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阴首贤有若
□韩子奎
《论语》第一篇“学而”中，共收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计十六段，其中有三段出自有子。
有子，名若，是《论语》中第一位出现的孔门弟子。孔子的学生在《论语》一书中，一般称“名”或者“字”，唯有若和曾参两人尊称为“子”。
《平阴县志》载：“平阴侯先贤有子（若），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谨按：有子为鲁人，墓在曲阜。有子去世后，鲁悼公曾向他吊唁志哀。其后裔徙居齐地，宋追封平阴侯，子孙遂家焉。邑东北25里有村曰‘有家庄\’（今平阴安城镇东平洛村，后人居之），村之西南有庙曰有子庙。元分其地属肥城，有氏遂为肥城人，而庙犹在平阴域内。凡三楹，东西配室各一，戟门一。后有氏贫甚，庙遂圯，好义者议募重修之。值国朝乾隆五十三年，以有子裔孙世袭五经博士。”
有若的言论、思想，《论语》《孔子家语》《史记》等典籍皆有记述，他可谓平阴史上第一贤人。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有若生于公元前508年，少孔子43岁。而《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载：有若生于公元前518年，少孔子33岁。鉴于《孔子家语》材料较为原始，故取前518年为是。其卒年，史无确切记载。《礼记·檀弓》曰：“有若之丧，悼公吊焉，子游摈，由左。”可知其卒于鲁悼公在位时期。悼公公元前466-前429年在位，有若逝世约在公元前五世纪中期。
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有若“卞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平阴侯”。明嘉靖九年（1530年）改称“先贤有子”。
有若自幼品学兼优，有史家认为《论语》即为有若的学生编辑而成。《史记》载：“孔子即殁，弟子思慕。有若状如孔子，弟子相与并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是说孔子去世后，弟子们思慕孔子，因他品学兼优，且“状似孔子”，而群起推举其为师，并一度以师礼事之。
有若为众人所推举为师，说明其确有卓异之处。据《孟子》记载，有若认为孔子在人群中好比“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宣称“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因此，孟子所称有若“似圣人”，非指相貌，而是指他在思想上非常接近孔子。
有若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在传承和发扬光大儒家思想方面的贡献，《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著作，皆给予高度评价。主要体现在重孝道、倡礼仪、尚中庸和主张藏富于民四个方面。
其一，有若尤其重视“孝”道，强调孝悌为本。《论语·学而》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有子认为：孝顺父母，顺从兄长，而喜好触犯上层统治者，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不喜好触犯上层统治者，而喜好造反的人是没有的。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的事务，根本建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也就有了。孝顺父母、顺从兄长，就是仁的根本。
孔子认为，社会的和谐有序，有赖人人修己守礼，社会的治乱兴衰是孔子儒学关注的重心所在。要实现这一点，必须以孝悌为实行仁爱的根基，进而向外推衍，守礼尊君，社会秩序遂得到有效保障。春秋战国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都继承了孔子的孝悌学说，主张“以孝治天下”。
在春秋时代，封建政治结构的基础是宗法血缘关系，而“孝悌说”恰恰反映了宗法制社会的道德要求，孔子的全部思想主张都是由此出发的。显然，有若之论深得孔子思想的精微。
其二，有若明习礼乐，倡和睦，重礼教。
《史记》载：有若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是说礼的应用，要以能够斟酌损益，从容中和为最可贵。但如果什么事情都死守着礼规不放，有时也会行不通的。一味地用和，而不用礼来规范，也是不行的。
由此可知有若不仅崇尚“中庸”之道，而且特别强调一定处理好“贵和有节”的辩证关系。
其三，推崇礼义，持守中道。《论语·学而》载：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是说守信与谦恭固然为美德，但也不可绝对化，而应分别以义、礼加以规范，信须视义而行。孔子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即谓其不识大义、大体。至孟子径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有若之言，正与孔、孟相合。同样，谦恭也不可过度，否则会沦为虚伪、献媚，遭致耻辱。故恭敬也必须合乎礼的要求，才能真正赢得他人尊重。有若此言的深层，实际亦蕴涵其对儒家中庸之道的深刻认知。
其四，孔子以富民为治世首务，有若亦极重视富民。
有若曾与鲁哀公有一次对话。鲁哀公问有若：“今年遭了饥荒，用度不足，怎么办？”有若回答：“何不实行‘彻\’法，收十分之一的田税呢？”
哀公说：“现在收十分之二的税，我还嫌不足，怎能实行十分之一的税法呢？”有若进而解释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足呢？百姓不足，君主跟谁去取得富足呢？”
“什一而税”谓之“彻”，即按十分之一抽取田税，是西周时期的一种田税制度。鲁国所征的田税是十分之二的税率，即使如此，国家的财政仍然十分紧张。而有若建议鲁哀公实行“彻”制，按十分之一的税率，减轻老百姓一半的负担。老百姓经济负担轻了，很快就能富足起来。只要百姓富足了，国家就不可能贫穷。反之，如果对百姓征收过甚，这种短期行为必将使老百姓民不聊生，国家经济也就随之衰退。
有若建议鲁哀公实行减轻老百姓负担、藏富于民，是儒家以民为本的“富民”思想，充分体现了早期儒家对民生的关切与思考。有若的“富民”思想，对后世经世治国的理念和方略，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性影响。
西汉初年，社会经济十分衰弱。文帝、景帝两代推崇黄老治术的明君，多次下令劝课农桑，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在汉文帝二年和十二年，两次“除田租税之半”，文帝十三年，还全免田租，从而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百姓富裕起来。至景帝后期，粮仓丰满，府库中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文景之治”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治世，也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唐初，正是由于李世民重视农业，着力减轻农民赋税劳役，大力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革除“民少吏多”弊政，减轻农民负担，使其安定生产，耕作有时，才有了“贞观之治”的盛唐景象。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大力推行的一系列促进农民致富、改善民生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举措，依然是以减轻农民负担、放活农民经营权利、增加农民收入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时下正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实施的，到2020年全国数百贫困县、数以千万计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宏伟工程，更是亘古未有、举世无双。
上述这些卓有成效的施政和改革作为，“富民”则是贯穿其中、一脉相承的核心思想。
另则，有若的“减税富民强国”思想，与现代供给学派中最著名的思想体系“拉弗曲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拉弗，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主张通过减税摆脱美国滞胀的困境。1974年，为了说服总统助理切尼，他即兴在餐巾纸上画了一条抛物线，描绘政府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但是超过这个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使得政府税收减少，即“拉弗曲线”，又戏称“餐桌曲线”。
对此，美国经济学家亚瑟·奥沙利文则认为：“降低税率可以增加税收收入这一理念，通常归功于拉弗。其实，这个理念首次提出的时间要比拉弗早得多。那就是2000多年前，中国圣人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有若的‘减税富民强国\’思想。”他将有若这种关于税率和税收收入的关系称为“孔子曲线”（Confucius Curve），并且感慨道：“华盛顿的官员似乎完全没能领悟中国先贤的智慧。”
因此可以说，古今中外的社会实践，一再证明了有若的“减税富民强国”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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