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国学大师的旷世友谊
本报记者 刘帝恩通讯员 李富荣
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
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
市文化馆承办
孔德成先生和屈万里先生都是蜚声中外的国学大师，在传承东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方面均有独特高深的建树，可谓硕学清德，望重儒林，这早已为国学界所公认。二位先哲自抗日战争爆发时相识，后在重庆同窗共读，共同流寓台湾，共同执教于台湾大学，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患难与共，情同手足，为后人留下了一段鲜为人知的佳话。两人如何相识？两人又有着哪些故事？近日，国学大师屈万里先生嫡孙、山东理工职业学院特聘教授屈焕新做客《文化济宁·百姓讲堂》，讲述孔德成先生和屈万里先生非比寻常的旷世友谊。
同乡——载书飘流结友情
1937年，日军侵我中华，10月，济南已岌岌可危，屈万里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编藏部主任。馆内藏有大量珍贵书籍文物，如不迅速转移，将落入日军之手或毁于战火，但在向何处转移及由何人押送上颇费思量。最后，王献唐馆长对屈万里说：“本馆为吾东文献所荟萃，脱有不测，吾辈何以对齐鲁父老？拟就力之所及，将比较珍秘者十箱，移曲阜至奉祀官府（即孔府），顾此事重要，可以肩其任者，惟余与子耳。”屈万里“闻而感奋，已拼兹藐躯，于此累累十箱者共存亡”。于是屈万里毅然辞别家人，于10月12日晚只身押送文物，冒枪林弹雨，置生死度外，经兖州到曲阜，将文物藏于孔德成府第。
孔德成是孔子七十七代传人，1920年受北洋政府袭封第二十二代“衍圣公”，1936年受国民政府特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之所以将文物押送到曲阜孔德成处，大概是考虑日本也有尊孔尊儒的思想，短期内曲阜不致遭遇战火，这里应是山东最安全的地方。又因为屈万里是山东鱼台人，与孔德成同在“孔孟之乡，礼义之邦”，更容易与孔先生沟通。当时孔德成年仅十七岁，却深明民族大义，深知文物之珍贵，不顾危险，慷慨应诺。就是从那时，孔德成与屈万里二位先生相识相知，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笃厚友谊。
后由于时局紧张，曲阜亦不再安全。王献唐与屈万里又携文物离曲阜，经郑州、抵汉口、转宜昌、渡三峡、入万县，最后到达四川乐山，才算暂时安顿下来。行程七千里，历时一个半月，千辛万苦，九死一生，为保护国家文物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随后，孔德成先生也因时局动荡，被迫离开曲阜，迁至重庆。屈万里将这段经历写成《载书飘流记》一书。直至1976年该书在台湾正式发表时，屈先生尚念“不知此图书文物，尚存天壤间否？”可以告慰几位先生的是，抗战胜利后，这批文物已安全运回山东，现分别藏于山东省图书馆和山东省博物馆，得以世代流传。
同窗——患难之中见真情
到1939年，王献唐与屈万里在四川乐山生活已经十分窘迫，屈万里不得已独自到重庆另谋生计。当时日军经常对重庆进行轰炸，政局一片混乱。恰好屈万里高中的老师吕今山正在重庆担任孔德成的老师，他对屈万里说，孔德成在重庆正需要一个伴读，你不如到他那里去。孔德成与屈万里他乡遇故知，且又是同乡，百感交集，孔德成也极力挽留，屈万里便留在孔德成处，做奉祀官伴读兼文书主任。
当时重庆经济条件也十分困难，孔德成因其特殊的身份，得到特殊的照顾，但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屈万里觉得老待在孔德成处过意不去，几次要求离开，另找工作。孔德成对屈万里为学之勤勉、为人之忠厚深为感佩，坚决不同意。他对屈万里说：“我挨饿时，你跟着挨饿，我现在有饭吃，虽然是粗茶淡饭，大概也还能吃饱，你绝不能走。”
虽然如此，屈万里还是私下联系了一份教育部社教的临时性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待遇又低。孔德成见屈万里去意已决，便托人介绍屈万里到中央银行工作，待遇相当优厚。但屈万里一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对经济工作不感兴趣，坚决辞谢了。无奈，孔德成又托人将屈万里介绍到中央图书馆，负责善本书管理。屈万里之前即在图书馆工作，轻车熟路，又能博览群书，虽然条件较差，还是欣然接受了。
从载书飘流在曲阜相识，这次两位先生在四川共同生活达八年之久，同窗共读，朝夕相处，进一步加深了两人友谊，正可谓患难之中见真情。
同事——流寓台湾缘更深
虽然两位先生均系无党派人士，但以其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二人极受当时国民政府重视。1949年，二位先生赴台后，屈万里到台湾大学任教。1953年起任台大中文系教授；孔德成任“国民大会”代表，1955年起任台大中文系教授。二人又开始了共同执教于台湾大学的生涯，使其在大陆建立的友谊，得以继续和加深。之后，孔德成曾任台湾故宫博物院联管处主委、中央考试院院长等职；屈万里则任台大中文系主任、中央图书馆馆长、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等职。这样，二人由同乡，到同学，再到同事，结下了不解之缘。
孔德成豁然大度，屈万里诙谐幽默，二人也偶尔插科打诨，更见亲密。1958年屈万里结婚时，孔德成手书“静侍斋”三字以赠，意提醒屈万里不要只顾埋头读书，夜以继日，婚后要及早回家，静心陪侍夫人。屈万里虽知其揶揄之意，仍欣然受之，并精心装裱后一直挂在客厅里。屈万里兼任行政职务较多，繁杂事务缠身，影响了正常的学术研究，有苦难言，孔德成心领神会，戏撰一联相赠：“官如麻粒大，事比牛毛多”，真是心有灵犀。
同道——不可一日无此君
孔德成生于1920年，屈万里生于1907年，屈比孔年长十三岁，二人始终以兄弟、同学相称，绝少称职务头衔。屈万里虽年长许多，对孔德成却也以“弟”自谦。孔德成则与别人常称的“万里兄”、“翼鹏（屈万里字）兄”不同，自成一家地称屈万里为“翼兄”，以示二人关系的非比寻常。
在做学问上，孔德成偏重于“三礼”、金文及殷周青铜彝器研究，屈万里则长于易经、甲骨文、先秦文学及版本目录学，殊途同归，一脉相承。1957年和1959年，二人两度共赴日本、越南等国讲学，各施所长，珠联璧合，赢得了广泛赞誉，对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及至晚年，两人感情老而弥笃，几达神交之境界。1976年屈万里七十寿辰，孔德成先生专门赋诗志贺：“卅载今宵尽，三年厌别离。空山飞雪夜，翦烛故人思。真谅乃吾友，多闻乃吾师。读书应共勉，岁月莫疑迟。”道出了两人相识相知、亦师亦友的真挚感情。又有友人画竹两幅赠屈万里，屈万里请孔德成为画题字，孔德成挥笔写下了“不可一日无此君”七字。此句一语双关，既言对“四君子”之一的清竹的喜爱，更喻两位老友形影相随、难舍难离的深情厚义，读来令人感慨万千。
1979年2月16日，屈万里因肺癌不治于台北，享年七十三岁。墓地选在林口太平岭，依山面海，遥望齐鲁。作为终生挚友，孔德成的哀痛可想而知。他以沉痛的心、颤抖的手一笔一画地为老友题写墓志铭。铭曰：于休君子，明姿亮特。敏求好古，本务学殖。名山不朽，是曰立言。匪惟枝叶，实寻厥根。己达达人，诲人不倦。异域周流，秉心植援。同尘往哲，厚志薄身，英华芳润，百世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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