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发有：在山东落地生根

□本报记者 钱欢青

3月20日，上午10点，我们终于在山大知新楼“截住”了黄发有教授，他刚给山大文学院的本科生上完两节课。

黄发有教授朴素、低调，极少接受媒体采访。2018年2月8日，山东省作协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黄发有当选省作协主席。这位从福建上杭走出来的客家人，以其无所畏惧的精神追求、闪耀着思想火光的学术研究，在文学传媒、当代文学和客家文化等领域，收获了重要的学术成果，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的重镇。

从文学少年到文学青年

对文学研究而言，“真正的兴趣和审美的情怀是经得起考验的学术的精神起点，因为所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太容易误入歧途”。而黄发有对文学的兴趣，早在小时候就已萌芽。

黄发有1969年出生于福建上杭，从识字开始就喜欢看小说，“那时候很少有家庭会给小孩子买书，家里给我的零花钱，我都买了书。镇上新华书店里的书不多，看到觉得不错的，我都会买，记得小学时就买过《封神演义》《儒林外史》《战地春梦》等等。”

1986年高考时，因为是考前填志愿，填的都是最好的中文系和新闻系，没有针对性，结果被调剂到了杭州大学经济系。“那真是一段不务正业的大学时光，写诗，投稿，还想过出诗集”。1990年大学毕业，因为种种原因，黄发有不得不回到家乡福建龙岩的一座造纸厂，当起了操作工，“在那个偏僻的工厂里三班倒的岁月，咀嚼着被命运抛掷的寂寞与苦涩”，虽然此后做了厂长秘书、公司秘书，“事业”开始步入“上升期”，但黄发有依然决定离开那里，怀着对文学的一腔热血，“走向未知世界”。

1993年，黄发有考入曲阜师范大学攻读现当代文学硕士，师从李新宇先生。在很多人眼里，从经济到文学，无疑是“弃明投暗”，“记得当年北上时，胸中既激荡着一种迅猛的豪情，又怀揣着欲说还休的忐忑与迷惘”，“我以为中文系的研究生是搞创作的，所以到了学校还跟老师说我绝不从事文学研究”。

攻读硕士期间，黄发有是学校文学社社长，“那时候我们还请张炜当名誉社长，专门跑到龙口去，充满着文学的热情”。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在为《大众电视》等杂志写过一些影视评论并获过几次奖之后，黄发有开始对学术产生了兴趣，“我的第一篇比较正规的论文是《论台湾女性文学的父亲主题》，发在《晋阳学刊》上”。硕士三年，他发表了20多篇文章。

1996年，黄发有考入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著名学者潘旭澜先生门下当时唯一的在读弟子，“复旦三年的学习生活，让我坚定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决心。当时除了傍晚到校园周围散步，其余时间都是埋头读书写作，每年都有将近十万字的习作发表”。博士期间，黄发有发表的文章多达七八十篇，其中两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这在博士生中殊为难得。

为了完成博士论文《90年代小说与城市文化》，黄发有阅读了三3000万字以上的1990年代小说作品，“记得那时候我成天像着了魔一样，跑到五角场科技图书公司三楼的‘天地图书\’，大量地选购八折的新书，甚至到了碰到新作品就买的程度。就这样节衣缩食，在没有任何外部经济支持的情况下，我靠着奖学金、稿费和学校发给的那点可怜的津贴，居然买了两万多块钱的图书，以至于外地的不少同行，竟然常常向我寻求资料上的帮助。”2002年，经过大量的补充和修改，黄发有的博士论文改名为《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至今产生着重要影响。

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传媒研究

疯狂地买书是为了对研究对象的深入把握。治学之始，黄发有就认识到文本细读之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在这个宏论滔滔的年代，深入的个案研究与文本细读的功夫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在细读作品并由此探寻作家心灵密码的同时，黄发有也总能在文化思想和文学史的背景下，以极强的主体性，“穿透”研究对象，从而提供比研究对象更多的思想。比如，面对张承志理想的确定性，黄发有如此写道：“张承志追求理想的确定性，害怕失去明确的方向。社会越无序，价值越混乱，他对确定性的呼唤就越急切。面对社会浊流的侵袭，确定性是岿然耸立的灯塔；面对自我的追问，确定性是斩断内心矛盾的长剑。”在由硕士论文补充改写而成的《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一书的序言中，李新宇先生特别写到，黄发有的这些论述，“已不只是对张承志的描述和阐释，而是由研究对象而进入一些问题的探讨”，“处处显示着一个批评家主体”。

在写了众多作家作品论之后，黄发有意识到“不能被自己的研究对象所笼罩”，因而开始选择具有较高难度与挑战性的研究对象，“试图在文学批评、文化思想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三角地带寻找结合点与突破点”，去追寻那些“闪耀着思想火光的学术”，那“更为开阔的精神领地”。

也是在改写和修订博士论文的过程中，黄发有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如果忽略了1990年代媒体对文学的改塑以及各种力量对于媒体的强势渗透，很多问题是谈不透的，“因此增加了对这方面问题的专题讨论，针对文学期刊、文学出版、影视文化、媒体趣味与小说创作的关系，考察文学环境与文学生产的互动模式。后来逐渐深入地研究文学传媒，将研究重点从当代作家作品研究逐渐转向文学传媒研究”。2001年，黄发有设计的科研项目“新时期文学的传播接受史”，获得教育部“十五”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基金的资助，这促使他更加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大众传媒与当代文学共生互动的复杂方式。随后几年，黄发有始终把文学传媒研究作为重点关注的一个领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更全面、更深入、更有原创性地探讨大众传媒与当代文学的深层互动。近几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文学与媒体》《文学传媒与文学传播研究》《跨媒体风尚》等著作，都是沿着这一思路不断扩展和深化的结晶。

与山东这片土地，有着不解之缘

1999年从复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黄发有以引进人才的方式进入山大工作，2000年、2001年被破格评为副教授、教授。2006年受聘为南京大学教授，2009年至2010年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离开山大十年之后，2016年12月，黄发有“重回山大，落地生根”，受聘为“山东大学杰出青年学者”，在回到山大后写的一篇文章里，黄发有充满深情地写道：“2006年，我的文集《客家漫步》获得第二届齐鲁文学奖散文奖，我应山东作家协会之邀写了一篇获奖感言《再次出发》，其中有言：‘与山东有缘。我从五千里外的南国故乡，来到这片土地攻读硕士学位，南行上海攻读博士学位后，又再度北上，在此读书教学，娶妻生子……谢谢这片土地上所有扶持过我和继续扶持我的人们。\’跟山大更是有不解之缘，如今再次北上回到山大的怀抱。”

眼下，除了给本科生上课，带着硕士生和博士生，黄发有还有着庞大的研究和写作计划，文学传媒研究和“新中国文学史料大系”都在进行当中，他收藏了包括2000多张原始稿费单在内的众多稀见史料，同时收藏了众多藏书票，在美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访学、讲课期间，逛了各地的书店，因此“还打算写一本关于书店的书”。而从《客家漫步》和《客家原乡》开始的客家学理性文化随笔的写作，也将继续。

身为新一届山东省作协主席，更多的工作在等待着他，黄发有说，山东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作家涌现出来，站到时代的前列，在全国占据一席之地，希望文学鲁军再次崛起”。 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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