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未竟意难平：济宁开埠的前前后后 王明珠
民国七年（1918年），已经在北洋中央政府任职的潘复开始着手实施已经筹谋多年的济宁自辟商埠事宜。
潘复（1883年—1936年），今济宁市微山县马坡镇潘庄人，幼年熟读经书，考取过清末举人。民国建立后，他一边在北洋军阀政府内步步高升，一度担任财政部总长、国务总理等职，一边兴办工商实业，成为商界巨贾，对济宁近代工商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商埠，即“通商口岸”。这是清廷与西方列强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最为国人所熟知的一个词汇，它表明了清政府被迫向西方列强一国或多国开放的特定通商地区，以及约开通商口岸中享有种种特权。而自辟商埠，则是国家主动开放的通商口岸，其中的各项权利归本国政府所有和主导。
自辟商埠，是在二十世纪初叶济宁士绅为再造盛景、重铸荣光做出的又一次努力。
此前的六七十年间，济宁已从南北航运、商业、军政重镇，急速沦落为一座被遗忘的边缘城市。
清咸丰五年六月十九日，即1855年8月1日，黄河在河南兰阳（今兰考）北岸铜瓦厢决口。黄水先流向西北，后折转东北，夺山东大清河入渤海。铜瓦厢以东数百里的黄河河道自此断流，原本穿苏北汇入黄海的大河迅即化为遗迹。这次黄河决口，不仅仅给山东带来了绵延数年的灾荒和劫难，还截断了运河，截断了漕运，截断了济宁繁兴了几百年的气运和生机。
此后几十年里，清政府几次试图重新打通大运河的漕运航道，但有心无力，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1901年7月2日，清廷颁布诏令，停止征收和转运已经名存实亡的山东、江苏、浙江等濒海且有运河通过省份的漕粮，改为征银。第二年，清廷又裁撤了设在济宁的管理北部运河与黄河事务的东河衙门。
运河断流，航运衰落，漕运谢幕，高官离散。其实，从黄河截断运河开始，曾经人声鼎沸、舟楫如云、商贾磨踵、衙门林立的济宁，就逐渐冷清起来。裁撤东河衙门，不过是告诉济宁，从今个起，在朝廷那帮人眼里，你没用了。天津、上海、青岛、烟台等等那些临海的港口，还是即将沟通南北东西的铁路实际上攥着国家的命脉。
这让富裕了几百年，风光了几百年，眼界和胸襟也开了几百年的济宁士绅们失落之余，又顶起那么一股子不愿服输认命的心劲，试图为济宁，为自个，找出一条改天换命的出路来。
两年之后的济南开埠，让济宁士绅们看到了希望。1904年5月1日，为避免德国依仗修建胶济铁路之机，强行把济南纳入势力范围，山东巡抚周馥与已经升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联名上奏，请求在济南、潍县和周村三地自开商埠。他们的共同想法是：“值此列强环伺、主权尽失之时，尽快自开商埠，以免利权再失”。
饱受列强欺凌之苦的清政府，在5月19日迅速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济南就此自开商埠。此前，济南是山东传统的政治中心，经济上只能算一个三流的城市。开埠后，山东地方政府制定了大量“通商惠工”的政策，加上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交通枢纽的位置，吸引了国内外商业资本纷纷涌入。各式洋办民办的银行、洋行、老字号及商场，纷纷在商埠扎堆，济南工商业在国内城市中的地位扶摇直上，一跃成为山东内陆第一大商贸中心。
这让济宁士绅艳羡不已，但苦于本地既没有上达天听、影响时局的人物，又失去了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自行开埠暂时只能是一个奢望。
那就先争一条铁路吧。
1908年8月，历经十余年波折的津浦铁路终于开工。这条铁路还在筹划时，济宁士绅就极为关注，认为如果铁路能过济宁，不仅能弥补失去的大运河之利，更能为济宁的发展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设轨线一旦交通，南北商货多一伟大销场，于实业前途，关系甚大”。他们寻机向当局申述铁路过济宁之利，请求津浦铁路过济宁。
但就在铁路开工数月后，翘首以盼的济宁各界，被泼了一头冷水——路线弃济宁而就兖曲。济宁士绅“大愤而哗”，决定力争津浦铁路改线济宁。
其时，潘复在他父亲潘守廉的扶持下，已经在当地名声鹊起，俨然成为地方士绅的领袖人物。他和袁景熙被推举为济宁地方代表，前往北京游说。
济宁乡绅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杨毓泗，从日本留学归来不久，在京担任侍讲学士。潘复等人在和他商议后，决定内接于情，外借以势，先以同乡之谊面谒津浦铁路督办大臣吕海寰，再由杨毓泗等人，以山东同乡全体京官的名义，提出正式要求。
吕海寰认为借着山东士绅公意的名头，改线济宁也有可能。于是，他委派津浦路北段总办李德顺，带工程师前往勘测线路。可惜李德顺营私贪污事发，连带吕海寰也一起下台。
济宁士绅并未气馁。1909 年8月2日，清廷命徐世昌为津浦铁路督办大臣。或许是相信新官会有新景象，更弦易辙的机会更大，济宁士绅精心准备，再行上书当局要求改道。他们选派调查员，对要改道的新线作了调查，绘制图说，再次推举袁景熙、潘复等人，赴京津呈递说帖和测绘图，陈说要求津浦铁路改道的理由。
经过多方游说，督办大臣徐世昌下令让人重堪线路，看看改路方案是否可行。但德国工程师重勘后认为，以干线绕济宁有诸多窒碍，不如在兖济间修筑一条六十里支线，既能保证津浦铁路主线的顺利施工，又可以部分满足济宁士绅所请。这一方案，得到了督办铁路大臣的允准。
1912年，在津浦铁路全线通车的同时，兖济支线也顺利竣工。济宁各界争取津浦铁路改道的目的虽未达到，但争得了兖济支路的修筑，让济宁搭上了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列车。自漕运断航之后，济宁不断下坠滑坡的局面为之改观。所以潘复在《争路小记》中最后说：“代表此行，谓之毕功可也，谓之失败可也”。
对潘复来说，这次“争路”还为自己争来了一条快捷官路。事后不久，潘守廉就介绍儿子潘复，到同科好友江苏布政使陆钟琦账下谋职。陆钟琦耳闻潘复“争路”中的作为，非常赏识他的才华，所以慨然应允。
潘复也不负其所望，文采谋略样样出彩，给陆钟琦颇多助益。1911年10月，陆钟琦升山西巡抚，让潘复随其上任。23天后，山西新军响应武昌起义，陆钟琦全家被杀，潘复不得已逃回老家。1912年，他先赴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谋得一职，很快又转投江苏都督程德全府下供职。此间，因修改了呈文中的十八个字，协助程德全讨要到军饷，潘复暴得大名，被誉为“江北才子”。
1913年1月，潘复回到山东。山东都督周自齐委任他为山东实业司司长。3月，潘馥加入统一党，与周自齐、靳云鹏同为山东支部负责人。11月，潘馥又改任山东南运湖河疏浚事宜筹办处总办，兼办山东水利，筹办处驻济宁。
1915年，周自齐任财政部总长，潘复随任为财政部参事。1916年，潘馥调任全国水利局副总裁。
潘复官运亨通之际，早年投军的济宁人靳云鹏、靳云鹗、熊炳琦等，也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崭露头角，跻身北洋政府上层。到1918年，济宁人在北洋中央政府和山东地方政府中，都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这就让潘复等人，看到了申请济宁自辟商埠成功的希望。
促使潘复等人要把争取济宁自辟商埠提上日程的，还另有原因。一是潘复、靳云鹏等人，联合家乡的士绅和商人，办了不少的实业，如济丰面粉厂、济宁电灯公司等等。他们很希望直接与外国人做生意，购买设备，扩大市场，分享通商利益。二是1914年，龙口自辟商埠。如果说济南开埠，济宁人还只能望而兴叹。龙口一小小地方，无论人口、土地、商贸，还是对外交流、历史地位，都远不如济宁，它尚能自辟商埠，这无疑给了济宁人很大的自信心。
或许在潘复等人想来，中央有人，省里有人，本地有铁路、有生意、有货物，此前有先例，济宁自开商埠岂不是也能像济南、龙口一样，一个呈文上去，顺顺当当就成了？
可是，没成。事情的变化，远远超出了济宁士绅们的预料。
1918年，潘复和靳云鹗作为发起人，邀请济宁乡绅及工商界人士，商讨筹办济宁自开商埠诸事，将拟定的有关章程等事宜，向山东省政府递交了呈文。
根据《实业杂志》所刊《济宁绅商呈请自开商埠》一文记载，潘复等人陈述了三条自辟商埠的理由：
其一，交通便利。“济宁地当南北孔道，水陆通衢。在昔为河督驻节之所，商业素称繁盛。近则设有道署，并建有兖济支路，与津浦路相联络。北通京津，南至江浦，东则达于沿海口岸，与外商向有往来。近复有濬疏运河计划工程告竣，又可遵循河道，北抵燕冀，南下江淮。轮毂交通便利特甚”。
其二，本地物产丰富、商业繁盛。“且济宁及附近各处，地多膏腴，所产物品，颇多出口。外商亦有托华商在济设庄购办土货。而入口各货，由济南等处转运而来者亦复不少”。
其三，避免外国人抢占先机。“且可谋地方商务之扩张，以杜外人之觊觎”。
开辟商埠的方法，则参照龙口先例。政府成立商埠局，掌管行政职权；具体购地建设运营等事项，则成立商埠建筑公司来负责。商埠范围“自林家桥（东关）起点，沿运河南岸两闸口（南门外）以达大李家庄，计长二十余华里，宽十余华里”。考虑开埠所需款项巨大，国家财政困难，潘复等人在呈文中说，济宁士绅愿意募股筹资经办此事。
经过运作，1919年12月，山东省政府将此事项立案。就在这一年，靳云鹏当上了北洋政府陆军总长，9月24日又代理刚辞职的龚心湛任国务总理。
善于钻营的潘复，看到了官运红途即将大开的机遇，全部身心投入到京城官场的周旋，济宁开埠一事就放在了脑后。靳云鹗则升任第八混成旅旅长，驻军郑州。在军阀派系争斗中，他为自己的前程焦灼不安，也没心思顾及此事。1919年的山东省政府，正处在巴黎和会搅动的巨大政治旋涡的中心，焦头烂额，顾此失彼。既然没有头面人物追问督促，济宁开埠一事自然就被扔在一边。
1920年8月，靳云鹏第二次组阁，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潘复则受邀担任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署长、山东省筹账会会长。新到任的山东省长田中玉和靳云鹏交好，又与靳云鹗同属晥系，都是吴佩孚的部下，有事自然好商量。所以，在停顿了将近两年之后，1921年初，济宁自开商埠的呈文，被送上田省长的案头。3月份，即转呈北洋政府有关各部核查。
各部核查后，由内务部领衔，外交、司法、农商、财政、交通等部与税务处一起，将同意济宁自辟商埠的呈文，提交给了大总统徐世昌。在开办费用方面，潘复所在的财务部，一边抱怨“中央财政异常支绌，现款难筹”，一边还答应“拟先由部垫发国库二十万元，以资应付”。
呈文之中唯一被驳回的，是设置海关征税这一项。“济宁开埠虽拟照龙口办理而其地势位于内地，与龙口之濒临大海者，决不相同。转与济南地势相仿佛。济南自辟商埠至今，迄未设有海关，将来济宁开埠，只可援照济南前例，暂不设关”。各部还建议准许济宁先开埠，有关事项可在开埠后由山东省署详细筹备。
1921年4月22日，徐世昌批准了呈文。山东省署即安排济宁县知县筹备此事。济宁即将开埠的消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英美烟公司月报》《实业杂志》等报刊，都刊发了消息。这也是《济宁商业志》等史书中，确认1921年济宁开埠的原因。
然而，济宁开埠一直没能落到实处。
根据潘复等人的筹算，开办资金约为百万。在北洋政府批文后，财政部的开办资金一直没有到位，山东省政府也拿不出钱来。所需开办资金，惟有依靠募股筹款。可是经多年军阀洗劫，本地工商业都勉为其难，惨淡经营，筹款极不顺利。
此后不久，靳云鹏、潘复等人，在军阀倾轧中自顾不暇，逐渐退隐津沽，自然削减了推动此事的影响力。
1922年8月，北洋政府任命许钟璐为济宁商埠总办，道尹王鸿遇为会办，县知事周礼为坐办，正式筹办济宁开埠事项。但直到1923年2月，北洋政府才勉强拨了一万元官款，给商埠局做筹备经费。许钟璐也只能和王鸿遇、周礼商议，强行募股筹资。“由道署派员，分赴各县劝募”。
两个月之后，因“黑幕层出，甚至有强迫认股，及按亩按户摊捐情事”，筹款筹到了激起民愤。省参议员李文林等提出议会决议，要求山东省署停止了此项虐政。
筹款不能，官款不给，商埠局内各色人等，见筹备商埠前景黯淡，于是各谋出路。1924年1月，许钟璐调任胶东道尹。此后，再也没有人接替商埠局总办一职，济宁商埠局名存实亡，开辟商埠一事完全停顿。
之后的两三年内，济宁士绅屡次聚议，想重启此事。潘复也一度就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交通总长，可是北洋政府已到了苟延残喘，朝不保夕的命数。地方军阀更是只求盘剥劫掠，恨不得刮地三尺，根本不顾及地方发展。济宁商埠区，终究没有真正开工建设。
1926年刊印的《济宁县志》书中，《济宁城厢图》标记了筹划中的济宁商埠区边界，是济宁商埠开而未建的佐证。编纂者在《济宁县志·实业篇》开篇语中慨叹：“济宁地滨运河而又以兖济支路交通南北，迩年来商务渐兴，田价倍增，工业亦目有起色，再能扩而充之，俾运河疏通，商埠开辟，蒸蒸日上，后此者其未有艾乎？”失落之情、怅惘之意，溢于言表。
1928年，北伐军进驻济宁。战地政务委员会委派专员孔祥仁调查济宁商埠情况，“济宁商埠，筹办有年。曾经耗费巨资，迄无成效可睹，兹派该员克日驰赴该地，会同该县县长。将商埠筹备情形，详细查明具报，以凭核办”。
孔祥仁在详细调查后上报说，济宁商埠“自开办至今，其中筹备期间，历时不过半年之久，共费官款一万余元，实无成绩之可言”“该埠工商业屡受军阀之摧残，交通之滞碍，其商业凋敝已达极点”。更有甚者，当初测绘的商埠四至地图也已经遗失，无从查找。他建议“商埠局似应早日恢复，遴派干员，速行筹备，继续工作以谋工商业之发达”。可这份建议泥牛入海，直到国民党政权退出大陆，济宁开埠一事都再无消息。
从1918年到1928年，以潘复等人为首的济宁士绅，为了能繁荣地方，让家乡再度兴盛发达，在济宁自开商埠这件事上忙活了十年，最后落得一场空。
今天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济宁自开商埠仿佛就是近现代中国士绅地主阶层谋求救中国的一个缩影，寻求外力，公心私心间杂又私利当先，民心离散，终逃不过失败的命运。
①1926年济宁城厢图
②潘复
③靳云鹗
④《济宁县志》实业篇开篇语
⑤《济宁县志》有关争路的记载
⑥《济宁县志》中杨毓泗等人给津浦铁路督办大臣的呈文
⑦⑧1920年《济南商业杂志》中登载的济宁将要开埠的消息
⑨1920年《实业杂志》登载的济宁自开商埠的消息
⑩1921年《农商公报》刊登的内务部等各部就济宁开埠给大总统的呈文
1921年《英美烟公司月报》登载的济宁开埠计划的消息
1922年4月《外交公报》刊登的商办济宁商埠章程
1922年《农商公报》刊登的任命许钟璐为济宁商埠局总办的大总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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