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属于我们的时代

澎湃新闻 2020-08-24 14:49 大字

【编者按】

独立摄影师郑知渊用120画幅相机拍摄了这组照片,他说,“在街头游走,城市迎面而来,风景无穷无尽。我能看到风景中的一切,它们都是熟知之物。它们正在我的眼中无休止的变化着自己,不断占据新的地理位置,新的心理位置。”风景变化的实质是时代在变化,城区在进化。作家负二则用文字逆思考着当城区慢于时代的变化,逐渐老龄化对我们的影响,因为最后每一个人都会踏足其中……

【大城】外滩,2008

外滩,2008

外马路,2010

外马路,2010

武宁路,2009

武宁路,2009

徐家汇,2009

徐家汇,2009

宜昌路,2010

宜昌路,2010

河南南路,2015

河南南路,2015

不属于我们的时代

我看着那些照片,最近的拍摄于一年前,最远的不过是十二年前这个城市的景象。这其中有些地方我去过,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与我的记忆错位,有些地方印象模糊。那些拍摄于五年、十年、十二年前的照片,无论熟悉与否,看上去都显得像是上一个时代的景象,显得陌生而遥远。我在想,2010年明明没那么久远,为什么镜头中的景象却让人感觉意外地遥远——后来我意识到,那大概是因为拍照片的人从这城市的那么多角落中挑出了一些幸运儿,或许他自己并未意识到,但仅仅是五年、十年就让一地的街景变得陌生,其实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那意味着他走过的、拍下的这些地方,仅仅过了五年、十年的时间,就已经面目焕然一新,而“旧日情景”,就开始变得让人怀念——啊,原来这些地方当年是这个样子的啊。就像虹口的新中心瑞虹新城,我妈老是唠叨,她和我爸刚转业回上海的时候,曲阳路四平路这里,还是一片农田呢,虹镇老街,是闻名的棚户区呢,如今不单我的母校在那里兴建了新校区,整个地块都已变做房价十几万一平的高大上地段。

但不是每一个社区都有这种幸运的。

如果你想在上海找一个没那么幸运的样本,那么与瑞虹只隔一条四平路,浦西内环内的东北角,虹口与杨浦交界部分的那一大片居民区,大概是个典型地块。我在这片上海市居住人口最密集、老龄化率最高的区块住了二十五年,我如今回头看曲阳地区十年前、二十年前的照片,都并不觉得陌生,也不会觉得老旧——因为二十年前它就已经是这个样子,就像一个老人到了一定岁数从外表看上去就停止衰老了一样。

我曾住了二十五年的弄堂,房龄最久的房屋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最新的那两排建于八十年代。附近的小区楼龄也差不多,大部分老公房都建于改革开放前。夹杂着建于九十年代的高层塔楼——“次新房”那种东西,大概要过了四平路往瑞虹方向走才能找到。

与那些年代更久远的老房子不同,这片居民区既没有美感,也没有风貌保护的价值,这片老公房就这么静静地跨了个世纪,几乎没有受到打扰——在进入新世纪的这二十年中,在附近竖起塔吊都是极为稀罕的事情。我们刚搬进来时是1994年,九十几平的房型当时几乎可以算是上海市最宽敞的住宅,社区里的邻居也大多是体面的中产阶级——大学教授、银行职员、大型国企的工程师与公务员……但时代在这里凝滞。事实上说它完全没有改变也是不公平的——这里只是走得慢了一点,在时代的进程中步履蹒跚,但也慢慢将铸铁水管通通换成了PVC管,加装了楼顶水箱,房子在七八年前重新粉刷了一轮,将水门汀地面铲掉铺上了柏油,监控探头也开始遍布小区,停车位也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张——弄堂里一度有拆迁的传闻,但一轮轮的小修小补让业主们的希望渐渐破灭。近几年,对拆迁的期待渐渐换成了更现实一点的加装电梯,但看那可怜的楼间距,谁都知道希望渺茫。

如今弄堂里唯有贴出讣告时人们才会记得这里也曾是工程师与教授聚居的社区。车位里停放的新车倒是越来越豪华,却往往一连停上数天都不动,直到某个艳阳高照的工作日午后,一位退休老人拎着塑料桶和抹布下来,在垃圾站旁的洗手池接一桶水,自己把车上落的灰擦拭干净。

我的女儿六年前出生在这个小区,她最喜欢虹口的这个家,因为宽敞明亮,在厅里可以把玩具堆成山,而且奶奶最宠爱她。但我们最后还是决定把她带离这个位于上海老龄化区域心脏地带的社区——因为我们眼看着虹口区教育学院附中缩编到一个年级只剩不到两个班,因为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一起玩耍的伙伴也越来越少。孩子不在乎家里的房价是五万一平还是十万一平,对口的学校是名校还是菜小,相比五十平的家,一百平就是更好的家。但这是个出产老人的速度远远快过孩子的社区。

老龄化率全市第一的虹口,几十年不变的曲阳,已经成为我这个带着“小虹口”女儿的“老虹口”心中最大的焦虑。

中年人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焦虑,其中最甚者,莫过于“被时代抛下”。我们订阅数十个公众号,刷数十个群,追逐最流行的综艺,吃最新的瓜,关注宏观经济、国际局势的同时也要对学区划片和招生政策了如指掌,还要知道该去哪家电商订应季水果,哪家银行的积分最划算……看看我们的父辈,被时代抛下是多么可怕的事——他们住在出产老人多过孩子的社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时代已经不属于他们,也不在乎。五角场,2012

五角场,2012

浦东大道,2015

浦东大道,2015

五角场,2014

五角场,2014

曲阜西路,2011

曲阜西路,2011

武昌路,2010

武昌路,2010

徐家汇,2012

徐家汇,2012

长寿路,2011

长寿路,2011

沪闵路,2015

沪闵路,2015

龙华路,2019

龙华路,2019

漕溪北路,2013

漕溪北路,2013

然而时代究竟属于谁,是属于我们的吗?还是仅仅属于某些幸运儿。

在抱怨自己度过整个年轻时代的社区的同时,我有时也会抱怨自己早生了一两年,读高中时是在老校区的最后一届,读大学时又是在老校区的最后一届——但学弟学妹们却会向我们吐槽,你们这些人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市中心的老校区才是花花世界,四川北路虽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弱下去,但还是好过松江和奉贤不是吗?家长群里聚集了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所能想象的所有怨气,当我们这些三四十岁的家长回忆自己成长的年代,不管别人觉得那年代有多么幸运,当事人总是觉得生不逢时。但最终,抱怨总是归结于房子、收入、教育以及夫妻关系——不论是上海、北京、杭州还是其他地方,群里的父母们永远都在担心房子、收入、教育以及夫妻关系。

当读到马修·托马斯的《不属于我们的世纪》时,我惊讶地发现,这一代的爱尔兰人的焦虑与我们的也并没有什么不同——房子、收入、教育以及夫妻关系。

这时代究竟属于谁?这真是个有意思的问题。当我带着女儿住进更小、更旧,但地段更核心,学区也更好的公寓时,我究竟算是搭上了时代的顺风车还是在逆向而行?

我们、我们的父辈、我们的子女,乃至拍那一系列街头照片的摄影师,我们身处同一个时代,看到的却是不同的时代,我们羡慕彼此眼中的时代,却对自己经历的时代有着诸多怀疑。当我抱怨社区老龄化,几十年来跑输上海的建设速度时,我却还没来得及思考,自己总有一天也会成为“老龄化率”中的那个统计数字的,我的子女、后辈,会不会嫌弃我住了几十年,已经住习惯了的地方呢——那是我当下拒绝去想的问题。

当我翻看那些照片的时候,我会觉得时代这东西,我已经错过它了。就像某天我沿着四川北路散步,由北向南,一路感叹于我从小看着它由繁华变做衰弱。但当我走到四川北路的尽头,站在乍浦路桥上四下环顾,我发现时代的变迁忽然变成了一种有形有质的东西——它由北向南推进,在北外滩这里,曾经的上海第三商业街,又再度复兴。

真的时代变迁,我们与父母、儿女不同的际遇、不同的焦虑,不同的观念……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已踏足其中,却并不自知。文字作者简介:负二,华语文学网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小说曾发表于《人民文学》《上海文学》《萌芽》等文学刊物。

摄影师自述:我在街头游走,城市迎面而来,风景无穷无尽。我能看到风景中的一切,它们都是熟知之物。它们正在我的眼中无休止的变化着自己,不断占据新的地理位置,新的心理位置。没有什么边界是恒定明确的,地平线并不存在。它们从我的眼球中心滑向我的眼角两侧。它们已经进入蜕变的最后阶段,体型巨大,面目不清。最后它们向外一蹦,消失了。事物就这样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眼睛变得反复无常,目光游移不定。究竟什么才是事物本来的样子?事物有确定的样子吗?或者说事物的存在于我们而言仅仅是一次又一次向外观看的目光。在这种目光中,所有事物都是未完成状态,要么显现要么消失。

郑知渊,1977年出生于上海,现生活于上海。独立摄影师,大概2003年开始自觉创作,提供的这组作品开始于2008年。“澎湃新闻/视界”发起“上海相册”项目,旨在梳理、挖掘上海摄影师群体代表性作品,从宏观、微观层面呈现给读者一系列关于上海各时期、各领域的影像,并通过与上海作家这一群体的合作,收集撰写属于上海的故事,以此碰撞出一种关于城市发展脉络新的表达方式和观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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