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儒学研究专家孟子故里共襄文化盛举

8月7日，第五届中韩儒学交流大会在邹城市举办。本次大会由山东社会科学院、韩国安东国立大学、邹城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中国孟子研究院承办，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国孔子研究院、韩国成均馆大学协办。

本届中韩儒学交流大会以“孟子与中韩儒学”为主题，举行了一场主题发言和六场学术交流。主题发言由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主持，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孟子研究院特聘院长王志民，韩国国立安东大学孔子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尼山学者李润和，孟子研究院特聘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存山，韩国成均馆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儒教文化研究所所长辛正根，韩国朝鲜大学哲学系教授、韩国儒学学会会长、Woori哲学研究所所长李哲承，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主任、研究员孙聚友分别作了题为《“孟母教子”故事对中国传统家风家训的奠基与影响》《从于连(Francois Jullien)的“天下之忧”中看孟子的忧患意识》《孟子思想与韩国儒学的“四七”之辩》《孟子和庄子之心性论的特征》《关于孟子“浩然之气”思想的朱熹与王夫之的观点比较——以<孟子集注>与<读孟子大全说>中 “浩然之气”章为中心》《孟子的社会管理思想》的发言。

与会中韩儒学研究专家从中韩不同的国情出发，通过比较分析，深入研究了儒学的历史意义，认真审视了儒学的当代价值，广泛探讨了儒学的未来发展。专家们认为，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两千多年来，儒学由邹鲁之地走向中华大地，又由中国走向东亚，由东亚走向世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儒学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呈现出了不同的样态，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儒家学说曾对中韩两国文化传统的发生、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也正在对中韩两国产生着重要影响，对中韩两国未来社会的发展也会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王志民：“孟母教子”

在传统家风建设中的首创

泛爱所有的人。孝悌属于“亲亲”之情，“本立而道生”，此“道”就是仁道，而“仁者爱人”就是包含着道德情感在内的道德理性。

孟子接续儒学的发展，明确地提出了性善论。孟子所谓“性善”，就是指人之本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的“四端”，将此“四端”加以扩充，便是仁义礼智“四德”。孟子强调“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可见“四端”还不是充足的善，只有顺此“四端”而加以扩充，才能成为“足以保四海”的“四德”。

对志气知言问题有不同的观点。

朱熹与王夫之对孟子的浩然之气思想有共同点与不同点。朱熹与王夫之对“集所生”“配义与道”“以直养”有共同的意见，而对志与气、养气与知言的关系，表现出不同的观点。朱熹重视志，认为在志的指导下培养气。王夫之认为志与道有密切相关，志不是在气的先头，依靠着气存在。所以，王夫之认为志可以指导气，但志不能离开气，所以若志忽略气，志不能得到一点的成果。朱熹认为，义是应该恢复的对象。王夫之的观点却不同，他认为义是每天产生的，与义有关的气也是每天产生的。据他说，培养每天产生的气，才能实现孟子的“不动心”。

族人的训导历史文献中都有出现。但世卿世禄的贵族训导，还很难代表从战国、秦汉后才形成发展的传统家庭的家训。

第一篇家训，就是孟母对孟子的五次训导。其中有许多精言，已超越后代许多知名的家训。例如《断机教子》中的“学以立名，问则广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阻子休妻》故事中的：“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将入户，视必下”等劝学、励志、修身的话，都是因事明理、情深意长，是连后世的著名家训也相形见绌的教子与家风建设的名言。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两条很重要的线：一条是所谓上层传承。即通过皇帝、官僚、以及附着于他们的知识分子，通过国家制度、官僚体系和教育系统来传承。文化传统在下层的传承发展，就是通过家庭，通过家风、家训、家法、家规，通过家庭训导、口耳相传、子承父志等来实现。所以，中国人历史上就重视家风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中华文明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承系统。从这一点来讲，孟母在家风建设上的这两个第一，就是她对中华文明传承的巨大贡献。

李润和：道德的主题性是仁

《孟子》书中有性善论与非性善论的一段对话：“今日性善，然则彼皆非与？”孟子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这里的“情”是情实的意思，而后来程朱理学将此解释为与“性”相对而言的“性之动”的“情”。实际上，孟子以“四端”和“孝悌”为人之性善，而“四端”和“孝悌”都属于人的道德情感，故可以说是“性情一体”。

辛正根：孟子和庄子对心的争论

朱熹与王夫之都重视养气与知言的重要性。朱熹认为，知言是养气的前提；但是，王夫之认为通过养气才能说明知言。关于“浩然之气”思想，朱熹与王夫之有见解差异。朱熹的理哲学认为，世界的起源是先有的不变的理，通过理的显现能解决现实问题。王夫之的气哲学认为，世界的起源是活动的变化的气，理是气的助理，从具体经验能找出抽象原理。

孙聚友：仁政德治

是社会管理的具体内容

春秋战国时代剧烈的社会变革，带来中国社会家庭制度的质变。随着井田制瓦解，私田地租出现，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传统家庭开始出现。孔子之后，私学大兴，知识走向下层，乡间学校开始出现，才有了孟母教子故事中的迁居学宫旁。

《孟子》中记载：“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说明到孟子的时代，已经有三代人组成的八口之家，中国传统的以自给自足的自然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家庭出现了。在这个基础上，才形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聚居村落和区域。概言之，中国传统家庭的出现，应该是从孟子时代开始的。所以，战国时期是中国家族形态最早形成传统家庭的时期。从这样一个文化制度的背景来看中国传统的家风建设，孟母教子故事至少两个首创。

第一，孟母是其后传统家庭家风建设的第一个奠基人。在战国以前，也是有家风建设的，但在世卿世禄贵族统治中，等级森严的家族内部的所谓家风建设，与后来传承数千年的传统家庭，在家族制度、家庭结构、思想理念、文化传承上是有质的差别的，并不具有后世所说的家风建设的代表性。

传统家风，是一个家庭在世代相传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生活作风、传统习惯、道德规范和处事之道，它的核心是品德、情操、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孟母教子，是传统家庭在其形成过程中，最早关注家风建设并做出典范的第一人。

第二，孟母创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家训。传统的看法，认为真正的“家训”是在东汉才产生的。孟母教子故事中，孟母对儿子的训导，应是最早、最好的家训。家训在这之前也有，贵族教育子弟，对他的家

孔子所主张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不怨天，不尤人”，便很好地代表了仁的道德性。对于通过仁确立道德主体性的孔子来说，践行道德不是依附外在的、客观的道，而是通过践行内在的仁来实现的。它是源于自己内心的自律，而非外部因素或他律。也就是说，道德是依附自身的自觉来实现的，而非依附外部的东西来获得的。

在人存在的具体生活中，孔子明确区分了人应该做的领域，即自觉主体的领域，以及人无法做的领域，即客观限制的领域，从而确保了人的道德领域，进而通过阐明仁的自觉性、主体性、意志的自由性，来明确揭示人的主体性，即道德主体性的意义。

孟子首先以孔子的仁为基础，将人的本性规定为仁义。他在对人的本性做出定义时，不是单纯以人的生物学特征为标准的，而是将人和动物的差异作为标准。人之所以成为人，正是因为有仁义，除此之外，人其他的任何能力，都不能使人更具有人性。

孟子认为人有行善的能力，并将这种能力概念化，即为良能。孟子通过良知和良能的概念，对道德心做了更深层的阐释。也就是说，在人的道德本性中，存在着不用思考也能明白的“良知”，以及不用学习也会有实践能力的“良能”。

“良知”中的知，是不经过任何思索的、直接的自觉。仁义礼智全都是良知自身的本能表现。良知如能被实现的话，则成为道德行为。而实现这一道德行为的力量，正是良能。良知和良能原本就合为一体。从直觉角度来讲即是良知，从其实现角度来讲即是良能。所以，实际上良能可以解释为道德意志。

总而言之，孟子根据孔子的仁，将人的本性阐发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端之心。他认为这种道德心是人与生俱来的，并且是任何人都具有的人的普遍本性。因此，人依据这种道德心，不受任何外部制约自行判断道德的善恶，并且成为践行道德的自主存在。

李存山：孟子思想中的“性情一体”

在中国的先秦儒学中，虽然有“性”与“情”两个概念，但基本上是“性情一体”。孔子言“性与天道”，他对“性”只说了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为是“性相近”，而不是说人性善，所以后来宋代的程朱理学将此归于“质之性”。

孔子论“仁”，有仁者“爱人”之说，此“爱人”就是要“泛爱”人类所有的人。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为“仁”之本始，故“仁”就是由此孝悌的“亲亲”之情，而扩充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进而扩充为“泛爱众”，即

孟子与庄子，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对心最为关注的思想家。他们把心设为哲学的核心议题后，已有的主题也开始与心相联系重新被探讨。孟子努力将心向特定的方向，即性极大培养，变成一种自律的道德世界。庄子关注心无法统制，变化无双的情，想要完全切断外部介入。孟子与庄子找到的心，被后代压缩成为性情之论，引起了活泼的探讨。

孟子从性善的方向出发，强调心具有倾向性，并认为将心的这种倾向性进行扩展，将具有这种扩展的气象的人称为“大丈夫”，也称为“大人”。所以孟子强调一个人比较完善的状态是成为大丈夫或者大人，这主要是从道德层面来讲的。从庄子的角度来看，他强调虚心，把心放空，把人的欲望、价值都不要填充在心里面。

人应该像庄子提的“枯木死灰”状态一样，接受现实，不要为它设定一个特别的方向。如果做到这种状态，就达到了至人无己，不要强求世界变成什么样，而是先考虑我要怎么样，达到至人无己的状态。孟子的结论是人的发展方向是成为大丈夫，但是庄子认为最好的境界是达到至人无己。这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也是两个人对心性论的不同特征。

李哲承：朱熹与王夫之

“浩然之气”的观点比较

关于浩然之气，孟子说道“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前于心，则馁矣”，认为其与道德性并非无关。也就是说，关于浩然之气的生成，孟子并非认为与象征道德的义无关，或者是某一天袭义而形成的，而是一点一滴集义而形成的。

如此，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并非仅仅局限于物理性的内容，并且也与人类的整体性和象征道德性的道和义紧密相关。可谓至大至坚之气象。

朱熹和王夫之接受孟子的观点，认为通过志与气的有机结合可以实现不动心，因而必须涵养浩然之气。但朱熹与王夫之在解释《孟子·公孙丑上》的浩然之气章时，

没有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就没有儒家思想。所以，儒家思想实际上从某种角度讲，就是一种社会管理思想。孟子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在对历史与文化的发展认识中，继承了孔子的仁学理论，从天道与人道相通的理论出发，探讨了社会运行发展的管理之道，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管理思想。

就社会管理来说，孟子认为社会管理的具体内容，就是实施仁政德治。仁政包括管理者，也包括社会组织结构的有序运行，同时也包括管理者保证人们对社会纲纪的遵循，进而实现养民、富民，满足民众的社会需求，实现社会的和谐运行。所以，孟子特别重视社会的组织管理，他对社会组织管理也提出了各得其位、各尽其责的思想。

在对社会管理方法的认识中，孟子特别强调管理必须重视德礼教化的方法。教化管理是为政之本、治国先务，是管理者的重要职能；而管理者自身的道德水平，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孟子指出，实施社会管理，如果对被管理者只是满足其物质生活的需求，而不加道德教化，则人与禽兽的区别就难以体现出来。所以，重视道德教化的社会管理方法，以人伦五常道德规范来教化民众，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父子之间有血缘亲情，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夫妇之间挚爱而有内外之别，长幼之间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是社会管理作用实现的重要保证。由此，他提出了“善教”优于“善政”的观点。

善政是通过仁政的实施，来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而善教则是通过道德礼义的引导方式，来端正人们的内在道德向善意识，所以善教能够得到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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