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种者说 畜禽种业如何“出圈”

新京报 2021-05-24 01:11 大字

我国的生猪育种,仍存在国产化水平不高的问题。新京报记者王巍摄张青云公司培育的鲁西黄牛。受访者供图

按照农业农村部最新发布《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年)》,我国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已超75%,但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在农业育种领域,越高级的生物,育种所要花费的时间越长。比起农作物可以通过南繁育种缩短育种年限而言,畜禽育种几乎没有捷径可走。而且长期以来,我国畜禽种源培育面临“引进-退化-再引进-再退化”的怪圈。如何“出圈”?畜禽“卡脖子”的环节有哪些?新京报记者分别与陪伴这个行业共同成长了10年、20年、30年的专家们聊了聊。

生猪育种:重引进轻选育局面必须转变

人们很少像当下这样关注猪肉,猛涨猛跌,新闻总是不断。事实上,价格仅能反映供求关系,育种才能决定产业的真正命运。

我国的生猪育种领域,更多的问题集中在生猪品种国产化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认为,“育种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引进之后,基于产业需求再加强遗传选育提升种猪性能的过程。”朱增勇谈到,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育种体系,只是在生产效率上,仍低于欧美品种。朱增勇以“每头母猪提供的商品猪数量”这一参数举例,“在2017年的丹麦,这个数字已经可以达到33头了、德国达到了28头以上,而国内的平均水平则在17-18头之间。”

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除了我国生猪育种起步相对较晚、原创性研究不足以外,朱增勇认为,我国生猪企业不愿自主培育,企业间信任度不够,同样羁绊住了国内生猪育种的发展。“育种需要持续研发投入,部分企业急于抓住市场红利,会在猪价较高的时候,增加引进国外品种的频率,但他们往往只简单通过引进品种扩繁,并没把精力放在品种选育上面,长久地做下去。”

白羽肉鸡:唯一完全依赖进口的品种

上周,2021首届国际畜禽种业科技创新峰会在南昌举办,会议上提到要力争实现白羽肉鸡品种“从0到1”的突破。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赵桂苹当时就在场,而会议强调的内容,正是赵桂苹最主要的工作。

畜禽种业已经陪伴了赵桂苹近30年。1992年,大学毕业的赵桂苹,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国家的育种企业中饲养进口白羽肉鸡。这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引入中国的块大型肉鸡,与我国传统的黄羽肉鸡相比,42天就出栏上市,更适合工业化生产。研究生毕业后,赵桂苹又在农科院畜牧研究所育种团队工作至今,和白羽肉鸡打了太多年交道。

同为畜禽育种,生猪改良国内核心品种,只需引进10%种源,然后做杂交改良。“可白羽肉鸡无法靠少量引进去改良,引进不了纯系的种源,目前国内引进的是白羽肉鸡的生产群,这种祖代鸡引进回来后,是用于生产的,无法进行育化。对于生猪来说,每年买10%就可以更新核心群,而肉鸡是需要100%地引进,而且量极大。”赵桂苹说。

白羽肉鸡,目前是中国畜禽领域唯一全部依赖进口的品种。赵桂苹说,长期以来引进国外种源,使得国内白羽肉鸡的供给受制于人,对于产业下游的生产影响非常大。由于完全依赖进口,白羽肉鸡的定价权也完全被国外垄断,同时,种源的安全性也无法绝对保障。从这些意义上来讲,我国在这个领域中长期处于被动,在赵桂苹看来,白羽肉鸡的种源问题是真正“被卡住了脖子”。

肉牛育种:20年育种史只算刚刚起步

与生猪和肉鸡相比,我国肉牛产业起步更晚。直到清末,我国民间都没吃牛肉的习惯,真正的肉牛产业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才终于起步,由于没有建立自己的肉牛品种,为满足市场需求,所用的还是存栏的役用牛。中国农科院牧医所牛遗传育种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李俊雅介绍,我国肉牛育种的历史,至今也才20来年,育种数据远远比不上国外上百年的积累。

时光倒退20年,那是2000年初,山东人张青云在中国农科院工作了7年,最终选择回到家乡以畜牧业为方向创业。他今年65岁,当过兵,学过医,在种业领域,没有任何科班经历,但在全国牛肉产量位居前列的山东,他所创立的山东科龙畜牧产业有限公司,却是农业部在2008年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保种场。

秦川牛、晋南牛、南阳牛、鲁西牛、延边牛被称作中国五大良种黄牛品种。位于山东济宁梁山县的这个国家级保种场,保育的正是鲁西牛。张青云说,这个品种以遗传性能稳定大、役肉兼用、肉质鲜嫩为特征,但同时,传统的鲁西黄牛也有增长缓慢、增重不多等弱点。

我国牛肉总量中,绝大多数的占比都来自于黄牛与国外肉牛品种的杂交牛。张青云的公司里,也有来自国外的品种,但引进的品种并不会被用于杂交育种。“我们只是会参照国外品种的情况,改良地方品种。”张青云也谈到了“引进,退化,再引进,再退化”的怪圈,“这是因为国外最好的种质资源是不可能给咱们的。现实情况是,我们都明白育种这件事的前景很好,可做大做强对于民营企业来说非常艰难,资金投入实在太大。”

耗时耗力畜禽育种路上的那些坎坷

事实上,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并没参与育种工作,农业经济才是他的原本专业。11年前,朱增勇开始从事畜牧产业经济研究时,最开始对种业一窍不通,甚至搞不清包括曾祖代、父母代、商品代等畜禽原种的级别,面对采集数据中的“商品代蛋雏鸡”,他讲起最初还因为不会断句而闹出过笑话。

多年以后,从事畜牧产业经济和市场预警研究的朱增勇,也更像是国内畜禽种业发展的旁观者。“育种本身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耗时耗力,得耐得住寂寞。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承受住了艰苦,耐住了寂寞,培育出了新的品种,就算是成功了,因为新品种最终还需要接受市场的选择。”

残酷的是,时间的积累、大量数据的记录,经常并不通往成功。科研过程中的瓶颈总会令人倍感懊恼。

瓶颈有的是因为技术上难以攻克,“比如我们之前培育的一个品种,料肉比一直降不下来,与国外差0.2、0.3的样子,但要知道,对你寄希望于广泛用于生产的品种来说,差一丁点,差距也是非常巨大的。”

有的瓶颈是来自资金投入,“比如为了改善育种条件,增强防疫措施,有的企业会重新投资选址新建育种场,这一个厂建起来,就是2.4个亿,但对于育种来说,投入这么多资金,却只算开始。”

还有的瓶颈,则源于国外施加的压力和壁垒。赵桂苹提到,国内知名的企业曾在宣布自主育种之后,便被国外种源企业切断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国外不再卖给这个企业任何产品了,企业必须自己去完成品种的研发,才能维持生产。”

育种攻坚产学研和科企合作待提升

谈及育种过程中最需突破的方面,专家们都提到了设备和研发投入的不足。

张青云一直觉得挖掘和保护地方物种,发挥良种优势,是突破国内肉牛卡脖子问题的关键。在他看来,问题出在落后的技术、应用和投入,而并非在于本土品种的先天劣势。

朱增勇谈及我国生猪育种体系主要分为两种,“相对于国外的话,种猪公司相应的全基因组育种技术和国外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而大企业的育种板块,多是依附于企业养殖服务,地位很边缘。”

“大量的研究人员在高校研究技术,但大量的育种企业对于新技术的应用程度非常低,这也是一直没有破解的问题。”赵桂苹和朱增勇都谈到,在产学研方面,包括科企的合作机制方面,仍有非常大的值得改善的空间。

新京报记者田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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