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乡贤文化 传承大师精神
□张炫
在山东,清末民初以鞠思敏、王祝晨、范明枢、于明信为代表的四大教育家,积极进行教育改革,兴办学堂、关怀乡里,宣传先进的思想文化,启迪乡民的心智,维护地区的安全与发展,为山东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办校兴学,启育民智
清朝末年,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然而由于封建教育思想浓厚,因此山东的新式教育发展得非常缓慢,私塾还大量存在。1904年时,像登州、蓬莱这样的县,家塾都超过2000所。西方的肆意侵略让四大教育家决心走上教育救国之路,为山东的教育发展而奔波。
鞠思敏担任国立山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期间,殚精竭虑,科学治校,聘请众多具有新思想的欧、美、日留学生到学校任教,还增置了大量仪器设备,增订中外科学书刊,翻译欧美等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学术资料。他担任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校长时,不但要求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同时为学生们提供了大量的教育实践机会。鞠思敏所招收的学生大都来自农村,其中多是贫苦人家的子弟,入学前种过地或教过小学。他们懂得文化知识的重要,也有毕业后返乡从教的思想准备。学生们白天在校学习,晚上提着马灯到村里上课,教农民识字。
王祝晨曾写道,“在民国成立之初,我感到公民不识字,无法当国家主人翁,竭力提倡普及教育,奔走呼号,到处碰壁”。他认为教育的责任是改造社会并为贫民谋幸福,而这首先要让民众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一师创建民众夜校和平民读书处。为培养乡民先进的思想,王祝晨还回到家乡,兴办了强恕小学,独自承担起购买土地、添置校具等费用。
范明枢早年即笃信教育救国,一生致力国民教育。他曾在日记中谈到,“乡曲多一有识青年,即街市少一土匪,无形之中改良社会”。自日本留学学成回国后,他更是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和邑人同榜庠生王退轩,在泰安创办劝学所、宣传所,还创办教育图书社、泰城小学等,为桑梓培养人才而进行文化教育活动。他还积极响应平民教育,并创办了曲阜历史上第一所平民夜校,学校接受工农群众包括劳动妇女入校学习。学生都是工农群众,其中还有七八名劳动妇女,这在男尊女卑之风盛行的曲阜,实属大胆的尝试。
1913年9月,于明信与师范学堂校友和同盟会同仁鞠思敏、刘冠三、王讷、王祝晨、蒋洗凡等人共同创办了私立正谊中学。随后他东渡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归来后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与王祝晨在学校共同创办“尚学会”,并出版刊物《新文化介绍》,大大促进了新思想、新文化在山东的传播。
著说立训,修身齐家
民国时期的教育家不仅有真学术、真学问,更重要的是,他们胸怀宽广,不计名利,德高品洁,有士人风骨。范明枢亲切慈祥,对向他请教的年轻人更是关怀备至。他以“真、善、美”为办学宗旨,告诫学生以“真、善、美”的准则来治学、生活、做人。他推崇“天下为公”的思想,教育学生既要有真才实学,又要做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抗战时期,他言传身教,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五四运动期间,王祝晨积极支持学生运动,支持国货。在抵制日货斗争中,王祝晨帮助学生提出了“不买日货、不穿洋布、不坐洋车、不乘胶济铁路火车”的口号,还帮助省立一师学生成立了华醒商行,经营国货。于明信与鞠思敏始终坚守内心,胸怀祖国与人民。在校长于明信的言传身教下,省立一师的广大学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以保家卫国、拯救苍生为己任,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日军占领济南后,为了欺骗群众,日伪多次登门请鞠思敏就任当时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鞠思敏素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自勉,保持文士节风,决不认贼作父、为日伪效力,最后以死回绝。
济危扶贫,辅助公益
民国教育家们热爱教育,广建学校,为知识的传播、民众思想的开化及山东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然而,由于教育家们创办的学校多是私立学校,无法得到政府的财政补贴与支持,面对这种困境,教育家们倾囊捐资,兴办教育。作为私立正谊中学校长的鞠思敏,为正谊中学的建设与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据说,创校之初,从打铃、扫地到上课,他一身兼之。他不仅和其他教师一样,不领薪水,而且还把自己在高师任校长的收入按月拿出一部分,捐给正谊中学。于明信则拿出个人积蓄用于办学,并义务任教。受鞠思敏、于明信等人的感染,全校师生相互鼓励、无私奉献,共同度过了学校创立初期的艰难岁月。1932年,范明枢携姚新府、张兴柽和孟子仁在山口创办民众学校。4人商定每人每月捐献银元10块作为办学经费,借用村里原有的一所公办完全小学在文昌阁未用的四间教室作为办学场地,创办民众学校。王祝晨一生俭朴,衣食住行从不讲究,所有节余,全部无私地资助学校和学生。在任聊城省立第二中学校长时,他倾囊捐资,资助二中学生孙清晨留美,开山东赴美勤工俭学之先河。
持公卫义,维稳地方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面对民族危机,四大教育家积极投身革命,与敌人周旋,争取地方与民族独立。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时,鞠思敏正任省视学,在济南与优级师范学堂新任监督王讷共同参与筹划山东独立事。后又参与山东荣成独立之事。于明信与自日本归来的同盟会会员贾振坤一起奔走于青州等地,宣传组织反清运动,策划地方武装起义。同年12月,他参加了贾振坤策划发动的诸城独立起义。抗日战争爆发后,范明枢更是以七旬高龄参与到抗战之中。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以七秩高龄为抗日战争奔走呼号,带头组织“泰安县各界抗敌后援会”和“泰安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亲任主任。是年秋,赴鲁南呼吁团结抗日,被选为“鲁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1939年7月,他与许多进步人士一起,在中共山东分局的支持领导下,成立“鲁南国民抗敌协会”,并且组织了“国民抗敌自卫军”,配合八路军抗战。其业绩,受到冯玉祥将军的高度赞扬和广为宣传。
撰史修志,延续历史
历史的延续离不开文化的传递,文化的传递离不开文字的记载。在地方志的编纂方面,四大教育家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他们希望通过真实的记述,使后人了解历史,收获经验。王祝晨晚年十分重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他在《编纂山东地方志的初步办法》一文中提出资料征集工作的三个步骤和四大态度,并写道:“我们要想编一套人民的山东地方志,不管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都要与旧日的官文书有根本性质的不同”。他曾经专门提交了《编写各省地方志》的提案和《编撰山东地方志的初步办法》,奠定了地方志编写与研究的基础。鞠思敏曾被委托续修荣成县地方志。1934年,荣成县编修《荣成县续志》,聘鞠思敏为总纂。然而由于当时国内政局动荡、战事频繁,因此续志工作被迫停顿。1928年,于明信回国,因不满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腐败无能,又加遭到官僚士绅的诽谤和攻击,被革职闲居于济南七家村,此间曾受聘编写《齐河县志》。
地方的发展离不开进步的教育,民族的进步需要开放的思想,四大教育家严于律己、率先垂范,发挥榜样力量；他们兴学创刊、投身教育,传播先进知识；他们胸怀祖国、心系人民,怀揣救国理想；他们倾囊捐资、无私奉献,促进地区发展；他们关注未来、撰史修志,延续地方历史。教育家们关注乡民,关心文化教育,关怀地方未来,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教育家们的乡贤精神。这种乡贤精神值得我们关注、学习并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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