曾有三万工人、十万家属的工厂。这工厂有五十年的历史，那些树梢下的苏式厂房，有十万人五十年的生生死死。但这些记忆之体，却要在一瞬间拆掉。我们拍电影，是用摄影机对抗遗忘。”
贾樟柯认为这些巨变深刻影响了一代人的命运，在之后我们试图去解释他们的人生时，总不免要回溯到这些大的变革。“今天，当工人们再也不用与其他几千几万工友穿着同一款工装，同一个时间涌进厂门的时候，当他们坐在各自的客厅里，去讲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这是一些活生生的个人。但是把话题带入到个人的讲述，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在这些工人师傅讲述之余，在他们停下来不说话的时候，又有多少惊心动魄的记忆隐没于了沉默之中，可能那些沉默才是最重要的。”
以行走去虚火
贾樟柯认为，行走中会接触到不同的人和事，接触到另外一种生活领域，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你确实觉得自己越走越小，越走越结实，这是一种很奇妙的反差。在城市中纠结的、纠缠的，在固定的行业里面，不管是做导演的、做律师的、还是做会计的，我们总是把生活、职业、专业里面的东西无限放大。放大到窒息我们、包裹我们，放大到夸张的世界里面。当你去行走，去接触到不同的人的时候，会让我们回到本位。行走中，向人学习，向自然学习，行走可以帮我们去掉现代社会中的一些虚火。”贾樟柯说。
《贾想II》《贾想II》中，贾樟柯写了许多关于行走的故事：如《流浪到天水》他写坐火车的经历：火车在陇上奔驰，半夜停在一个无名的小站，撩开窗帘只见外面冷月空山，或许只有这样一寸一寸贴地而行，才会产生远方、距离和思念。他在《在怀来“被捕”》则是谈在河北的一个县城中拍摄液化气加气站的镜头时，被警察怀疑是反动分子来搞破坏，因而用警车围起来调查身份。他也写在黄河边行走，写去香港、去东京去釜山的见闻。
贾樟柯说自己从来不喜欢牛的人，但是之前遇到一个司机让他觉得真牛。“老何原来是一个司机，后来去敦煌拍戏的人很多，他逐渐成为了非常专业的制片。我拍《江湖儿女》时从敦煌开车到嘉峪关，我们长时间结伴而行。老何曾形容一个房子：当阳光照上去，有了色彩这个房子就变美了。我们每天经历的世俗场景，他能够准确地把诗意的时刻告诉我们。”
贾樟柯还讲述了与老何沙漠之行的趣事：“有一次我在车上打盹，突然醒来，他说，刚才有海市蜃楼。我非常生气，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还没见过海市蜃楼。他回答说，“你要看啊？这对我来说已经不新鲜了”。对他来说，传说中的海市蜃楼是日常，而对我来说那却是梦幻一样，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世界”。
被时间改变的人
贾樟柯谈道，现在的他对于时间很感兴趣，因为时间可以塑造人，你可以清晰地在时间中看到一个人的改变。
“我对人际关系中动态的部分比较感兴趣，所谓动态的部分就是互动的、变化的、改变的人际关系。《小武》中我很想写在那样一个转型、动荡的县城的空间里、小武那样一个在夹缝中生存的人的状态。投射在小武的人物造型上，他的西装总是大一号、标牌不要拆、戴着一个有边框的眼镜等等。《山河故人》中我特别想拍被时间塑造过的人：原本在小县城中人生尚未展开的人之后怎样变得成熟，怎样流落到异国他乡变得寡言少语。”
正如一部文学作品是试图在历史中留下人物形象：如阿Q、春桃、高加林等等，电影作为大的文学概念的一部分，归根到底依旧是在描述人、发现人，电影的创造性，首先表现在对人的发现上，对某一种人的塑造。在2017年底，贾樟柯称他一直在读契诃夫的小说。“他的小说中，时代里的人聚集了那个时代的所有信息。”
贾樟柯善于在电影中塑造人物形象，以《天注定》为例，贾樟柯称希望用写实的方法拍出类型电影的非写实感，甚至是连环画般的简单和直白。他觉得现在人的愤怒和《水浒传》里人物的愤怒是如出一辙的。“当悲怆苍凉的古音在戏台上响起，《林冲夜奔》《苏三起解》《骂阎王》就迅速变成了当代的故事，武松、苏三、鲁智深们来到长江、山西、来到高速公路。”
影评人王泰白认为在贾樟柯的笔下小人物有了被尊重的可能：“王宝强在电影中总是扮演外省青年，没受过良好的教育，总是被嘲笑、被欺负，在《天注定》中，他成了一个江湖中人，一个现代版的武松，他依然没有受过教育，没有什么品味，可是他一言不发，令人尊敬。”
贾樟柯在电影中不断尝新：塑造主流叙事中没有的小人物并一直将小人物作为故事的主体，到《山河故人》中，他又开始想象几十年后的人类世界，现在在拍的《江湖儿女》将时间线索拉长到几十年，里面集合了一众大导演。
他说他敢这样去做尝试，大概就是随时准备不做一个艺术家：“我和我妈说，最不好的结果也就是我们母子两个回汾阳，一日三餐活下去，这还是很简单的，我随时能失去一切。”贾樟柯认为，所有的青年导演都逾越不了的一个阶段就是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确实会比较困难，我那个时候拍《小武》，我一个朋友在一个电视台负责儿童节目，我需要每周去演一次猴子或者猩猩，我才能活下来，活下来我就可以接着拍我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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