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老家过年

济宁晚报 2018-11-23 00:00 大字

彭明凯

我的老家在孔孟之乡济宁山区，老家人管过春节叫过年。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老家人是把过年当成头等重要的大事的。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改革开放前，老家人还在温饱线以下苦苦地煎熬着日月。尽管他们一年四季永不停息地在大山里锄着、种着、刨着，但永远只能粗食野菜果腹，偶尔喝上一顿稀饭也不过是用山泉水象征性地伴几粒米而已，至于打伢傺只能是口头念念心里想想罢了。在穿戴上，长年尽干粗活的老家人平时是从不穿新的、好的，想穿也穿不上，能遮肤保暖已是最高标准了，但这一切并不妨碍老家人对过年的极端热衷。

过年的时候，再穷的家庭也得备上一块肉，没有猪杀也没钱买肉的人家也要借块肉过年。我们家就是靠借肉过年的家庭之一。那时，我们几兄妹只要看到母亲提了块肉回家，就高兴得大叫：“过年喽，过年喽——”老家人煮肉大都用鼎罐挂在火笼上，鼎罐下面烧着旺旺的柴火。山里的柴也是烧不完的。母亲常常把煮肉的美差派给我，算是对我这个小儿子的特殊照顾。我一边架柴烧火一边还能烤火取暖。每当看到罐盖边儿开始冒气了，我就会把那罐盖掀个不停，一来可嗅嗅那浓浓的肉香味儿，同时也盼着那肉早点熟透。很多时候，当我眼睛骨碌碌盯着那在罐里翻腾不停的肉出神而忘了添柴的时候，母亲便会冷不丁给我一巴掌：“饿痨鬼，哪能这么快就熟了？”可母亲一转身，我又会忍不住旧病复发。我知道，肉一上桌，那块肉至少有一半要单留给父亲。母亲说，父亲是全家的顶梁柱，父亲倒下了，我们家也完了。对父亲的那碗肉我们只有盯着的份儿。我们几兄妹唯有去争抢那余下的被母亲切得薄薄的那几片肉。母亲是从不吃肉的。母亲说她怕腻，不敢吃肉，我们也就信了。

肉瘾没过足，可我仍就很兴奋。因为我们终于可以尽情地玩了。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疯、跳、狂，不必担心第二天起床晚了被父亲打屁股。奇怪的是，尽管除夕晚上玩得很晚，但第二天不用父母叫喊我们都很早便醒了，因为一起床我们就可换新衣裳了。虽然很多时候，那衣裳多是往年缝制的，但也只是在前一年过年时穿过一回，今年拿出来也跟新的差不多。如果正好赶上那年新缝了衣裳，我们就更高兴了。一穿出去就会在别的小伙伴面前大肆炫耀一通。心里的满足似乎比前一天吃肉还来劲。新衣裳换好了，母亲还会将专为我们准备的过年货——炒红薯干装在我们衣袋里……这一些都是我们平常想都不敢想的。

当然，大人们一到大年初一也都穿得整整齐齐的，虽然他们的衣裳大多旧得泛白，远远比不上我们小孩子的，但却绝对干净。从正月初一到十五，院坝里、堂屋里，这里围一伙，那里扎一堆，甩扑克、拉家常，热热闹闹，其乐融融。

只是一出元宵，大人们的脸上便逝去了过年时的笑颜。相反，那些过年时借了米借了肉的人家更是罩上了一层浓浓愁云。只有当集体上工干活时，大家偶尔谈到过年的某件趣事，才会有一丝淡淡的亮光从他们脸上闪过。至于我们这些上学的娃娃，即使课堂上也会不时津津乐道着过年的光景。刚过完这个年，我们又开始勾画着下次过年的情形了。

1979年，我到城里上了高中，打这时起，我离老家越来越远了。1986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到西南某城市里的政府机关工作，真正算是吃上了国家粮，端上了铁饭碗，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城里人。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春节前，我几乎花光了刚工作半年节约下来的工资存款，除了为父母各买了一套新衣服外，还因父亲喜欢唱歌，特意买了一台双卡收录机。没想到，当我把这些东西拿回家时，竟在村里引起不大不小的轰动。当乡亲们听我家响起了好听的歌声时，都拥到我家里来。那个春节，乡亲们不知是为了欣赏歌曲，还是为了摆弄收录机这个新奇的玩意儿，我们家几乎天天热闹非凡。家里但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父母都拿出来招待了乡亲们。父母的脸上始终挂满了笑容，脚步一直乐颠颠的。

1995年，我赶回家时恰赶上大年三十。除夕的餐桌迎接我的是满桌的鸡鸭鱼肉，唯一的一碗爆炒腊肉被放在桌子一角。除夕宴下来，除了那盘黄焖鱼只剩一幅骨架外，其余的均还满满地盛着，那碗腊猪肉甚至没人动过筷子。父亲说：现在过年都兴吃鱼，图个年年有鱼（余）。这鱼是山外运来的，平时也难得吃上。家里炖鸡炖肉也不用鼎罐了，而是高压锅。我一看，火笼还在，只是不再挂鼎罐，一串串腊猪肉悬在上面泛着金灿灿的光。母亲说，现在火笼只用来薰肉了。

除夕晚上，我还想重温一下童年旧梦，同时也想与家人们谈谈这些年的变化。可吃过年夜饭，父亲便搬出一台大屏幕彩电来，大人小孩都一窝蜂围了过去，说是中央台的春节晚会马上就开始了。我也只好“入乡随俗”了，看到兴奋处也与家人们一起哈哈大笑。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五岁的侄儿不知从哪里拖出两根长长的烟花炮蹦蹦跳跳地出门去，六十多岁的父母也乐颠颠地跟了出去，说是要去放冲天炮。我只是望着他们久久说不出话来。

大年初一出门一看，我发现老家人大人小孩的穿着并不一律是崭新的，但看起来却很时髦洋气。还未出嫁的妹妹对我说：“新衣服不一定要等过年穿呀！”后来，我从老家的言谈中才得知，他们现在过年关心的不是吃和穿，而是春节晚会上有哪些精彩的节目，过年期间有些什么好看的电视剧。直到这时，我才完全明白，老家人过年的内涵已经大异于从前了。

今年，我于春节前早早就打电话回家说，我要回老家过年。谁知父亲一开口便说：“别回来！”他和母亲都要去深圳大哥大嫂那里过年。大哥大嫂前几年到深圳打工，已经好几年没回家过年了。父亲还说：他想趁他和母亲现在还稍稍走得动，要去深圳特区看看，还说大哥已将他和母亲买飞机票的钱都邮回来了，他也想在生前坐一回飞机。

最后，父亲告诉我说：老家现在跟我住的城里都差不多，尽是楼房，还有商店，通往山外的公路也铺成了水泥路面。我要回去也不一定非要在过年，反正老家人如今都不把过年当回事了。

听了父亲电话里的话，我隐隐有些失落，过后便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想来想去，今年不行，那就明年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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