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鲸在歌唱
纸上旅行
□ 雪 樱
在今天，我们谈论一位大学问家时，会阅读他的著作还是谈论他的人格？到底哪一方面对后人的影响更大呢？读完赵德发先生新作《学海之鲸：朱德发传》后，我的脑海里始终萦绕着这两个问题。这是一部作家与学者精神对话的生命之书，也是朱德发先生的心灵史和学术史，赵德发历时一年，跨越三省市，采访百余人，用诗性思维和真挚感情回溯朱先生的一生。
“如果把学界比作学海，朱德发先生就是学海之鲸。生前，他在学海中汲取，探索，壮大了自己，也影响了学界生态。他的自然生命终结后，依然用他的道德文章滋养后学，滋养着像他那样的‘真学者’不断出现。”书中的这段话可谓点睛之笔。
朱先生前半生经历苦难，5岁奶奶去世，6岁父亲病逝，10岁爷爷去世，接二连三的家庭重创并没有磨灭他幼小心灵的求学之志。爷爷背着粪筐下地干活时教他的《百家姓》，在他心里播种下儒学的种子；父亲当年从大连扛回来的留声机，又让他见了世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思想。后来，他踏上教书育人的漫漫道路，门楼小学、下岚初小、虎路线初小、齐家沟完小、罗家小学，他从稚气未脱的“小先生”，一步步升为主任教师、教导主任、小学校长，后来进入教育局当教研员。再后来，他以调干生名义进入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毕业后被分配到山东师范院校任教，那五排房宿舍成为最初的起跑线。此后，他教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培训大学教师等，三尺讲台，一站就是67载。很多人并不知道，朱先生一路成名，背后承受着包办婚姻的压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一块千斤石压上了我的肩”，他有着太多难以言说的痛。当他在教室里洋洋洒洒讲课时，妻子顶着烈日扶驴耕种，抑或是牵驴走在卖粮的路上，还要照顾一家老小，这些他始终怀揣感恩之情。而赵德发也有过相似经历，上学较少起步晚，乡村任教十余年，十八岁定亲结婚，因而叙述起来感同身受，更有情感和鸣了。
我成长在某高校家属大院，周围住的都是老师，大院里也走出过一些知名教授。以我的经历看，凡是称之为大学问家，无不有过人之处，无不有精神底子，而这个精神底子就是刻苦读书，独立思考。朱先生也是如此，从儿时武侠小说孕育的英雄情结，到任教后受杨朔影响萌生的作家梦，再到大学四年苦读文史书籍，他熬夜读书是常态。为了节省时间发明了“暖瓶焖米”之朱氏简餐，有时候甚至让人把他反锁在屋里读书，即便是“文革”时期，他也是痴迷阅读，研究鲁迅，“深稽博考，刮摩淬砺，勇猛精进”。倘若把这段经历比作用苦难和苦学独酿的一碗老酒，正是有了这碗老酒的垫底，他才迎来学术生命的爆发期——于学海书潮中自由遨游，乘风破浪，横跨障碍，勇敢突围，终于成为一条游行无畏、体态优雅的巨鲸。这一点，与叶嘉莹和齐邦媛两位学者极为相似。叶嘉莹多舛一生，以诗词为舟，“意暖神寒”，不懈深耕，她用苦难经历和独立人格绽放“弱德之美”，她希望多年后自己是一头蓝鲸，后人中能有一另一头蓝鲸与己唱和诗词。齐邦媛完成《巨流河》，台湾作家简媜说，“此时齐老师已跨过八十门槛，这好比是孤高峰顶摘一株还魂草、悬崖上筑一个青春梦的举动，一个太沉重的故事，落在一副太弱的身体，在天色太暗的时候。”然而，巨鲸歌唱，发出的大音，在今天依然在我们耳畔回响——翻阅《五四文学初探》《中国五四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英雄叙事论稿》《朱德发文集》（十卷）《现代中国文学新探》等著作，从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朱先生严谨的学风、强健的精神。
没有人天生是巨鲸，朱先生的成功之道既有曲阜求学打下的儒学底色，也有故乡蓬莱浸润的道家气息，他善于平衡两者，在学海冲浪中奠定精神基调。如他接受山师学者顾广梅采访时所说，“五四文学研究是我起飞的基地，也是我的学术生命根源。对五四文学的生命体验与理性感悟，我的文化人格里注入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增强了诚与爱的人性内涵，提升了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审美境界，激起了学术生命的爆发力。”学者陈平原曾写道，“五四的最大成就，就是造就了大批现代知识分子。”而朱先生，正是得五四精神真传，他有个经典比喻，“如果说中外古今文化通过不同层次的冲撞、交汇、对话，结成了一张深不可测、广不见边的‘大网’，那你选择的现代文学研究对象就是大网上的一根‘绳子’，或者一个‘结’。无论是解开一根‘绳’，还是剖析一个结都要触动这张‘大网’，这就要求我们把大大小小的文学研究，都放进一个错综复杂的文化背景里面。”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探索的。1947年，田仲济先生用“蓝海”笔名出版了《中国抗战文艺》，为国内第一本抗战文学史专著。三十年后出版社邀请他修订再版，但他事务缠身，便把这个活儿交给朱先生。朱德发放弃查缺补漏，决定重写大改，查阅海量资料，增加近20万字，再版时署名还是“蓝海”。
巨鲸也有可爱之处。赵德发先生在回溯和梳理朱先生心路历程时，处处闪烁着理性光辉和诗意笔致。朱先生教书育人，一头扎进学海中专注文学研究，但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教书期间放假回家，冬夜踩着厚厚积雪，路上摔倒多次，直奔五里路外的供销书店，只为给儿子买心仪的二胡；他鼓励妹妹朱德玉考学，供她读完初中和高中，毕业后被国防科委录取，考上部队大学成为轰动全村的高光时刻；他关爱孙女和外孙女，有一次去韩国开会给孙女买回一套名牌化妆品，被他当作重要任务，隔代亲氤氲纸间；他关心学生的事业走向和日常生活，毫无保留帮助改论文，自掏腰包添补生活费，热心引荐提供好平台，培养出的学生如王兆胜、张清华、张光芒等，如今都成为学术名家；让我落泪的还是他对老伴的情深笃意，每次从外面领奖回来他总是说，“老大姐，我这个军功章至少有你的一半！”有一次老伴住院了，出院回到家他欣喜说道，“老大姐，你可回来了，这个家离不开你呀！”当他临终前最后一次去住院时，还笑着对她说道，“老张，我就是去住几天，马上回来！”进入晚年后，他依然笔耕不辍。70岁时他写道，“我要读那些我最想读的书，我要作那些我最想作的文，还要尽力把我三十余载在学术园地耕耘残留下的难以忘记的‘雪泥鸿爪’拾掇起来，以体验人生的真正乐趣，感受生命的真正充实。”
我想起席慕蓉写给齐邦媛的诗，其实，“明镜既成/您就无需再做任何的回答/这一泓澄明如水的鉴照/正是沉默的宣示/历经岁月的反复挫伤之后/生命的本质，如果依然无损/就应该是，近乎诗。”近乎诗，是一种至高精神境界——尽管朱先生童年饱受苦难，家庭连遭不幸，青年又经历变动，有太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隐忍，但他活得坦荡，活得清白，活得漂亮。
纪念一位学者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他的作品，传承他的精神，即在阅读和思考中体悟一个人怎样面对困难，捍卫尊严，又是如何创造奇迹的。如果说朱先生的一生是创造学术奇迹的一生，那么“德发写德发”也将成为一段文坛佳话。美好德行相互鉴照，缓缓生发无尽悠思，使我们这一代人从中看到真学者的风骨和气节，从中撷取到创造的力量和生命的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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