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祭祀背后的文化认同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从文庙会祭祀（上图）的历史发展脉络来观察，文庙祭祀经历了由民间祭奠到国家祀典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血缘性因素淡化而文化属性凸显，孔子不再仅仅是孔氏一族的先祖，而成为全民族共享的文化标识。
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孔子研究院礼乐文明中心副秘书长房伟认为，文庙祭祀的存续并非仅仅系于人君之私念与朝廷之推崇，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孔子之道所蕴含的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为整个中华民族所共同遵循，客观上能够起到巩固政权合法性、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在传统中国，文庙祭祀主要通过教育引导、人文教化、价值示范等方式，对文化认同的建构发挥影响，既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标识，又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传统社会的文庙祭祀注重礼制的因革损益，着力于深化文化共同体意识，践行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特质，这对于当前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彰显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以日常之“道”涵育精神境界
房伟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孔子之道形塑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对于秩序稳定、社会和谐发挥着关键作用，“作为孔子之道的制度化表达，文庙祭祀以严整的仪轨、典雅的乐舞强化了孔子的文化象征意义和儒学的文化主体地位，在突出强调政治意蕴的诸多国家祀典中，它还发挥着独特的文化整合功能，是传统中国建构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
房伟表示，孔子之道对社会发展具有独特的价值。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庙祭祀不仅是孔氏家族追思先祖的家事，更是中国人在文化上慎终追远的国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政权的介入固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文庙祭祀的存续绝非系于人君之私念与朝廷之推崇，根本原因在于孔子之道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这种价值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孔子之道是中国传统社会伦理观念的基石。明代《御制重修孔子庙碑》记载：“有孔子之道，则纲常正而伦理明，万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则异端横起，邪说纷作，纲常何自而正？伦理何自而明？天下万物又岂能各得其所哉？是以生民之休戚系焉，国家之治乱关焉。有天下者诚不可一日无孔子之道也！”
由此可见，孔子之道犹如布帛菽粟，虽看似平常，却早已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成为民生日用不可缺少之物。天下有此“道”，就会纲常正而伦理明，自然万物都会和谐有序。孔子之道对于伦理纲常为何会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原因正在于它对人性的关注，对人之价值的思索。在儒家看来，人具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之“情”；与此同时，人也生活在社会中，兼具社会性，所以人不仅有“情”，更要有“义”。所谓“人义”，其实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也即《中庸》所言“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可见，儒家的思考方式其实就是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寻求人与人之间如何互相和睦、和谐地共同生活，其逻辑起点和推理过程始终未离开“人”。这种理念深刻影响了历代中国人，中国社会上及天子，下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的理念实基于此。
第二，孔子之道是治国安邦不可缺少的理论资源。元朝天历二年即1329年，曹元用代祀阙里孔子庙，后以司寇像及《代祀记》献元文宗。《元朝天历二年曹元用代祀阙里孔子庙碑》记其所言，“孔子之教，非帝王之政不能及远；帝王之政，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教不能及远，无损于道；政不能善俗，必危其国。”既言明儒学对国家政权的依赖，更表明儒学对社会治理有重要价值。儒家认为，人们应该把“明明德”作为人生大事，明确自己在社会角色中的定位，尽职尽责做好分内工作。这一理念用于社会管理上，就体现为儒家特别重视社会教化，主张“为政以德”“德主刑辅”，实行“仁政”“礼治”等。明永乐十五年即1417年，曾对曲阜孔庙进行维修，太宗朱棣御制碑文称，士子于孔庙观礼必能受到教化，从而可以致力于圣贤之学，敦本去末，成为可用之材，从而“佐大明于万年”。《雍正实录》卷五十九记载，清代雍正帝在宣谕礼部时亦言：“使非孔子立教垂训，则上下何以辨？礼制何以达？此孔子所以治万世天下，而为生民以来所未有也。”
第三，孔子之道更是中国人价值观念的源泉。仁爱精神与敬畏观念是孔子之道最为核心的内容。仁爱与敬畏不仅是一种心态与修养，更是一种境界与信仰，它们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内化于“止于至善”的追求。
房伟认为，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居于三代文明的高峰，集古圣先贤之大成，通过删述六经而垂宪万世，继承传统而又在更高层次上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新篇章，其功绩为后人所敬仰。后世正是通过文庙祭祀的方式，表达国家对孔子功绩的认可，以及对孔子之道的礼敬和遵循。也正是在政教彼此的互动中，孔子所代表的价值体系，渐为全社会所接受，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开放包容的中华文化
房伟表示，历史上，文庙祭祀主要通过教育引导、人文教化、价值示范等方式，推动传统中国文化认同。孔子之道既是政教的指导原则，也是社会的凝聚力，因而，文庙祭祀才能够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建构文化认同的作用。通过文庙祭祀建构文化认同，对于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具有启示意义。
注重祭祀礼制的损益性。礼制的生命力就在于其始终与时偕行。当然，礼制所具有的这种时代性变化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着内在的可循依据。孔子弟子子张曾向孔子请教礼仪制度的发展问题，询问是否可以预知此后十代的礼仪制度。对此，孔子提出了礼制的“损益”说。一方面，孔子认为，由于世事变迁，每个朝代的礼制其实都会有相应的变化；另一方面，孔子还看到这种礼制之“变”并非简单的线性进化，而是变化中存在着不变。也就是说，礼制的外在表现虽然每代都有不同，但礼制的实质内容却会代代传承。所以，孔子讲即使经历此后一百个朝代，其礼仪制度也是可以知道的。
就如同孔子对礼制的认识一样，文庙祭祀礼制在形成以后，于历朝历代都存在着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不同的朝代，甚至同一朝代的不同历史时期，文庙祭祀的祀期、规格等仪制规定都存在不同，但文庙祭祀作为祭奠孔子的制度化，其光阐儒风、教化人心的内质却一直得以延续。以文庙从祀制度为例，历史上，孔门弟子及后世儒家圣贤以四配、十二哲、先贤、先儒的形式附祭于文庙，体现着儒家道统的延续。但是文庙从祀贤儒的人选却非一成不变，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从“传经之儒”到“传道之儒”再到“行道之儒”，展现的就是儒学自身传统与历代中国相结合而产生的思想观念的转变。但是，不论从祀贤儒的构成如何改变，士大夫都会由此受到感化，这对于他们道德信仰有着显著的塑造作用。
着力于深化文化共同体意识。有学者指出，文化共同体是指基于共同或者相似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而形成的社会群体，是一种特定文化观念和精神追求反映在组织层面上的有机统一体。与西方民族多为地域共同体或者血统共同体不同，中华民族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判断是否为此文化共同体之一员的标准，就在于对中华文明的认同。孔子作《春秋》，是以“礼”作为区分“中国”与“夷狄”的标准。在这里，“礼”所指代的正是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先进文明形态。凡是符合礼的，夷狄可视为中国，反之，则中国亦可视为夷狄。《韩愈传》曾将此归结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可谓非常精到。可以说，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产生并得以延续的精神基因，中国历代以来皆以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来建构文化共同体。
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政权虽然在军事上战胜了中原王朝，最终却在文化上主动遵奉中华文明。这首先是源于本民族自身发展的需要，通过吸纳先进文明来保障民族生存，使得本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跨越式的发展。但更为重要的是，少数民族政权可以借此深化整个国家的文化共同体意识，从文化上强化政权的合法性。为此，他们都将孔子奉为文化正统的象征，建立文庙进行祭祀。《魏书·高祖孝文帝纪》载，北魏时期，孝文帝拓跋宏为了推行汉化政策，曾在京师修建文庙。亲政后，他又率领百官，行幸鲁城，亲祀孔子庙。《辽史·宗世传》载，辽代自太祖耶律阿保机时便已识“佛非中国教”，惟孔子乃大圣并为万世所尊，始建文庙以释奠。而清代帝王更是深谙其道，把“广修庙”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文庙数量及文庙祭祀规模都在此时达到极盛。可见，文庙祭祀是少数民族政权确立文化正统性的必然选择。
践行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特质。伴随着儒家思想在海外的传播，朝鲜、日本、越南等地也相继建立文庙，文庙及其祭祀活动成为“儒家文化圈”的重要标识。文庙在海外的建立，体现出当地人民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是他们寻求真知的见证。需要指出的是，海外文庙并非是对中国文庙的简单照搬，而是在融合固有文化基础上进行创新，无论制度形式还是文化价值都发生了在地化的变迁，发展出了新的文化传统。文庙祭祀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发展，不仅有效传播了中华文明，还与当地文化传统融为一体，促进了彼此间的互通互鉴，建立了跨区域的文化认同体系。
房伟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文化认同，它是凝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根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无疑具有重要价值，“为此，我们既要从传统价值观中汲取营养，也要借鉴吸收传统社会建构文化认同的方式，二者有机结合才能使之具有更加鲜活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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