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戈子良 著名作家冯骥才外祖父的家世
本报记者王艳茹整理
通讯员孙灿
著名作家冯骥才的外祖父戈子良是山东济宁人。清朝末年，青年时代的戈子良从职军旅，因屡立战功，于1910年担任广东某地道台。民国初年，军制改革，年仅33岁的戈子良被授予少将军衔。不久解甲归田，在济宁、济南等地从事实业，并参与主持地方公益慈善事业。今天人们对戈子良的名字十分陌生，他的家世更是鲜为人知。但这段尘封已久，几近湮灭的历史印记，仍给后人留下了浅浅的踪迹。
本期，济宁市地方志专家刘广新走进《文化济宁·百姓讲堂》，拂去岁月沉积的历史尘埃，将戈子良的故事及其家世娓娓道来，和市民共同去寻觅主人公的历史身影，尽可能还原那个时代的历史真貌。
圣庙门前的风波
“五十多年前我正在上中学，常听家父刘云亭先生讲清末民初济宁逸事，讲康有为到访济宁的故事。民国初年，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几次到访济宁。其中1916年秋，康有为第一次来济宁观赏汉碑，拜访他的朋友——济宁城里邵家街的戈子良。”刘广新回忆道。
1916年虽已是民国五年，但袁世凯“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打着尊孔的旗号为复辟帝制大造舆论。一些前清遗老遗少，失意的文人政客也竭力鼓吹“尊孔读经，祀孔配天，定孔教为国教”，以变法维新领袖自居，曾流亡海外十六年的康有为更是不遗余力，于同年九月致电黎元洪“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恢复祭祀行跪拜礼，明令各地请设奉祀官”。就在这年秋天，在济宁就发生了轰动全城的“刘举人藐视纲常，目无圣人”风波。
刘广新细述了故事的来龙去脉。济宁剪子股街的刘举人乘轿路过圣庙没有下轿，被当时庙里的守护人拦下轿杆，斥责刘举人“无视纲常，目无圣人。”刘举人强词争辩，被护庙人一把拉下轿子，欲推搡着到县衙门评理。那时街道狭窄，街上围观的越聚越多，圣庙门前的车马行人把通往北门里大街堵得水泄不通。人们议论纷纷，指责刘举人“枉读四书，搁在前清时代非革除他的功名不可！”“拉到县衙门先重责二十大板！”虽是民国时代，但街上为刘举人争理的人却不多。当时人们的思想保守封闭，就男人发式来说，一些老先生留半截剪发头或后脑勺拖小辫的不在少数。双方争执不下，最终闹到济宁县衙门。到县衙门打官司仍如前清时代击鼓升堂打板子。时任济宁县知事徐德源虽是做的民国的官，却一时不知所措，于是上报道尹公署。道尹为此事踌躇之际，手下人出了主意，“当下康有为正在济宁拜访戈子良，何不请康圣人出面评判。”原来康有为此时应戈子良邀请，正在济宁观赏汉碑。康有为折衷调和，约请济宁名士、清末卸任官员潘守廉等出面讲情（潘守廉与刘举人实为好友），让刘举人到圣庙行礼思过，算是了结。这是康有为第一次来济宁拜访戈子良，并为戈府花园题名“梓园”。当时康有为年近花甲，而戈子良年仅34岁，还是一位血气方刚的年轻将军。
览胜访友游济宁
康有为在济宁逗留期间，由戈子良、李汝谦、杨毓泗陪同览胜访友，登太白楼题写楼额，在道尹公署和育华舞台演讲，赴文庙观赏汉碑，并留下珍贵诗篇。
太白楼是济宁一大名胜，是济宁地标性建筑。李白诗篇传千古，任城是李白的第二故乡。康有为登临太白楼并应济宁人士邀请题写楼额。康吟诗一首：太白曾携玉杖游，城楼酒熟占千秋。我无谢朓惊人句，只为先生题酒楼。
1916年秋，济宁育华舞台刚刚建成不久，这是一座当时堪称现代化的豪华戏园。鲁西南独此一家，山东全省也为数不多。康有为在道尹公署讲演后，应邀在育华舞台演讲，康的讲演仍大力宣扬早已过了时的君主立宪制主张，并将海外见闻介绍给听众，为百年前封闭的济宁打开了一扇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
康有为是近代书法大家，独创康体。面对济宁1800余年历史的东汉碑刻，康有为时而指指点点，时而喃喃细语，不时又发出赞叹之声：“断碑犹是汉文章！”并赋诗一首。题记云：济宁夜将登车行，秉烛往访文庙，劳文武长吏陪游。诗云：卫队传呼灯映驺，庙堂秉烛事勤搜。此来为抚汉碑碣，惭愧群官陪夜游。
从1916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多次齐鲁之行，康有为多次登临泰山，每次都留下了戈子良陪同游览的身影。
戈子良为何如此雅兴陪同康有为游览泰山，这是有原因的。刘广新认为，一是戈子良与康有为友情之深，可谓忘年之交。戈子良早年从职军旅，由张勋引见，结识康有为。二是戈子良在济南、东阿山区经营“大兴农林公司”。此处山区濒临泰安，为泰山之余脉，为陪同康有为游览泰山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戈子良少有大志，愿为家乡做点事业。退出军界后，从事实业，选择植树造林，建育苗基地，推广实验林场，一度种植经营林木，面积达到约500平方里。1927年编纂的《济宁县志》载有《戈奭劝种树简说》，叙说戈子良亲见很多地方水旱灾害严重，曾“考其被灾之始，诚缺乏森林所致也”，故提倡在“荒山旷土”植树，认为森林能“间接利益调和寒暑，增加湿气时降霖雨，添多养气消弥疫症，障故河道能保无涸绝之虞，少泛滥之害，则为不易之理矣。”
关于戈子良陪同康有为游览泰山一事，冯骥才在《时光倒流七十年》一书中说：“外祖父解甲归田后，一心植树造林。我年轻时看过他头戴斗笠，握锄耕地的照片，旁边站着两个家丁，显然是在作‘归田秀’。”“还有一些照片是外祖父与康有为等人在泰山游览时的合影。”冯骥才接着写道：“外祖父喜好菊花，一个秋天约康有为到家中品酒赏菊，康有为一时兴奋，即兴又为外祖父写了一幅对联：‘将军思大树，壮士爱菊花’。壮士显然是指我外祖父。被人称为‘壮士’，自然不是一般人物。”对于外祖父戈子良及其家世，多半来自家中老人点滴回忆。冯骥才先生说：“他（外祖父）的照片给我的印象是四方脸，肌沉肉重，势大力沉，颇有‘立如松，坐如钟’的气概，典型的山东男人的形象。”
康有为为戈子良题写的书法墨宝没有保存下来的。冯骥才先生回忆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舅父生活拮据时，叫我雇来一辆三轮车，将这三十多件藏品拉到古玩店一次性全部卖掉，总共卖了43元。这事使他后来追悔不及。”
“戈子良与康有为亲密无间的友情，远远超出了一般朋友的关系，他是康有为在济宁乃至在山东交往最密切的挚友。二人交往之深是何等的随意、无拘无束，非知己莫能如此。戈子良与康有为的交往，一直持续到康有为1927年在青岛辞世。”刘广新说。
长女为革命牺牲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戈子良为保地方平安，曾只身赴军营，条陈利害，致使对峙双方息兵罢战，使百姓免受劫难，确保了一方安宁。
戈子良的后人与济宁渊源颇深，刘广新表示，1928年戈子良携全家迁居天津时，戈子良的长女戈长立女士17岁，戈长立是一位才华横溢、意志刚强的青年女性，随父迁天津后嫁入凌姓人家。青年时代的戈长立参加了地下党组织，1942年党组织委派她回到家乡济宁从事地下工作。1946年1月9日，济宁迎来了第一次解放，戈长立出任古槐街道妇女会长。不久为战略转移，同年9月，我军撤出济宁城。国民党还乡团占领济宁后，对济宁人民进行残酷地镇压和屠杀。10月20日，戈长立同志与济宁市民会会长宋启祥等19人被国民党还乡团枪杀于太白楼下。
1991年4月冯骥才先生到济南创办画展，陪同母亲回老家济宁，还特意去太白楼凭吊从未见过的大姨。“我大姨名叫戈长立，年长于我母亲六岁……她是那种从家中闯出来到社会上闹革命的大户人家的女孩子。她少时爱画，我曾看过两三幅，泼墨泼彩，颇有豪气，可能血液中有我外祖父的基因。”冯先生在《时光倒流七十年》一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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