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箫在青岛：第一次看海的“山屋”居客

吴伯箫是20世纪30年代青岛文化名人中罕见的得到毛泽东题词的作家、教育家。 《人民日报》在1982年8月转引新华社关于吴伯箫逝世的讣告中，高度评价吴伯箫作为中国当代“卓有成就和影响”的散文作家，“早年即从事业余文学创作，数十年撰写出大量的充满革命激情的散文”。事实上，青岛是吴伯箫告别学生时代开始人生创业的第一个城市，也是他散文创作风格的形成期。吴伯箫将澎湃不已的激情化作内源性动力，恰到好处地形成了文化人格与散文作家的重影，给青岛的现代文学版图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记忆。

在青岛第一次看到了海

吴伯箫，原名吴熙成，字伯箫，1906年3月13日 （清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出生于山东莱芜吴家花园一个书香之家。生活在地处鲁中山区汶河河畔的村庄，少年吴伯箫7岁从父读书，1919年考入省立曲阜师范学校。 1924年夏从曲师毕业后，吴伯箫得同邑推荐，在曲阜孔府教孔氏第77代嫡孙孔德懋、孔德成姐弟两人学英文，得“师爷”雅号，后来被朋友们戏称为“万世师表师”。孔府平淡寂寞的教书生活非吴伯箫之追求，1925年夏他走出山东，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先选理预科，后转入英语系。在参加天安门声援“五卅”惨案游行示威后不久，吴伯箫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群新学会”，秘密传阅《共产主义ABC》《夜未央》等进步书刊。

1931年冬，吴伯箫从北师大毕业后来到陌生的青岛。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吴伯箫“乘胶济车蜿蜒东来，于万家灯火中孤单单到青岛，浴着清清凉凉风，打着寒噤，沿了老长老长的石栏杆步武彳亍，望着远远时明时灭的红绿灯，听左边澎湃的大水声音，默默中模糊影响……旅店里一宵异乡梦，乱纷纷直到黎明；晨起寂寞与离愁，正自搅得心酸、无意绪，忽然与窗启处展开了一眼望不断的水光接天，胸际顿觉豁然了”，吴伯箫“第一次看见了海”。他初到青岛便“与海结了不解缘”，虽然“地疏人生，寂寞胜过辛苦”，吴伯箫却每天早晨去海边看日出，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听潮音。大自然把一个喜欢海、爱海的文学青年召唤到了青岛。

青岛是吴伯箫实践人生抱负的第一站。他先是在青岛市立中学教高中英语，不久就来到杨振声任校长的国立青岛大学，做了办公室的职员，负责学校的教务工作。吴伯箫还在朋友介绍下，为《民国日报》编了两个半月的副刊。吴伯箫初来青岛便在离学校不远的栖霞路租了一处房子，这是一间地处八观山半山坡上的小土室。吴伯箫取名“山屋”，并仿照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为“山屋”作“记”，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屋是挂在山坡上的。门窗开处便都是山。不叫它别墅，因为不是旁宅支院颐养避暑的地方；唤作什么楼也不妥，因为一底一顶，顶上就正对着天空。无以名之，就姑且直呼为山屋吧，那是很有点老实相的。 ”

1934年夏，吴伯箫迁到观象山麓的观象一路，屋子旁边有一条小巷，但不是路，是石阶，吴伯箫认真数过，一共有62级台阶。对这新的住宅，他又写了《记岛上居室》，是记述的手法，却满满的诗情画意：“在繁嚣的都市里找几间房子安一个家，比在拥挤的人海里谋一份稳当的职业，那是很难的……今年夏天在青岛流过整整三天汗碰过若干大大小小软硬钉子才找到的归宿……大房一间，月租十一金，除了凉水，其余家具电灯一概不管……两层的楼房，坐落在一座小山的顶上。晾台伫立，是可以俯瞰全市、远眺海山的。白昼，早晨看日出，看五彩朝霞，看雾濛濛的远山，山岛间是水光接天，波摇金影。辰巳时候可以看海湾里舣集的渔船，千万只船挂起千万张白帆，景象是极辽阔雄伟的……傍晚，看落日，看暮霭，看家家船上的缕缕炊烟，思绪也跟着当前烟景而深邃幽远了……电灯亮处，天却黑了，百尺楼头，脚下夜景，岂止灯光万家！ ”

著名作家雷加评价吴伯箫，说他的“一生就是用‘忘我的境界’和‘客居的心情’这两面镜子照亮了的一生”。因为忘我，吴伯箫“把全副精力都集中到自己所爱的，所向往的，或行动的事物里，而沉浸到里面，淹没到里面，融化到里面”。由于始终保持着客居者的心态，吴伯箫说“这心情，使我向往崇高，使我保持年轻；在悒郁时给我快乐，在徘徊时给我希望；给我爱，给我一切向上的进步的雄心”。

在青岛收获友谊和爱情

吴伯箫在青岛找到了比较安适的个人生活，拜识了几位学界前辈，与众多文坛好友交游甚密。

由于身担国立青岛大学的教务和《民国日报》的兼职，吴伯箫很快熟悉了青岛文坛的许多名流，拜识了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老舍、洪深、王统照等文学前辈。吴伯箫不仅有机会在课堂上、大礼堂里听他们讲课、讲演，而且可以私下拜访、求教谈心，参与各种形式的文友聚会。

吴伯箫在青岛经常造访王统照，是王统照观海二路49号宅子的 “座上熟客”。王统照为人热情、好客，在吴伯箫等文学青年的心目中，王统照既是文学前辈，也是文学的领路人。当时，王统照正在写作他一生的“巅峰之作”——长篇小说《山雨》，他很愿意将写作的思路和体会与青岛的文学青年分享。吴伯箫后来回忆说：“在青岛观海二路你的书斋里，我们不知道一同送走过多少度无限好的夕阳，迎接过多少回山上山下的万家灯火。你写好了《山雨》，我以初读者兴奋的心情，一气读完；写读后感，把《山雨》跟《子夜》并论：一写中国农村的破产，一写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败落。我称1933年为‘子夜山雨季’。”吴伯箫此言成为茅盾的《子夜》与王统照的《山雨》最警策、最具概括力的评价，至今仍被视为不刊之论。王统照也著文说：“我少不了与他有晤面的机会。那软沙的海滨；那黑石重叠的山谷；那大公园的海棠径上；那个小小的庭园中——饮‘苦露’（酒名）、斟清茗。或当风雪冬宵烧饼铺外的匆匆招呼；在炫彩的碧波上隔日相遇；在老舍的二簧腔调的猛喊之下，彼此纵笑。 ”

吴伯箫与老舍也相交甚厚，他自称与老舍是“忘年的朋友”。吴伯箫晚年回忆说：“‘九一八’后在青岛，老舍是大学文学教授，而我是文艺学徒。我比他小六岁，在他海滨的书斋里却是常客。他那住房进门的地方，迎面是武器架，罗列着枪刀剑戟；书斋写字台上摊着《骆驼祥子》的初稿，一武一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由于吴伯箫的诚意，1937年老舍应邀到吴伯箫任职的莱阳乡村师范学校讲学。吴伯箫在怀念老舍的文章中称：“以教授给中等学校学生上课，在那种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所以，一晃四十年，那时的学生到现在还无限怀念地谈到他，连他早晨很早就起来在操场上打太极拳的事都还记得。 ”

在青岛，吴伯箫与同侪交往密切的是臧克家、孟超、李同愈等。他们经常在吴伯箫的“山屋”，开一壶白干，来一听香烟，彻夜长谈。臧克家当时是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正在闻一多的指导下学写新诗。臧克家后来回忆说：“我与伯箫一见如故。这是因为在思想、感情、爱好各方面，息息相通。伯箫喜爱文艺，开始写散文。他写作认真，字句推敲很严。我喜爱新文艺，视新诗如命。我们二人，互相传阅作品，评其得失，见到对方的佳作，喜欢如同己出，相互激励，乐在其中。 ”

1935年夏，已离青岛的吴伯箫与臧克家“候鸟似的飞集于青岛”，与尚在青岛的洪深、王统照、老舍、赵少侯、杜宇等12人假《青岛民报》副刊，联袂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避暑录话”。吴伯箫在“避暑录话”两个月的周期中，先后发表了 《边庄》《萤》《阴岛的鱼盐》等散文。

吴伯箫在青岛还收获了爱情。 1925年，19岁的吴伯箫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后，由父母包办与童年下聘的本县女子刘树德结婚。受“五四”新思想的洗礼，吴伯箫对这桩封建礼教下的婚姻极为不满。迫于父母之命，格于大礼，吴伯箫不得不依从传统婚礼拜堂仪式，但洞房花烛夜吴伯箫坚持不与女方同居。三天后，吴伯箫不辞而别，刘树德这才意识到夫婿已弃她而去。1931年夏，吴伯箫从北师大甫一毕业专程回家办理离婚事宜。为了取得社会舆论的支持，他特意在莱芜县城大集上张贴封建伦理危害和反对父母包办婚姻的小报。作为封建婚姻的叛逆者，吴伯箫在青岛期间结识了青岛女子中学高中学生郭静君。郭静君是一个有文化的新式女青年，知书达理，典雅文静，臧克家撰文评价她“双颊红得像红苹果”。吴伯箫与郭静君经过相识、相知到相爱，两人在吴伯箫离开青岛任职莱阳时的1937年结婚。据悉，吴伯箫与原配刘树德仳离，痴心的刘氏并未改嫁，她迈进吴家的门槛便再也迈不出去，一人尽了两个人的孝。吴伯箫与郭静君对刘树德不仅同情，甚至产生了敬意，他们不断给老家寄钱接济生活。 1944年吴家二老相继去世后，刘树德又孤独地生活了24年，于1968年默默地离开人世。

辑于青岛的散文集《羽书》

吴伯箫的作品体裁以散文为宗，他的散文创作在青岛进入了思想和风格的形成期，在青岛辑成的散文集《羽书》是吴伯箫散文创作生涯的第一座丰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些篇目出世是我的梦做得最熟的时候”。

《羽书》收集了吴伯箫写于1933—1936年的散文，主要是在国立青岛/山东大学工作时的作品。其中，有写自己少年情事的，有写故都北平的，也有写忧国忧民情怀的，但主要还是写青岛的见闻和风物人情，包括著名抒情散文《山屋》《海》《青岛的四季》《羽书》《海上鸥》。散文是心灵的放歌，不难想见身在青岛的吴伯箫在结集《羽书》时所怀有的浓烈情感。有评论家说，吴伯箫在“追求作品内容的诚挚真切的同时，采撷和试验各种最适于内容的表达形式，逐步形成了一种以小见大、由朴见真的艺术风格”。例如：吴伯箫的《荠菜花》，由乡间春季习见的荠菜，联想起放风筝、打秋千等趣事，把节气中的春天和人生中的春天融合起来，表达了对美好青春的深切思念。《马》追忆孩提时同家人牵马散步、跃马长堤的往事，以纯真活泼的童心表露出对生活一往情深的怀恋。《海》透过海滩、海水、海风、海雾、海天万千气象，以及灯塔看守人世外桃源式生活的描写，表达了对和平恬静生活的向往。

吴伯箫的散文真正让人得其三味的是深沉而悠长的艺术魅力，能诱人去探幽、遐想，而《羽书》真切地体现出吴伯箫散文叙述语言意浓、自然、精巧的特点，这在20世纪30年代的青岛 （特别是对吴伯箫这样一个文学青年来说），尤为难能可贵。 《羽书》特别令人眼热的是，在使用气势强劲的排比和反复句式的同时，吴伯箫“常常创造性地、有节制地融进文言词汇、诗词佳句、成语典故，尽管有时用得过多，不免令行文显得艰深、弯扭，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往往给人简练精审、韵味特殊、可咏可诵的感觉”。有研究者提出《羽书》是吴伯箫的“刻意之作”，因为吴伯箫一向不即兴成文，而是积累了一段时间的感情后再回过头来追述从前的经历。由于是经过回味、洗练的作品，吴伯箫就能根据生活选择、组织题材，把主题意象涵摄于繁富斑斓的记叙之中。于是，浮光掠影变得清晰明确，片面感受汇成了完整的印象，使散文充满清婉、明丽而幽远的气氛。

1937年“七七”事变后，吴伯箫决意投笔从戎，生怕四处漂泊遗失多年积累的散文，便把发表的散文遴选了一部分交给王统照，希望能出版一本散文集子。吴伯箫去了延安便与沦陷区的朋友失去了联系。王统照受吴伯箫所托，大有“临危托孤”之感，便从吴伯箫送来的散文中选择了18篇，编成了《羽书》集，并以“韦佩”的笔名写了序，1941年5月由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然而，对于《羽书》的编辑和出版，吴伯箫本人竟全然不知。1941年夏，身在延安杨家岭的吴伯箫偶然从一位同志手里发现上海某一杂志刊登的王统照为《羽书》写的序言。1949年春，孟超从桂林寄了一本1942年1月再版的《羽书》给吴伯箫，吴伯箫才知道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已出版了8年。 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巴金告诉吴伯箫曾两次给他寄过稿费，并收到有吴伯箫签名的收条。有意思的是，不仅《羽书》的出版吴伯箫不曾知晓，巴金寄出的稿费吴伯箫更是无从记忆。究竟是谁冒名领了 《羽书》的稿费？至今还是一个谜。

《记一辆纺车》影响几代人

1938年，吴伯箫为了政治理想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结业时毛泽东为他题词“努力奋斗”予以勉励。 1942年5月，吴伯箫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自言“‘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我是写作的分水岭”。继《羽书》之后，吴伯箫又有《黑红点》《潞安风物》《出发集》《北极星》等散文集出版，其中收入《北极星》的《记一辆纺车》是影响了几代中学生的教材名篇。

事实上，早在1966年“文革”前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就被列入函授学校语文教学篇目，“文革”后的1977年成为华中师范学院的函授教材，之后不久便进入中学生语文课本。此外，吴伯箫的《歌声》和《菜园小记》分别于1980年6月、1983年6月被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选入初中语文课本。1987年，吴伯箫的《早》列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语文》一年级第一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吴伯箫的《难老泉》《南泥湾》《一坛血》《我没见过长城》分别列入中学教材。一名散文作家有多篇作品在长达40多年的时段被选入中学生语文教科书，这在数以百计的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实不多见。

《记一辆纺车》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61年第4期，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吴伯箫因在延安亲身经历过40年代初期的“大生产”运动，他通过回忆在延安用过的一辆纺车，叙写艰苦岁月中劳动生活的乐趣，颂扬了抗日军民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对教育、鼓舞人们战胜经济困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被视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但是，对《记一辆纺车》的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臧克家曾致信吴伯箫，对文中“象露出头角的蜗牛，象着陆停驶的飞机”提出异议，认为“停了的纺车拿站定的蝴蝶一类去比或许更好些，因为翅可以比轮。 ‘蜗牛’行动起来慢，形象又不甚恰切”。吴伯箫采纳了臧克家的意见，在1973年《记一辆纺车》确定为中学语文教材时改为“象花上站定的蝴蝶”。不过，这一修改又引来更多的批评。有论者指出：“以‘蝴蝶’喻纺车，有些不实，色彩太浓太艳，与全文通体皆朴的风格不相协调，不相谐色。 ”1978年3月《记一辆纺车》在《北极星》增订再版时，吴伯箫未作任何改动。

当然，更尖锐的批评也有。有人指责吴伯箫写于1961年的《记一辆纺车》系“粉饰太平之作”，具有回避现实矛盾等问题。在中国，反映时代生活的创作思想始终左右着作家的灵魂，吴伯箫的散文创作始终有一条受时代浪涛冲击、推涌的红线。不难发现，吴伯箫的生平履历实质是一个受“五四”影响的知识分子走上革命征途，并经延安冶炼的共产主义信仰者的缩影。面对经济困难，对吴伯箫这样抱着赤诚理想的红色作家来说，以革命时代的“大生产”为精神动力，激励人们“与困难做斗争”，是其使命使然，没有此番经历的人难以理解吴伯箫。

这又从另一面反映了如何评价吴伯箫从《羽书》到《北极星》的创作成就。如果袭用吴伯箫“写作的分水岭”之说法，尤其是吴伯箫在创作谈《无花果》一文中所言“选家说我‘《羽书》奠定了散文的地位’，那应当是勉强指分水岭的右侧；左侧自认为可从《北极星》开始”，那么《羽书》与《北极星》势必成为对立的两极。学界比较持中的观点是，《羽书》代表的是“灵思勃发、才华横溢、亢爽豪迈、粗犷不拘的吴伯箫”；而《北极星》则是吴伯箫“自觉投身变革现实的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后的产物”，是时代的回响。面对如潮的热议，1979年1月，吴伯箫在致好友唐天耀的信中说：“在文艺战线我一直是民兵，使用的是手榴弹和梭镖，没打过正规战。从去年五月调文学研究所，感到像京戏票友下海，太少拿手好戏，捉襟见肘了。学习的兴致还是有的，很想多读点书，练练笔。”吴伯箫在与友朋的交流中多次用“民兵”或“京戏票友”评述自己的散文创作，显然他不想炒作，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一些不愿争执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后，上海特级教师于漪在讲《记一辆纺车》时学生均表示不喜欢这篇课文。时代毕竟在前行，一些语文教科书的选文不入学生的眼不必大惊小怪。好在长期躬耕于中学语文教学事业的于漪老师能将学生原本不喜欢的《记一辆纺车》讲得精彩至极，这位2018年获全国改革先锋奖章的特级教师用自身的实践诠释了这样一个问题，真正属于经典的作品永远驻留在读者的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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