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楼与勾栏瓦舍
虞云国
电视剧《清平乐》中的范仲淹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电视剧《清平乐》剧照
专家简介
虞云国，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后留校任教，以宋史为专业方向。撰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细说宋朝》《南渡君臣》《南宋行暮》等专著，学术论文结集为《两宋历史文化丛稿》《学史帚稿》。同时出版了《敬畏历史》《放言有忌》《书砦梁山泊》等文史随笔多种。
2020年，虞云国新撰《水浒寻宋》出版。该书以正史、笔记、话本、戏曲等为材料，对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细心梳理、认真抉发，考证20余种名物与风貌，十余项习俗规制，将“万数簪花满御街”的宋时都市风光、市民生活写得烟霞满纸、飞扬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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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商业繁盛的东京“樊楼”是酒楼业龙头老大
记者：怎么理解这部剧开头便涉及的“坊市”弊端与宋仁宗和韩琦主张的“坊市”改革？它对宋代的市镇商业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
虞云国：《清平乐》里将“坊市制”改革为“厢坊制”都归功于宋仁宗采纳韩琦的主张，这是箭垛式的艺术虚构。实际上，这是中唐以来城市格局伴随城市经济长足发展而逐渐变化的长过程。唐代大中城市中，居民住宅区的“坊”和商业交易区的“市”在空间上完全隔离，夜间实行宵禁。进入宋代，“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外来人口不断向城市及其外围集结，坊市封闭性结构再也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形势。现实的需求推动着城市的变化：一方面坊区街道两旁陆续试探性地开出了店铺，宋太宗时东京已出现侵街的现象；另一方面，城外或城郭附近居民聚居越来越多而形成新城，宋太宗晚年已在“坊”之上开始设立“厢”，作为管理附郭新居民区的新名称。总之，唐宋之际，城市结构从坊市制过渡到厢坊制，从坊市分隔到临街开店，是经历反复拉锯的漫长过程。电视剧将其归美于宋仁宗与韩琦的一次性“改革”，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细节真实，但厢坊制在宋仁宗时已基本成型却是毫无疑问的。
厢坊制推倒了坊市制坚固的坊墙，对城市经济与市民文化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首先，传统城市从相对单一的行政性城市向相对多元的复合性城市过渡，随着商业活动与商业成分在城市占比中日渐增强，都城与其他大中城市真正成为全国性与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初步编织起从都城到州县再到镇市的商品经济网络。其次，这一格局有力推动了城市商业的行业细分化，而商业细分化反过来又助推了手工业进步。再次，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孕育出自具特色的市民阶层，而商品活动的频繁速率，进一步加剧了为数可观的流动人口，这些都构成了市民文化的社会基础，比如瓦舍勾栏正是迎合市民文化消费的新兴载体，这类文化消费转过来又影响到相关商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与转型（例如印刷业与图书销售业等等）。
记者：《清平乐》精致地再现了北宋人的衣食住行，东京都的商业繁华。在《清平乐》里，矾楼是王公大臣经常宴饮的地方，当矾楼经营不善而面临倒闭，宋仁宗亲自过问，派遣张茂则注资挽救。你在《水浒寻宋》里也专门写到“樊楼”一章。请讲讲“矾楼”（樊楼）在宋代的市井文化和市场经济中是一个怎样的所在？为什么仁宗对其如此重视？
虞云国：矾楼所在，原先应是东京白矾贸易的集散点，可能原是矾行附设的酒楼，也可能后来在此盖了酒楼，故称矾楼，也唤白矾楼，后讹传为“樊楼”，也许“矾”字不雅。矾楼位居黄金地段，紧挨着皇城大内的东华门，宋真宗时就闻名遐迩，名人雅士经常出入其间，堪称东京地标性建筑之一。据宋代档案，其经营最佳时，每年销售官酒至五万斤，上缴国家酒税相当可观。后来新店主经营不善，不仅大亏其本，最后还濒临破产。历史记载，天圣五年（1027年），由于影响到国家的酒税收益，朝廷确实通过行政命令，允诺新承包者只要上缴矾楼年销五万斤的原酒税额，就可划拨给它三千家京城的小酒店（即脚店）作为连锁店，但其时还是刘太后垂帘，宋仁宗尚未亲政，电视剧说仁宗让张茂则注资等等，当然是虚构。但立足商业经济考量，却可以看到，一是樊楼俨然已是东京酒楼业的龙头老大，这种每一商卖行业领头羊的出现，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商品经济渐趋繁盛；二是宋代对酒与盐、茶、矾等都实行国家专卖制，但国家只授予商户许可权证与指配额度，然后仅按额征税而已，具体经营仍归私家。而酒类经营就出现了所谓正店与脚店的上下连锁关系，《水浒寻宋》里有一篇“酒望子”，生动有趣地描述了这种关系；三是宋代商业管理主要通过税收手段，商税在国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日渐提高，达到20%以上，天圣年间朝廷出面关切樊楼经营与酒税收入的互动关系，正折射出这种经济动向。
至于樊楼与宋代市井文化关系，《水浒寻宋·樊楼》颇有提及。其一，北宋都城著名酒楼虽然不少，但“构成东京餐饮业地标的，还得算是樊楼”，其经营风格、环境布置几乎成为宋代酒楼业的样板；其二，当时达官名人出入会饮其间，留下了不少文人雅事的吉光片羽，成为市井文化的八卦谈资；其三，南宋以后的文艺作品也往往借用樊楼作为最具人设的历史场景，好几篇传世的宋人话本与《水浒传》里都有相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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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朝缘何“钜公辈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记者：晏殊、苏舜钦、欧阳修、范仲淹、蔡襄、崔白……仁宗朝才子名士辈出，是什么造就了这种文化上群星璀璨的局面？仁宗朝是否可算是“文人治国”的典范？
虞云国：宋仁宗在位堪称宋朝历史上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黄金时代。我在《细说宋朝·宋仁宗与他的名臣们》里曾开列出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学、艺术、思想、学术与科技诸多领域里的第一流人物名单，洋洋大观近百位之多。这些杰出人物或活跃在仁宗朝，或成长于仁宗时代。诚如苏轼指出：“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所谓“三世”是指仁宗以后“三世”，即英宗、神宗、哲宗与徽宗。明代李贽甚至以为，仁宗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评价确实够高的。
这一局面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大背景说，唐宋之际的社会转型导致门阀士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非身份性的庶族地主成为统治阶级的主体；科举制经过北宋前期的完善，体现了“取士不问家世”与“一切考诸试篇”的相对公平原则，不仅成为官员选拔的主要来源，而且促成了新兴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宋太祖与宋太宗确立的“崇文抑武”基本国策，宋仁宗时期景祐兴学与庆历兴学，也都有利于杰出人才的脱颖而出。仁宗朝那些璀璨群星，几乎都是科考取士的成功者。其次，及至宋仁宗即位，北宋已经历了近百年的社会相对安定与经济持续发展，这些都是群星璀璨局面之所以出现的必要前提与坚实基础。最后，在君主集权体制下君主所起的主导性作用也是绝对不容忽视的。这就有必要说说宋仁宗其人，《宋史》本纪说他“恭俭仁恕，出于天性”，这种个性决定了仁宗朝宽容仁厚的施政特点。宋仁宗时代，不仅有宋一朝，即便整个中国帝制时代，都可以说是政治生态最宽松的时期；不仅台谏官，其他官僚士大夫也都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言论相对自由。这种政治生态与时代氛围，对各种人才的自由发展，都是不容低估的。
问及宋仁宗朝是否可算“文人治国”的典范，宋史学界一般将这一格局称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在仁宗朝确已进入最佳运营状态，这是因为在相对制约的权力格局中，基本满足了明君、贤相、真台谏的充分必要条件，这在《清平乐》的庙堂戏里也有所表现。据《南方都市报》
热剧
光影层层铺展宋朝社会风俗画卷
热播月余的电视剧《清平乐》已于近日收官。该剧自播出伊始，便以博雅的“历史正剧风”，华美细腻的视觉呈现，引得千万网友追看点赞。在此过程中，关于《清平乐》的各种话题层出不穷：吃瓜群众喜嗑帝后CP、漫议宫闱畸恋；历史迷乐道台谏制度、庆历新政、仁宗垂拱而治的成败兴衰；文艺青年惊艳晏殊、欧阳修、苏舜钦、范仲淹、蔡襄、崔白……“背诵默写天团”风华正茂轮番登场，便是奸臣夏竦的一曲“镇日无心扫黛眉，临行愁见理征衣”亦让人拍案叫绝；而考据控则从剧中的华服、器皿、市肆、习俗、节庆、一酒一饭、一烹茶一调弦里，窥见宋人格调优雅的日常，以及仁宗朝难得一见的芳菲盛世。
可以说，《清平乐》里的北宋都城东京，与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记述的几无二致。“举目则青楼画阁，棱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
除了议政的庙堂和锦绣的后宫，片中喧哗热闹的东京都也是一大看点。车马络绎、商贾往来、奇珍汇聚，士夫文人在樊楼宴饮，歌伎传唱才子新篇，元宵夜，宋仁宗亲自带公主徽柔和近臣在街市赏花灯，在樊楼吃酒，在勾栏瓦舍看相扑，真是“烂赏叠游，莫知餍足”。
对于《清平乐》里以镜头再现的北宋人的衣食住行玩，宋史名家、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告诉记者，电视剧制作下了一番功夫，颇具说服力。“就描写社会风俗与市井风光而言，尽管某些器物陈设还有待斟酌之处，总体上是成功的。既能引起一般观众的欣赏情趣，较之历史记载也有较高的征信度。”
于是，《清平乐》不仅讲述了一个历史故事，一段帝王婚姻悲剧，也是由光影层层铺展的活色生香的社会风俗画卷。
访谈
探究“仁宗盛治”的背后
《清平乐》播出后反响不俗，亦勾起了如虞云国这样的专业历史学者的好奇。在媒体采访的“怂恿”下，他开始和网友一样“刷剧”，不过关注点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剧中精致呈现的宋代日常生活场景，以期“直观印象上有所获益”；二是庙堂上君臣议事论政的场面，因“其内容多半都于史有征，也从一个侧面艺术再现了皇权也必须受到相应制约的历史真实。”
近日，记者采访了虞云国教授，请他聊聊一位历史学者的追剧心得。东京都到底有多繁华？“坊市改革”对城市商业的兴起有何意义？樊楼、勾栏瓦舍这些东京地标，历史上可真实存在？仁宗朝缘何“钜公辈出”、群星璀璨？一个性格柔弱、早年偏爱女色的君王，如何打造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仁宗盛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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