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 10 年解密日照市图书馆“镇馆之宝” 《攀古小庐收藏镜铭》藏了些什么宝（三） 陈介祺、杨铎、许瀚三位大家之辩：《汉袁氏镜》
本报记者 谢岩 通讯员 单雪刚
《镜铭》里收藏有两幅“非同小可”的汉袁氏镜镜铭
在《攀古小庐收藏镜铭》里，有两幅镜铭，看似不起眼，实则是金石大家们的学术论辩！这幅镜铭在整套镜铭里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1、许瀚将带有清代著名金石学家杨铎手书真迹的镜铭录入手稿；2、许瀚向人们展示了真正的汉袁氏镜的模样；3、许瀚告诉后人如何鉴定汉袁氏镜。
在第一面汉袁氏镜镜铭上，许瀚标注：“道光廿二年，余得此镜于济宁，刘镜古先生故物也，袁氏或释作盍氏。非兮！九月兰山宋丽东兄贴我镜亦，袁氏作别有一袁字在内阑更分明。廿五年十月许瀚记”。
在第二面汉袁氏镜镜铭上，许瀚标注：“汉袁氏镜此即宋丽东所赠也，得诸吴锥邨南塔山。‘何氏作竟自有纪，（辟）去不羊宜古市，上有东王父，西王母，纪市母韻宜古市，他竟未见去不羊，上应是辟字’瀚谨释。”
杨铎标注：“汉何氏竟己酉八月得于淮浦手拓一纸寄东印林先生鉴定 弟诣浅
杨氏石卿审定金石文字商城杨氏珍藏”。
从标注中可知，此镜铭是1849年(道光29年)八月杨铎从淮浦（今江苏涟水）手拓，他认为是汉何氏镜，并寄给许瀚，请他给予鉴定，确认是不是汉何氏镜。
许瀚做出了一个定论：此为汉袁氏镜，不是汉何氏镜。判断的依据是，这面镜子和他在7年前得到的一面镜子其实是同一种铜镜，在内阑有一个很清晰的“袁”字。
而在相关文献中，清代著名金石家、潍县陈介祺曾提到过许瀚所藏的汉袁氏镜：“此竟右乳旁多一袁字，颇别致。袁氏镜极多，然皆有官字、吕字、笪字、伯字等钤记者，是后人翻砂，惟印林所藏两面，皆真汉镜耳。”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陈介祺和许瀚的观点是一致的。
陈介祺是许瀚的“同年”台北故宫的毛公鼎即出自他的收藏
陈介祺（1 8 1 3 —1884），中国清代金石学家。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齐东陶父。山东潍县(今山东潍坊)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他嗜好收藏文物，著有《簠斋传古别录》《簠斋藏古目》等。他收藏的文物中，青铜器最多，其中的毛公鼎成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鲁迅先生曾指出：“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郭沫若和商承祚则认为陈介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宗师。
陈介祺藏镜镜种十分丰富，贯穿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金元明十多个朝代，重点在两汉，已知的两汉镜镜种几乎无所不包。陈介祺藏镜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铭文的内容丰富多彩，铭文的书法精湛者也颇多，显示着汉篆、汉隶结合的书法变化轨迹和汉篆、汉隶、八分体的魅力。
各种相关文献显示：
许瀚与陈介祺同为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作为“同年”的他们，推测应在不久后就结识（在1835年之前，相关任何文献还没未见其交往线索）。
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二十五日，许瀚到京城陈介祺寓所，观其所藏金石拓本。同年，许瀚将随潘锡恩校文，陈介祺为之送行。道光十九年（1839）二月初六日，陈介祺为许瀚《六君子砖拓本》题诗。六月十一日，许瀚到陈介祺宅观其所得新拓本及佛像。九月二十七日，许瀚向陈介祺引荐张穆。《许瀚日记》据海西阁抄本记述，道光二十五年（1845）六月二十日，许瀚收到陈介祺来信并获赠金拓四种。八月初四日，许瀚复陈介祺信并送其《城里外齐隋》十三种及《城头隋碑》《太平神碑》《相公庄活佛》共十六种。
道光二十七年（1847）五月，陈介祺跋《小校经阁金石文字·汉袁氏镜》提及是向许瀚所借而拓。许瀚曾与吴式芬、何绍基等一同审定陈介祺《簠斋印集》。陈介祺赠许瀚《汉万岁宫镫》《周犀伯鱼父鼎》拓本及宋、元刻十种。
杨铎是许瀚的挚友，是最早记载“扬州八怪”者
杨铎(1813—1879)，一名奕铎，字石卿，自署石道人，清河南商城人。曾任江苏震泽知县，精金石，善花卉。《商城县志》称其“生平嗜金石之学，天资颖异，少即遍齐、鲁、燕、赵、吴、越、江、汉，寻碑访碣。著有《三十树梅花书屋诗草》，撰有《函青阁金石记》4卷，清杨铎《中州金石目录》八卷等。从学者王汉的文章里可知，杨铎是最早记载“扬州八怪”的人，近20年各大拍场屡见出自杨铎之手的珍贵拍品。
杨铎是许瀚的挚友，这是从关于许瀚的各种文献中了解到的：
许瀚于道光二十年（1840）主讲济宁书院，常与杨铎搜访古碑及残石，据此推断二人订交时间当在道光二十年（1840）。
据《许瀚年谱》记述，道光二十年（1840）九月，许瀚与杨铎等人观普照寺汉画像，暇时搜访残石。十月十五日，许瀚为杨铎《吴兴赵氏十三砖砚拓本》作题记，赠杨铎《裴岑纪功碑》拓本。十二月四日，杨铎观许瀚《六君子砖合本》。
据海西阁抄本记述，道光二十一年（1841）四月二十九日，杨铎携肴、酒、茶与许瀚同酌。四月，许瀚拜访杨铎，观其所得《汉永建食堂画像》。
道光二十九年（1849）八月，杨铎赠许瀚《汉何氏镜》。咸丰五年（1855），许瀚作《与杨石卿书》：“足下欲治《说文》，宜从事于声音之学。……倘足下能续王君之志，将《说文》所有重文勒为一编，择加考订，此亦发前人未发之蕴矣。”许瀚建议杨铎治《说文解字》重文并考订，必能探究出前人未开发的领域。同治二年（1863），许瀚有《与杨石卿书》，“至吾兄弟相好廿有余年，寤寐不忘。十年之别，此次又得一通书，便是大幸！弟大病已六年，不少瘥损，推之人理，岂合久延，言念及此，黯然而已。”同治五年（1866），杨铎提及《说文统系图》于咸丰六年（1856）散佚。
许瀚仕途崚嶒，一生事业，尽付校书著述中。先是武英殿校录《康熙字典》，尔后校《说文解字》，总纂《济宁直隶州志》，助编《济宁金石志》，增订《史籍考》，助编《捃古录》，刻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等，一生校书刻书无算，于金文及秦汉石刻多有考释题跋，惜平生著述，从未进行系统整理。挚友杨铎搜辑遗稿，有《攀古小庐集》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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