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 重塑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下)
□本报记者李师胜
●传统文化必须复兴,因为它前期被贬得太厉害了,这是一种反弹,但还没反弹到足够高度。
●什么时候把更富有人情味的东方伦理型的生活方式再造出来,中国社会转型就成功了。
●儒学复兴不是复古,不是重新回去,而是再造一个新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致命缺陷,在我看来是漠视个性、扼杀个性。
齐鲁晚报:有评价认为,您是上世纪80年代跻身启蒙思潮主流的青年先锋；也有说,您是早年“西学”,晚年“中学”,发生了转向。您怎么看这种议论?
王学典:自从我出版《把中国“中国化”》这本书之后,学术界有好多朋友问我:你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很激进的青年,主张全盘西化,你现在是不是改变了?我就告诉他,我的基本追求没有改变,我给他举了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历史学界有一个古史分期的问题,就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我当时认为中国没有所谓奴隶制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这些说法是从西方传进来的历史发展理论,没办法解释中国历史。我上世纪80年代质疑用奴隶制、封建制解释中国历史,实际上所追求的就是本土化——历史观的本土化。
近30年来,我们实际上对西方政治学、经济学、法学都搞了许多教条主义。现在,我们应该反对一切教条主义。从质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到质疑一切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教条主义,这就是我走过的路。我不认为我在迎合时尚。
齐鲁晚报:这几年传统文化复兴的呼声越来越高。您现在具体负责山大儒学高等研究院工作,您对儒学、传统文化走向有怎样的判断?目前社会上出现了儒学进校园、读经班、国学社、乡村儒学、社区儒学,您怎么看待这种“国学热”?
王学典:我有一个观察,近二百年来,中国和西方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西方是把平民绅士化、贵族化。你到美国,普通民众见面,一定要跟你打招呼,早上见面了说,goodmorning,上电梯时也彼此招呼一下,这本质上是一种绅士风度。
而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却恰恰与之相反,我们是把君子、贵族、精英平民化、草根化,有段时期甚至是流氓化、野蛮化。儒学复兴的本质是把国民重新君子化、重新绅士化、重新精英化、重新贵族化。再进一步说,重新文明化。它针对的是道德堕落,礼仪之邦丧失这一问题。
古人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中国已经完成了仓廪实的任务,剩下的是知礼节、知荣辱。知礼节、知荣辱是什么?是价值观的重建,是品质、境界、操守、人格的提升。我们要再造一个君子国。我个人认为,传统文化复兴的要义就在这里。
另外,我不认为儒学复兴在研究院,尽管山大儒学高等研究院在研究儒学。儒学复兴也不在读经班、电视讲座上,儒学复兴的根基是再造一个以儒家原则为基础的克服自由主义缺陷的更富有东方温情的伦理型的生活方式。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观察到了一个问题,中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人际交往背后,是没有主义支撑的。西方是自由主义作支撑,传统的中国社会是由儒学在支撑,但我们今天所有社会活动背后的支撑是什么?没有。
所以说传统文化必须复兴,因为它前期被贬得太厉害了,这是一种反弹,但还没反弹到足够高度。也正因为此,我不认为传统文化的复兴过了,事实上这种复兴还没到位。
齐鲁晚报:您说要创造一个高于自由主义的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的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目前有没有这样一个样板?好多人喜欢列举中国台湾。
王学典:我个人也认为中国台湾、韩国已经部分具备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的某些特征,特别是台湾,因为台湾是中国的本土,是中华文化的直接移植和延续。你到台湾去,会发现他们既能尊重个性,比如说注意保持彼此之间的距离,尊重契约；但大家又能很快打成一片,吃个饭、喝个酒、大家畅谈开怀大笑,带有中国社会的人情味。
中国人特别崇尚大团圆,春节到了,一家人在一起。西方过节也去看父母,但与东方伦理型的生活方式相去甚远。包括西方人喝酒,大家从头到尾拿着一杯红酒,仅仅是一种形式。中国人喝酒是喝烈酒,三杯酒下肚,所有的误解、问题、障碍和最初见面的距离都消失了。我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只要得当,把那些坏毛病去掉,保留最本质的东西,会更具有人情味。
什么时候把更富有人情味的东方伦理型的生活方式再造出来,中国社会转型就成功了。
齐鲁晚报:您认为目前再造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王学典:比较困难,但也不是不可克服,只不过中国目前还没进行这方面努力。新加坡有一个政策,儿子在父母的小区或父母在儿子的小区买房,给一定的折扣,鼓励聚居。在城市社区生活的安排上,我们目前并没有考虑到几千年来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生活模式,没把那些要素加以提炼吸收,融合在新的社区生活当中。如果政策适当鼓励朝这个方向发展,能减少很多问题。
我刚才说了,我们的社会生活背后没有主义支撑。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背后,是有主义支撑的,即儒家的伦理、价值观念,就像西方的社会生活背后是自由主义作支撑一样。仁义礼智信是一套规范,在过去是起巨大约束作用的,现在做不到这一点。
我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儒学复兴不是简单地重视传统文化。儒学复兴不是复古,而是再造一个新的文化。明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我觉得新文化这个概念没什么问题,不能完全回到传统当中去,也回不去,但也并非与中国传统文化绝缘,而是能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能吸收自由主义的某些东西。
齐鲁晚报:塑造新的生活方式,要对中西方文化做怎样的取舍?具体能做些什么?
王学典: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致命缺陷,在我看来是漠视个性、扼杀个性。中国传统文化是义务本位,是一种集体取向、社群取向、共同体取向。无论这种共同体是国家、是政府、是家族、是家庭还是其他。
西方的文化强调个性至上、个体至上,但也有缺陷,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像枪击事件连绵不断。我个人认为,人类的未来是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吸取东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综合为一个新的文化。这个新文化能同时兼顾个体与社群,同时带有本民族的某些表现形式和特点,这会是一条比较好的道路。
我们曾经提出在曲阜实行文化特区,儒学院一个教授曾在政协会上提出这个提案,我也支持。重建礼仪之邦从哪里开始?从山东开始。山东从哪里开始?从曲阜开始。比如,我们应该构建一个礼仪中心,负责制定一套国民礼仪规范,主要内容是儒家的价值观念,或者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系统,同时又吸收西方尊重个人、权利的某些有益成分。
这套礼仪规范可以先从山东试点,从曲阜试点,先在曲阜选择某一个街道、乡镇,或者某一个社区,然后逐渐推广。经过10年、20年,或30年的尝试,塑造一个可以复制的生活方式。
齐鲁晚报: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台湾、韩国经历过一个权力下移的演进过程。台湾在上世纪70年代也有一个传统文化的复兴过程,但实现您所说的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是在威权社会解体之后,才逐步构建起来的。
王学典:社会的演化和历史的发展肯定有自身的规则,“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历史自身的规则,就是我说的有轨电车,历史永远按照自己的规则前进。无论你投入多少精力和鲜血,历史不会改变。你想让它快点,它未必能快,你想让它慢点,它也未必能慢下来。
比如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转型,不是三天两天就能成功的。但中国社会面临一个大问题,我们和传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断裂。中国传统社会的自然状态已被彻底破坏、彻底摧毁。20世纪的革命也好、外国侵略也好、战争也好、动乱也好、贫困也好,已经把大陆传统社会的遗存摧毁了。所以它远不像韩国、中国台湾这种原住民的社会,基本上是按照几千年的原始轨道往前挪动。中国大陆如何重新弥补断裂造成的空白,是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齐鲁晚报:这也是为什么您这些年一直重视并组织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对话,这个命题很有针对性。
王学典:这就是我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在民主宪政之外,是否有一条最终能走得通的中国道路。如果能走通,我们成功地实现了对权力的限制、制衡。依靠共产党的方式,而不是通过西方三权分立,把公权力所能造成的危害降至最低。三权分立就是个形式,本质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权力必须关到笼子里,这是核心。至于哪种方法来关,这个可以探索。我们能不能再造一个笼子来实现对公权力的限制?这是我们要探索的问题。比如说中国香港的廉政公署,在西方就没有。
像山东省刚成立了监察委员会,如果它能成功地实现对公权力的限制、约束、制衡。为什么一定要有三权分立?问题在于西方的民主宪政有一系列成功的样板摆在那里,而我们这条道路目前还没有一个成功的样板让人家复制,需要等若干年之后才能得到检验。
所谓中国化、本土化也就是要寻找一种中国模型、中国范式,要创造一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这种范式不能只解释这一时,理论思想的概括力,必须是穿越时空的,它既能解释中国近30年的变迁,又能解释中国长达3000年的变迁,还能成功地对未来做某种程度的指导、预测。我认为这是当前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努力的方向,都往这个方向聚焦,或者是落脚点在这个地方。
齐鲁晚报:儒学在中国历史上几度辉煌,长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存在。现在要复兴优秀传统文化,就儒学而言,它怎样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保持其独立性?
王学典:历史上,儒学本身不一定要和皇权结合起来,但是儒学确实也在追求权力。孔子周游列国,就是想让人用他,就是想取得权力。但是儒家对权力的追求,是想通过权力来实现自身的理想,而非享受权力。
冯友兰因为“文革”时的表现被批评,但侯外庐先生解释说:你们都不了解冯先生,冯先生向权力中心靠拢,这不是冯先生的品质决定的,而是冯先生搞的学问决定的。儒学从来都很看重国家权力、公共权力,儒家看重权力,是借助公共权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实现心中那一套社会制度安排。
历史上所有的儒家都热衷于和官方打交道,儒学和权力有着不可分割的一致性。它不像道家,道家把权力看作粪土,因为道家不承担对人间社会的使命,它是超脱的。但儒家不行,儒家对人间社会有一套全面的制度安排,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百姓,而这一套制度安排要变成现实,“治国平天下”,必须依靠权力。如果手里没有权力,怎么能对人间社会进行安排呢?怎么让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理想要想实现,一刻也离不开权力,这是所有的儒家都热衷于和官方打交道的秘密。
只要搞儒学,只要信奉儒家哲学,就可能有追求权力的愿望,这是必然的。但儒家从来只是把权力看作是实现自身理想的一个工具,而不把权力当作一个终极的追求。其终极目标不是攫取权力,更不是通过攫取权力攫取财富,那就和儒家理想完全背道而驰了。儒家的理想是要安排人间秩序,要为万世开太平,治国平天下,怎么能离开政治平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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