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人类文明 深入对话交融
编者按：交流交融、互学互鉴。9月26日，第五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济宁曲阜举行。本届论坛集中了世界儒学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在学术发展前沿碰撞智慧火花，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言献策。现将部分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摘编刊登，以飨读者。
继承和创新构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
继承就是对历史文本意义的一种态度与活动，是对文本意义的一种理解方式。继承不是对古代文本作者的意旨或作品文本的意义的复制，而是在后世即后来时代的语境中放宽文本语句的一般意义以容纳新时代的个别对象。因而继承不是对文本语句作者意向的重述、体验，而是寻求一种使广大读者共通共感、可分享的思想文化内容。因为在内容上，作品意指的东西本来就远比作者之意更多，后来时代的解释就是把其中包含的更多的东西展开来，结合时代之所需，故文本语句作者的原意在这里并不重要。由文字固定下来的文本语句是开放给理解者的，从而文化的继承就是要通过每一时代自己的理解赋予或揭示其中适于今天的意义。继承的本质在于，真正的真理是文本的过去意义与今天的理解的结合。
因此在继承上，要尽力不去执着文本语句的具体历史性，而着力阐明其中的普遍意义、普遍真理性。对诠释学而言，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是最重要的。每一时代的人们都面临着自己新的问题，由此不断更新对文本意义的理解，这才是继承。从而，继承是创造性的继承，创造性应是诠释的本质、也是继承的本质。故在诠释学的立场上，继承必然是创造性的继承，而不是还原性的复制。
从而，继承是创造性的继承，创造性应具诠释的本质、也是继承的本质。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诠释学自古就是使文本的意义和真理运用于当下具体境况。诠释就是把文本的形式意义扩张，创造性地用于当下时代的需要。
所以，仅仅讲创造性，还不能满足文化传承发展的全部理论需要，创造性只是满足了我们对文化的发展和创新的需要，而整个文化的传承创新，还需要肯定继承和弘扬的方面，继承和创新才能构成文化传承发展的辩证展开。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新时代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林昌
地理位置的不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决定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这种不同，在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表现得尤其明显。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表明，重写中国古代文明史的条件已经具备，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中国古文明自公元前5000多年前的多元并起后，在独自发展的过程中，互相交流，最后融合为以中原为核心，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体，最后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五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壮大，从未中断，而且以汉文化为文化主体的特征也从未改变。
中国文明从起源到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色性，在世界古文明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因此，总结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规律，有助于揭示世界文明史。以中国古文明为代表的东方古文明，与两河流域古文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为代表的环地中海西方古文明,他们起源发展规律是有鲜明区别的。这个区别的根本就在于东方古文明的形成是连续的，表现在宇宙观上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即“天人合一”。而西方古文明的形成是断层的、革新的，表现在宇宙观上是人与自然的对立，即“天人分离”。
中华民族正视继往开来，强调以史为鉴。司马迁著《史记》的目的就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光为能更好地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寻找出有益的经验编著了《资治通鉴》。21世纪初的中国人文学者们，在继承老一辈历史学家们的精神和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更多更新的材料，去揭示东方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规律。这不仅能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有助于提高中国人文科学在世界文化史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能够提供启示作用。
■记者徐斐唐修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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