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首次经过科学挖掘出土新莽王朝8件度量衡器山东邾国故城遗址惊现“王莽重器”
衡杆铭文九斤权
今年6月初，山东大学考古队在山东邹城市邾国故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8件有铭文的硕大而精美的青铜器。近日，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与历史文化学院邀请了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中科院自然科技史研究等权威研究机构的10余位专家学者召开座谈会，论证这批青铜器的价值。会上，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这是新莽王朝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制造的度量衡器，是“理想主义改革家”王莽的“重器”。而这也是我国首次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此类铜器，具有重大学术研究价值。
邾国故城不仅有故事，还有很多文物
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地处峄山南麓，平面略呈长方形，面积约6平方公里，城内中部为面积近17万平方米的高台，应是宫殿区所在，俗称“皇台”。
据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也是本次考古挖掘的领队王青介绍，公元前614年邾国国君邾文公迁都于此，这里面还有一个颇为动人的故事。据《左传》记载，当年邾国持续被鲁国压迫，邾文公就打算将都城迁于此处，但一经占卜，卜辞上却说，迁都有利于民，却有害于君，会使君短命，因此大臣纷纷劝他不要迁都，但邾文公却说：“上天树立了君，就是为了替民谋利，至于我的生命如何，这是天意，如果迁都有利于民，就迁吧。”随后，邾文公毅然将国都由訾娄迁至此处。“不久，邾文公真的病死了，这当然是巧合，但这种民权思想却很难能可贵。”王青说。
王青说，邾国故城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100多年（公元前614—公元556年），这里水源丰富，农业非常发达。而且，自清代以来就不断采集出土重要文物，但是一直没有开展正式考古发掘。2014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山东大学承担该城址为期十年的田野考古项目，2015年春季山东大学考古系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
2017年3月至7月，由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组成的考古队对该城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掘区选在宫殿区“皇台”之上，发掘面积近500平方米。“出土遗存比较丰富，其中遗迹包括灰坑270余个、沟渠10条、水井4眼，还有房址、窑炉等。出土大批遗物，其中陶器有鬲、盂、豆、罐、盆、瓦、瓦当、砖等，铜器8件，以及钱币、印章等。遗存的年代多数属于春秋、战国、汉代，另有少量北朝至隋唐时期遗存。”王青介绍，其中8件铜器应为新莽王朝的度量“重器”。国内首次科学挖掘出8件新莽铜器
值得一提的是，王莽时期的度量衡铜器以前发现很少，只在甘肃定西市和合水县等地发现了不足10件，而且多为村民偶然挖出。邾国故城这次出土的8件铜器是迄今为止首次经过正式科学发掘出土的，也是一次性集中出土数量和种类最多的汉代度量衡重器。
这8件铜器均出自3号水井一个圆形砖井，下部用陶制井圈套接而成，深约11米。8件铜器则包括2件诏版、1件货版、1件衡杆、4件环权。其中，2件诏版正面中央还有刻81字篆书铭文，为竖行书写，排列规整，共9行，每行9字，初步释读为:“黄帝初祖，德帀于虞。虞帝始祖，德帀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据土德受，正号即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沈。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亨传亿年。”
另有1件货版，也为正方形，比诏版略小而轻。正面阴刻7字篆书铭文，分别为“黄金”“铜泉”“絮”“布”“帛”，其中“黄金”位于中央，其余分列四方。
铜权和铜衡共5件，应为1套，据专家推测使用方式类似现在的天平称重，即衡杆两侧分别挂载铜权和货物，上悬孔（应位于完整衡杆的中部）用作称重时的支点，属于等臂式衡器，4件铜权分别铸有三斤、九斤、重钧卅斤、重石四钧等计重铭文。
印证王莽是“理想的改革家”
专家综合3号水井的出土层位和同出遗物判断，3号水井应建于西汉初期，到西汉末年的新莽时期，扔入这批铜器并填满杂物，以掩藏铜器免于被发现，其历史背景很可能与新莽王朝末期的社会动乱有关。
而根据81字铭文推测，这些度量衡器应是王莽建立“新”政权并施行度量衡改革时所建。“根据诏书中的‘龙在己巳\’和‘始建国元年\’等铭文信息可知，这批铜器应铸造于公元9年，‘德帀于新\’即指王莽建立‘新\’王朝，‘同律度量衡\’即指实行度量衡改革。这与《汉书》‘王莽传\’‘食货志\’‘律历志\’的记载多可对应。而且，诏书为‘篆\’体，对研究王莽托古改制等历史问题具有重大学术研究价值。”王青解释。
“此外，都说王莽是一个‘理想的改革家\’，虽然他的很多想法没有实现，但从这批文物中也可以看出一二。比如诏文中说‘初班天下，万国永遵\’，意思是说，由国家统一铸造，然后天下万国都要遵循，初建王朝，要万象更新，可见王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王青说，此外，这批铜器制作精美，技术和工艺都比较高，“对比先秦和秦汉时期的度量衡器，还属王莽做得最好，种类也比较齐全，而且其中的度量标准也很规范，后代很长时间的度量衡基本都延续了王莽的这个标准，因此这对研究我国度量衡发展史也有重大意义。” （记者石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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