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奎:探索“中国写人学”新路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孙婷婷 绘
在山东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水浒》研究会副会长李桂奎先生眼里，即便放在世界文学视野中，中国古代小说的成就也“足可令我们深感自信和自豪”，“过去有些学者在崇洋媚外的心境下，常常拿人之长比自己之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自我矮化，这是非常不当的。我可以信心百倍地说，仅凭着‘姑妄言之姑听之’的创意水平和‘以奇趣为美’的民族特色，中国古代小说就可以当之无愧地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李桂奎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小说文本与理论研究，对他而言，比发掘古代小说魅力更重要的，是“如何发掘”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是要拒绝给西方文艺理论“打工”，探索并建构起一套本土化、自主性的古代小说理论体系。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道阻且长”出自《诗经》，意谓前行之路充满阻碍，且又远又长；“行则将至”出自《荀子》，意思是只要坚持不懈走下去，就一定能够抵达目的地。李桂奎的求学之路，或许可以用这两句话来概括。
1967年，李桂奎出生在山东沂南一个偏僻的农村，交通闭塞，生活贫穷，最早的读物也就是几本连环画，一直到高中才有机会到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书来读，“印象最深的，是巴金的《寒夜》，读完出了一身冷汗”。
考上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李桂奎觉得自己读书的视野一下子就开阔了许多，“当时刘乃昌先生给我们上唐诗宋词课，我很喜欢，那时候就开始写一些阅读感受。现当代文学的李新宇老师，也让人印象深刻”。
受家里经济条件所限，1989年本科毕业后，李桂奎就到临沂师专（临沂大学前身）工作，但继续求学深造的梦想一直没有熄灭，其间他考过北大，也考过山大，考山大时专业课成绩94分，但因为英语成绩受限而与山大失之交臂。1996年，李桂奎终于重回曲阜师范大学攻读古代文学硕士学位，“导师是本科时就给我们上过课的徐振贵先生，徐老师给我们讲《牡丹亭》，讲《金瓶梅》，讲《红楼梦》，我后来确定明清文学的研究方向，正是受了徐老师的影响”。
硕士毕业，李桂奎依照“合约”，继续回临沂师专当了3年老师，其间从未停止学习。2002年，他终于得偿所愿，考入复旦大学黄霖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黄霖先生是朱东润先生弟子，名师的名师。黄先生不仅在史料收集、整理方面功力深厚，其费数十年之功编成之十五册《历代小说话》广受学界赞誉，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中更是有着重大的创建。
从山东一个偏僻农村到考入复旦大学黄霖先生门下，李桂奎“道阻且长”的求学之路，终于达到了一个高度，而这个高度，又是他治学的新起点。
“中国写人学”
在李桂奎看来，读博确实是自己治学的起点，“确定了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本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治学方法”，这一治学方法的确立当然是受到了黄霖先生的影响，“黄老师对《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文本都有极为精微的研究，而他最有建树的是文论研究。在文论上黄老师强调‘原人论’，认为中国古典文论所谓的‘原道’，在根本上就是‘原人’，因此他将中国古代文论的要义概括为‘文自人’‘文如人’‘文写人’‘文为人’。”
治学方法确定之后，是对研究题目的寻找。对小说研究而言，“叙事”和“写人”是两大关键问题，而在号称“显学”的西方“叙事学”影响下，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也持续走高、走热。在导师的提示下，李桂奎觉得自己的研究不能跟在别人后面跑，于是有了构建“中国写人学”的构想。李桂奎认为，若论中国小说的特色与魅力，除了在叙事方面可以与西方小说媲美，引人瞩目的还在于中国古代小说特别长于写人，“而其写人手段和效果又不同于西方写实，而是注重通过白描、皴染等笔法，追魂摄魄地把人物写活，从而给广大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再加上古代小说又特别讲究谐趣，并常常于‘游戏中暗传密谛’，给广大读者以人生哲理的感悟与人生角色扮演的参照。真可谓魅力四射！”
如何分析中国小说中的“写人”，周汝昌先生有过反思，他认为如西方将写人分解成肖像、动作、语言等方面解剖，是对完整的人的一种割裂和支解，并不适用于对中国古代小说写人的分析。李桂奎认为，所谓白描、皴染等笔法，正是中国古代小说写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绘画的审美眼光来进行整体意义上的“传神”描写，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写实话语系统的中国特色。而象征、比喻等修辞手法贯穿着中国古代的“写人”传统，比如我们常见的“如花似玉”“豹头环眼”这样的描写，都不是直接的、写实的，而是“写意”的，是“传神”的，是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抒情传统紧密结合的。李桂奎进而认为，在抒情传统、叙事传统之外，中国文学还有第三个重要传统，就是“写人传统”。在一篇题为《寓传神于传奇》的论文中，李桂奎认为，将人之传神寓于故事之传奇，正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常用方式。另外，自古以来，中国人善于用戏剧语言进行思维，尤其特别看重如何按照某种人格或伦常规范来完善人物的角色扮演。基于古老的“人生如戏”观念，中国古代关于小说的“拟剧”修辞理解较西方也更发达。一方面，“天地大戏台，戏台小天地”意识时常流露于小说文本中。如清初《玉娇梨》第一回开篇引诗直言“天地戏场”之道。随之，《红楼梦》第一回更彻悟道：“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肠，曾为歌舞场……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在小说家们看来，人生于世，犹如戏场演戏，不停地上演各种闹剧。李桂奎认为，从“人生如戏”的社会理解到将小说视为“无声戏”，再到把小说人物比拟为戏剧角色，中国古代小说“拟剧”批评已有了较为雄厚的基础。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多年来对中国古代小说“写人”的研究，让李桂奎明确认识到，中国古代小说自有其传统和谱系，绝不能用西方文艺理论来简单硬套，在2015年出版的专著《中国小说写人研究》的“引论”部分，李桂奎写道：“在当下，面对横冲直撞、多方渗透的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我们要发出底气十足的中国声音，用本土的、自主性的中国话语来予以回应。那么，推出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自然是得力举措之一，这一特色理论体系少不了写人理论的席位。在中国文学艺术以及相关理论研究中，‘写人研究’无意于‘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是愿与‘叙事研究’同台亮相，共同创造出中国文艺理论及其话语的新辉煌。”
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发出“底气十足的中国声音”？李桂奎认为，还是要回到张之洞年代富有张力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8个字上。“作为一个学者，要打开眼界，要有宽广的胸怀，当然不能忽视西方的文艺理论，但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学者，自然也不能让自己成为西方文艺理论的附庸，而是要立足本体、回归传统。中国古代小说的长处在入木三分地传达世态人情，其‘诗才’‘史笔’‘议论’都特色鲜明。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我们可以参考西方文艺理论，但真正的‘核心武器’，却只能是构建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
眼下，身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术语考释与谱系建构研究”的首席专家，李桂奎正在致力于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写人术语、叙事术语、审美术语等等进行谱系建构。他认为，中国古代小说往往追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因此把中国古代小说的理论术语整合到一起后，会发现很多有意味的内涵，“其自主性的阐释空间也将是无限的”。
学术上雄心万丈，治学上又无比谦虚。李桂奎说，3年前自己从上海财经大学调入山大，是一种“回归”，“窃以为自己长于文本和文论，却短于文献，山大文学院的文献研究成就卓著，3年来我受此熏染，自觉学问又上了一个台阶。这就是古人所谓的见贤思齐吧。”令李桂奎欣喜的还有山大的学子，勤学好问，让人畅享“教学相长之乐”。这学期李桂奎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导读”的选修课，课时不多，其他大部分时间，他大多会在山大兴隆校区南山路旁的专家公寓里埋首读书、治学。寓所窗外即是南山，想起陶渊明“种豆南山下”的耕耘与收获，李桂奎教授还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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