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东方古国：奄国都城在不在曲阜

历史上的奄国，存续于商周之际，是东方的古老国度之一。奄国与曲阜相联系，主要有两个史实：南庚迁奄和周公践奄。

南庚迁奄的史实出自《古本竹书纪年》，其中还有阳甲居奄和盘庚迁殷的记载。奄曾经是商朝的国都，南庚将商都从庇（今山东郓城）迁到奄，盘庚从奄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加上其间的阳甲，奄作为商的都城共历经了三位商王。

自商第十任君主仲丁，到第二十任君主盘庚期间，五迁商都，这与历史上商朝的“九世之乱”重合。商朝中前期，王位为兄弟相及，各方力量与贵族势力泛起，造成政治上的纷争与动乱，也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灾祸。随之而来的是王权的削弱，贵族势大，诸侯不朝，君王被架空。为扭转这种局面，才有了五迁其都的历史。后期父子相继的嫡长子继承制逐步确立，才从根本上减少了王位纷争，让王室内部稳定下来，所以迁殷后的270余年未再徙都城。

南庚迁奄除了这个大背景以外，还有一种说法是：奄是商的东方侯国, 南庚在继位商王之前, 已先受封于奄。南庚即位不愿到庇地去，便以其故国奄地作都。王位的继承上，南庚之父沃甲传位侄子祖丁，祖丁传位南庚，南庚后阳甲、盘庚都是祖丁的儿子，祖丁的家族应该聚集在庇附近，即位者更倾向于在之前的封邑或势力所在建都，所以这一时期商代的都城一直在摇摆。奄为商都承上而启下，盘庚在此即位，成为商代下启二百余年安定局面的转折。

《古本竹书纪年》中，并没有奄国在曲阜的记载。将奄国与曲阜建立相联系，是后世据《左传》《尚书》等古文献推定的。

《左传·昭公九年》记载，周武王克商之后，周王朝把疆域拓展到蒲姑（今山东博兴）、商奄，此时的疆域拓展，更多是象征性的。为稳定局面，武王对叛商或臣服的诸侯加以褒封，所以武庚仍在殷封商君，由管叔、蔡叔、霍叔监之，其他各诸侯国依然拥有一定的势力。

《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除褒封先圣王后裔外，更将重臣分封在新开拓的东方诸国，这既是对功臣的褒奖，也是周王朝继续平定东方的政治布局。但武王不久驾崩，成王年幼，遂周公辅政，引出了东征践奄之事。

周室初定，成王年幼而立，由周公总理国政, 辅佐成王。在稳定周朝统治的过程中，周公拥立幼主，破除流言，居东治乱，而后进行的东征，对稳固周王朝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周公以成王的名义平定了武庚之乱，破除了三监势力，随后继续向东讨伐，灭蒲姑，伐淮夷，践商奄，王朝才得以安定。由于周公辅政，周公之子伯禽代为就封鲁国为鲁候，管辖原来的商奄之民，颁布了新的法度，“少昊之墟”的中心曲阜成为鲁国的都城。从这里可以得出，伯禽封鲁后接管了部分商奄故地。

这些文献中，商奄与曲阜始终是分开的。因伯禽就鲁将“因商奄之民”和“封于少皞之虚”记于一处，才引出了奄国与曲阜的联系。

东汉以后，《说文解字》《后汉书·郡国志》等文献，渐将鲁国与古奄国画了等号。而后，奄国、奄中、鲁国、鲁都的概念，在一些古籍文献中杂糅在一起。尤其是出现了奄里、奄城的说法之后，奄国、奄里都与曲阜建立了联系。到清代，奄里、奄城在曲阜的说法援为定论。

考古勘探中，1973 年在兖州李宫村出土了有铭文“索刂”字的一组青铜器，“索刂”字代表了鲁公所分的殷民六族中的索氏。因为鲁国是在奄国基础上建立的, 所以索氏就应该是奄民遗留的一部分。 而索氏在李宫村，可见殷民六族的分布范围就在这一带, 因此奄国也应在这一带，也就是曲阜附近。

那奄国的都城在哪里呢？根据目前的考古结果，奄都遗址在今天曲阜市区的范围之内是没有的。近年的考古，发现的也仅是一些一般商代遗迹，与侯国的层级相差较大。但滕州前掌大的考古发现，却很有指向性。前掌大遗址离曲阜相对不远，是一个很大的商代墓葬群, 而这个墓葬群出土的东西，完全够达到一个商朝重要诸侯国的水平，且与殷墟考古发现相互印证，这个地区应与奄有一定关系。

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周代的鲁国存在着曾经的商代奄国。王朝的更迭中，古奄国和旧奄民已经成为周鲁的一部分，奄与鲁有了不可割裂的关系。曲阜作为周鲁故都，很可能原来就屹立于商奄故地之上，因为时间久远，史籍记载不丰，考古勘探中又暂无定论，还没有找到曲阜就是奄国国都的证据。可以肯定的是，奄国国都即便不在曲阜，也相去曲阜不远，未来的考古发现一定会有一个准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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