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绚丽甘肃】古代敦煌抄经生 佛教文化传承者
【绚丽甘肃】古代敦煌抄经生 佛教文化传承者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T.《金刚经》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T.《大般若波罗密多经》
甘肃省博物馆藏《大般涅槃经》
敦煌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咽喉之地，地处丝绸之路要冲，受到了来自西域、南亚印度、中亚阿富汗等地佛教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中唐时期，吐蕃占领敦煌西域，为了更好地巩固统治，统治者将佛教作为思想武器，在占领区域大力扶植。佛教的兴盛，推动了管理寺院运行的僧职人员的系统化与制度化，如都僧统、都教授、都法律等，一些僧官甚至参与到当地的世俗政事中，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佛教对当地社会生活的影响，也折射出了敦煌佛教之兴盛，抄写经书则成为敦煌佛教兴盛的一个重要表现。
本报特约撰稿人王东
严格的抄经流程
赤祖德赞在位时期，敦煌的抄经事业如火如荼，这一时期，大量的《大般若经》和《无量寿宗要经》被抄写，进一步推动了敦煌佛教事业的发展。官方抄写经书的工作通常是在抄经坊中完成的。抄经坊是敦煌抄经工作的最基本的机构，也是敦煌寺院常设的机构之一，是官方指定的抄经地点。除了一些佛教信徒为了祈福禳祸居家抄写经书外，其余大多数经书都是在抄经坊内抄写完成的。
抄经工作主要由专职抄经人员——抄经生完成，抄经是一个系统工程，完成一部经书的抄写需要多方协作。首先，从抄经生选派而言，他们来自吐蕃统治瓜沙地区的各部落。在吐蕃占领敦煌之前，这里属于唐朝管辖地区，实施的是中原王朝的道、州、县三级行政制度，而吐蕃占领敦煌后，则将吐蕃本土的部落制度移植到瓜沙地区，建立了诸如行人部落、阿骨萨部落、悉董萨部落、通颊部落等。抄经生的选派就是来自这些部落，敦煌文献中记载了马年、羊年经坊为赞普赤祖德赞祈福写经而选派抄经生的名单，从文献中发现，这些抄经生来自悉董萨部落（人）、阿骨萨部落（人）和悉宁宗部落（人）的各将（相当于唐朝的里一级单位），各将所选派的人数不等，具体事宜由各将长官——将头负责。由于敦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根据学者研究，来自敦煌本地的抄经生就有汉人、粟特人、吐谷浑人等多个民族；吐蕃占领敦煌后，大量的吐蕃移民来到敦煌，由于吐蕃人在抄写藏文经文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吐蕃人成为敦煌抄经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抄经生不仅要具备熟练的书写能力，而且更要有一颗对佛祖虔诚的心，在抄经之前不能有喝酒、杀生等对佛祖不敬的行为。
抄经之前需要先由抄经负责人从寺院将佛经底本借出，借底本不仅要经寺院住持同意批准，而且还需写下所借经书的借据，以作为抄经工作完成后归还底本的凭据。根据敦煌古藏文文献P.T.《无量寿宗要经》记载，鼠年六月八日，王后赞蒙彭母子要做法会，经过佛教官员都教授洪辩和旺却二位法师的批准，从龙兴寺内借出佛经，包括汉文经卷，藏文经卷，经手人员给佛经管理人员云涅海和李丹贡留下借经凭证：“今后进行经籍总清点时，以此耗用凭执与账册原本相校，数目符合则予以注销。”可见，当时从寺院借出经卷用以抄经工作的程序是非常严格的。抄经底本从寺院借出后，就要对抄经生进行工作分配，当然，抄经的任务量是不一样的。通常来说，抄经负责人会根据抄经任务的总量，考量抄经生人数、抄经生个人的抄写速度来分配抄经工作量，并将抄经生工作量登记造册，以作为支付抄经生报酬的依据。
组织大批抄经生抄经，不仅要为抄经生支付相应的报酬，还要承担其口粮等费用，这就牵涉到抄经经费来源问题。官方组织的抄经，费用通常是由官方支付，事先根据抄经的工作量进行费用预算，主要包括抄经生的口粮、酬劳、笔墨纸砚等费用。敦煌文献TLTD.2/号记载：“依据沙州经坊的抄写员人数，我们请求签发一件确认所计经费的告牒。抄写汉文《大般若经》三部，藏文《大般若经》六部，所需口粮数是粮食驮；福田布施为粮食驮。至于所用墨水和纸张也未预付，答应抄写佛经时会及时送到。鉴于供给困难，如这些写经人没有得到他们的口粮，此处亦无施福田者，因而应立即颁发一件支付费用的文告给我们。对此若能同意，我们恳请收到一份签署同意支付全部费用的印文。”从记载来看，官府承担抄经的主要费用，同时也接受信徒们的捐赠布施。敦煌文献记载了吐蕃时期从事胡粉生意的敦煌大富商粟特人康秀华为抄写一部《大般若经》向张金炫和尚施舍了4斤胡粉，胡粉是出自西域的一种高级化妆品，同时也是绘制石窟壁画所用的颜料，在当时国际市场上是一种十分珍贵的物品，按照物价计算，相当于近石麦子价值，这是一笔巨额财富。
昂贵的抄经纸张
纸张在当时是一种比较珍贵的物品，因此，在抄经所用纸张分配中也要遵循一定程序和严格的出纳步骤。先由相关人员将每卷佛经所需纸张数目事先登记造册，抄经生则按照簿册上所登记的清单一次性全部领取。为了使抄经生们对领取的纸张能够妥善保管，避免浪费，甚至避免贪污私下出售等行为，官府还专门针对纸张领取使用事宜制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规定：若所发纸张可以使用，抄经生应立即妥善保管，若使用不当，或者有人图谋不轨，以高价出售纸张，则要逮捕其亲属中的一名，不论年长年幼，同时当事人也要被关押。另外，规定纸张发放的负责人也要清正廉洁，不能徇私舞弊，如果他们对抄经生不能一视同仁，或者未能按照规定收回所分发的纸张，则按照每卷纸张鞭笞十下进行惩罚。抄经生在抄写经文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诸如错字、漏字、衍字、错行等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用出现错误的纸张到纸张领取处重新兑换纸张，纸张管理人员通常会在佛经页面上写上“兑”字，书写位置一般在经卷的天头或地脚，以表示该页经文报废，同时会在领纸人的姓名下方用小字注明新领取纸张或者兑换纸张的数目，以备核查。随着抄经事业的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抄写每一部佛经所需要的纸张数目也形成了一定的标准，对每部佛经均有相应的纸张配给目录，这样的话勘点纸张工作人员就可以很容易地检查出每卷经文所用纸张数目。同时，抄经生领取抄经工作量后也能依据此记录领取比较精准数量的纸张，但是由于纸张的规格大小不统一或者抄经生抄写经文的字体大小不一致等缘故，在实际抄写过程中，所需的纸张数目仍然无法与纸张配给目录精确对应的情况时有出现，这里对纸张数量的计算只能是一个大概数目而已。
纸张在当时是一种珍贵物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充当礼物的角色，新疆麻札塔克所出的一份古藏文文献曾记载：“拉拉顿禀报：经询问斥候中的送信人，得知您贵体健康……现将纸张送上，作为我的礼品。”这份文献可能是一名下级问候上级的信件，纸张是作为礼品送给上级官员的，除了纸张外，先前还让人捎带了一块火石送给上级，以希望得到上级的关照。既然纸张如此珍贵，那么一些抄经生会在领取纸张和交付纸张中私吞纸张，以高价出售获取财物。公元年冬十月至十一月，官府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抄经活动，经过佛经管理人员的核算，发现竟然有多位抄经人员领取与上交的纸张数目不一致，出现了私吞纸张的情况，最多者高达卷，这些人员中除了俗人以外，相当一部分是僧人。这就对纸张管理方面提出了严格要求，避免官府财物的流失。吐蕃统治敦煌的某个马年和羊年，为了给赞普赤祖德赞作功德而抄写《大般若经》，在佛经抄写工作完成后，由僧官悉诺藏、子谭、野热河丹贡三人对上交佛经的纸张数目进行了清点，通过对照初始所发放的纸张数目清单《配纸历》与写经完成后上交经文纸张数目的清单，并扣除因各种原因报废的经文纸张数目和防止汗渍或墨汁污染经文卷面的护经纸的损耗，列出了未能如实上交剩余纸张的抄经生名单及其所欠纸张数目清单，并向长官论野息和论赞热进行了汇报。随后，官方对这件事进行了批示：要求各将的百夫长及其属员对这批经文妥善保管，并联合先前所派出收集经卷的官员赵丹贡于猴年孟秋月初三之前造出保管清册，上交所欠纸张数目要与保管清册相一致，对于拒不上交或自行处理的人员，则要逮捕其一名亲属，并关押至种福田者所在的地区的监牢里。对于抄经生而言，如果未能向经卷保管人如实上交所欠纸张数目，要剥夺其名下相当于所领纸张两倍价值的牲畜财产，交给经卷收集官员处理；为了防止纸张保管人监守自盗，规定：倘若保管人虽然上交了纸张，但是跟实际数目不相符，除了要处罚保管人外，还要对部落下辖的将头或里正们进行连带处罚，按照每张纸十鞭的规定进行惩罚。因此，为了保障抄经进度和质量，官府或者寺院在选派抄经生抄写经卷期间，要求他们将部分家产进行抵押，由专人进行保管，这不仅是为防止抄经生因个人原因导致写经工作无法如期保质保量完成，同时也是防范抄经生贪污写经纸张的一种措施。
抄经工作严肃而缜密，对抄经纸张要求严格，纸张不但要规整，同时还要纸面干净无破损，因此在实际抄写经文过程中损耗很大。敦煌博物馆所藏《十万般若颂》、《般若经》等文献中记录了许多有意思的信息，如因纸张质量低劣而报废、纸张上有鸟粪而报废、书写墨汁颜色较淡而报废、字体不工整而报废、经文错误重复缺失等报废。抄经生的抄经工作是可以获得一定报酬的，但是抄写经文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细致而虔诚的工作，每卷经文抄写完毕后，经卷后有抄写人署名，一校、二校、甚至三校、四校者的署名。敦煌市博物馆藏号《十万般若颂》中所载校经者题名：“令狐安乐抄，翟文校，格瑞二校，贺国三校，羌曲四校。”一卷经文从书写到完成，经由多达四道程序，可见当时官方对抄经事业的重视程度。赤祖德赞的王妃贝吉昂楚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笃信佛法，曾远赴敦煌组织抄经，敦煌文献中留下了大量其参与校对佛经工作的记载，敦煌研究院藏Dy.t号《般若心经》属有贝吉昂楚校的藏文字样，另外，吐蕃知名高僧娘定埃增、贝吉云丹均参与了校经工作。但是随着抄经事业的兴盛，抄经工作量越来越大，这就使得一些职业抄经人为了获得报酬而追求数量而不顾质量，抄经生就希望校对经文者能够对自己抄写的经文高抬贵手，早日完成抄经工作，这就形成了抄经生与校经生之间的矛盾，敦煌文献中的经文题记中还留下了抄经生咒骂校经生校对苛刻的记载。校经者需要对抄写完成的经文进行校对，校对出错误后需要将错误经页抽出，并在报废的经页上标注出报废人和校对者的姓名，并交由总校对进行审核处理，如果校经者未能发现抄经者的错误或者有意隐瞒错误，最终被终审者发现，那么校经者要受到严惩。
民众的抄经风尚
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笃信佛教，派人迎请寂护大师和莲花生大师入蕃，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兴建桑耶寺，创立了僧伽制度，佛教势力迅速壮大，佛教思想界出现了顿渐之争。由于吐蕃占领敦煌后，遭到当地民众的强烈反抗，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对瓜沙地区进行有效的统治，统治者在敦煌大力发展佛教，以维护其统治。一批高僧大德在敦煌地区开展佛经的翻译与讲学活动，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吐蕃僧人管·法成，在敦煌永康寺、修多寺、开元寺等寺院译经讲学，担任了大蕃国都统、大校阅等职，为蕃汉佛教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据日本学者藤枝晃先生研究，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寺院数目由最初的六七所增加到公元9世纪初的近所，僧尼总数也由数百人增加到近千人之多。敦煌的世家大族也争相向寺院布施大量财物，开窟造像，大量人口服务于寺院，寺院经济发展迅速，甚至成为当地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吐蕃统治者的推动下，敦煌迅速成为吐蕃本土之外的一个佛教中心。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即使连抄经这样的事情，在敦煌也出现了跟风现象。由于在吐蕃统治者的推动下，敦煌抄经事业繁盛一时，根据相关研究，赞普热巴坚布施抄写《大乘无量寿要经》汉文部、藏文部。统治者的抄经行为深深地影响着统治区域的民众，敦煌豪门望族除了开窟造像外，还加入到抄经队伍中来，抄写经文，达到祈福禳祸的目的。张氏是敦煌大族，后来领导瓜沙民众驱逐吐蕃建立归义军政权的张议潮，其父张谦逸曾经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担任大都督之职，一度在张议潮陪同下前往吐蕃本土接受赞普的召见，敦煌文献S.《般若心经》尾部题字：“弟子张谦逸为亡妣皇甫氏写观音经一卷、多心经一卷。”官至归义军朝议郎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的翟奉达曾为亡母、亡妻写经祈福。写经不仅在贵族高层中流行，在普通民众中也颇为盛行，有意思的是，竟然还出现了为牲畜写经的情况，敦煌文献S.号《佛说阎罗王受记经》就是为一头死去的老牛所抄写的佛经，“奉为老耕牛一头敬写《金刚经》一卷，《受记》一卷，愿此牛身领受功德，往生净土，再莫受畜生身。天曹地府，分明分付，莫令雠讼。辛未年正月。”写经人希望自己的老耕牛来世不要再投胎成为牲畜受罪。
这些古老的敦煌经卷，不仅承载着抄经生们的艰辛，也饱含了他们对佛教的恭敬与虔诚，他们为敦煌佛教的传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不管是为了养家糊口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执着信仰，他们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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