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他是视灾民若赤子的救护人；在朝堂,他是勇批逆鳞的敢言者；在江湖,他是为老友鸣冤奔走的知心人。他用一生行迹,诠释了何谓“仁厚忠义”。 马经纶:视民若赤子,
晚明思想家李贽像
梁山莲台寺内,有一座梁山百姓为纪念马经纶而镌刻的石碑□本报记者鲍青
本报通讯员周倩倩
在梁山县莲台寺内,有一块刊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的一块石碑。碑文记载了曾任肥城知县的马经纶无私救助梁山灾民的仁义之举。
马经纶在肥城任职,政绩斐然,百姓感念。当其离任后,梁山百姓刻石勒碑,将其事迹流传后世。而马经纶在愤然辞官后,更冒雪行进三千里,到达湖北救助一位不为世俗所容的大思想家——李贽。
马经纶常为受屈者鸣冤,在朝堂有“忠义”之誉。因感其宽厚忠义,晚明文学家袁宏道在《李温陵传》中一再尊称他为“马公”,文字中处处流露敬重之意。
“凡民皆赤子也”
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马经纶出生于顺天通州(今北京通州)。据史载,他少时聪明好学,17岁即为州庠生。万历十三年,马经纶考中顺天乡试举人,四年后考中进士,名列三甲同进士。
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数。明末思想家李贽和该榜进士中的两人成为人生不同时期的挚友。
其中一位是该榜状元、时年49岁的焦竑,他是李贽早年的知交。但在中状元后,焦竑却刻意与“不合世俗”的李贽拉开了距离。而此时年仅27岁的马经纶,后来成为李贽暮年的唯一依靠。
不过此时的马经纶,虽仰慕李贽学说,却还没有机会与他相识。中进士后,马经纶先在工部观政实习。后来实习期满,因为进士名次靠后,经过吏部铨选,他被外放到山东肥城任知县。
马经纶虽无施政经验,却有爱民之心。他接到吏部任命书后出发,行囊中最重要的乃是一本《仁赠编》。这是历代贤达关于治理百姓的言论合集,马经纶把它当作为官指南。
为了减轻百姓负担,马经纶以有偿招募来代替强制徭役,以县库赋税盈余来抵偿应缴税粮。他还兴办教育,创建“至道书院”,教授并考查士民。为了保一方平安,马经纶组织民众将县城土城改为石头城。
马经纶在任期间,山东一带发生大旱。先是盛夏不雨,接着入秋亦不雨,河道断流、禾苗干枯。庄稼几乎颗粒不收,百姓只能觅草根树皮度日。当时肥城县“流人焦土,饥馑荐臻”。马经纶预先作了防备,对于饥寒交迫的百姓“自煮粥处或给粟,或赐钱”。为了防止产妇因为缺粮遗弃孩子,马经纶还特意“给之月米”,改善她们的生活。在他“寒者衣之,病者药之,死者棺之”的救助下,肥城虽然遭灾,百姓却依然有果腹之粮。当时百姓赞叹道:“古之救荒无奇策,奇莫于斯矣。”
邻近的梁山县灾情也重,物资奇缺,百姓遭受灭顶之灾。至第二年春,当地炊烟断绝,几乎十室九空。朝廷虽然下发诏书要求地方官煮粥赈济,但多数州县行动缓慢,大批百姓在存亡之间挣扎。
在肥城做工的梁山百姓,看到这里虽遇灾荒而无饥馑,便将讯息传递于家人。梁山三四百难民无计可施之下,长途跋涉来到肥城乞讨求生。马经纶“不计管辖与否”,“凡民皆赤子也”,对梁山难民一视同仁。梁山灾民到了肥城,有吃有穿。两月内,“枵腹者充体,羸者壮”。麦秋时节返乡的,马经纶又“给之米钱以充道费”,“梁山赖以全活者不止三四百”。
大灾过后,梁山灾民回到家乡,逢人便言:“吾辈得有今日,回其故庐,享父母妻帑之乐,生齿烦息而成立者,谁所赐乎?马公共造也。”
万历二十三年,马经纶因政绩显著,升任监察御史。肥城百姓埏瓦畚土,负木曳石,为马经纶建起生祠。梁山百姓知晓后,也奔走相告,捐资刻石,永远记录马经纶的恩德。在这块名为“肥城侯马公活命碑记”的石碑末尾,百姓们情真意切称赞说:“嘻,大地之心,生物之心也；帝王之德,好生之德也。公其体大地生物之心,溥帝王好生之德乎!”
言官有五罪,其过在帝王
六年的肥城知县经历,增加了马经纶对基层疾苦的了解,深化了他对朝政积弊的认识。赴任时,他还是未及而立的年轻人；离任时,他已是洞见深刻的思索者。
马经纶思索的,是什么造成了国计之艰、民生之难。随着思考的深入,他渐渐将矛头对准庙堂,对准那个多年不上朝,置百官群僚、天下苍生于不顾的万历帝。
很快,他就和皇帝发生了激烈交锋。
马经纶上任的当年冬季,兵部开始考核地方军政成绩优劣。万历帝认为地方军队有官员头衔不合朝廷规章制度,就斥责兵部大臣徇私舞弊、兵科言官没有及时弹劾。在轻轻处罚兵部官员之后,万历帝矛头一转,将34名监察御史或贬官边疆或降职罚俸。奇怪的是,万历帝虽然严厉责罚言官,却始终不愿拿出证明御史失职的证据。
万历帝带有明显个人情绪的行为,令朝廷百官惊恐不已。
不久,东厂太监张诚触怒了皇帝,进而牵连到张诚家奴锦衣副千户霍文炳。他本应提升为指挥佥事,兵部大臣也提前奏请了朝廷,在程序上并无明显瑕疵。但皇帝认为这是兵部为讨好太监张诚而徇私举荐,言官没有尽好弹劾的职责,于是此事也被皇帝用来当作打击言官的武器。皇帝移怒于两京(北京、南京)的科道言官,认为他们故意保持沉默,没有履行好监察职责。他下令将各科掌印给事中全都贬降三级。于是十九名给事中被调任外地,留在两京的也全部停发一年薪俸。
面对皇帝的“蛮不讲理”,内阁大学士赵志皋、陈于陛、沈一贯和九卿官员先后上疏抗议,兵部尚书石星也请求辞职来安慰各臣,皇帝却全部不采纳。后来,皇帝干脆准备将这些言官全部降为闲职。吏部尚书孙丕扬再次上疏乞求皇帝宽恕众人。皇帝更加愤怒,竟然将这些人全都剥夺官职贬为平民。
马经纶见万历帝将朝政视作儿戏,把百官当作玩偶,满怀激愤地写成奏疏,对皇帝言行予以辛辣批判。
在奏疏中,马经纶先回顾了此事原委,并陈述自己上疏缘由:“顷屡奉严旨,斥逐南北言官。臣幸蒙恩,罚俸供职,今日乃臣谏诤之日矣。”说完这些“客套话”后,马经纶单刀直入,列举万历帝多年来的种种不作为,“陛下数年以来,深居静摄,君臣道否,中外俱抱隐忧”。
马经纶认为,皇帝平时荒废朝政,朝廷却能照常运转,靠的是百官勤勉和言官监督。百官是朝廷股肱,言官则是朝廷耳目。如今皇帝无端责罚言官,无异于涂抹自己耳目,朝政岂能清明?
马经纶对皇帝处置官员的措施提出异议。他认为如果兵部考察官员失当,责罚兵部和兵科言官即可,不应波及其他御史。他还质问皇帝,此前皇帝动辄为言官加上“乱言”罪名,如今又以“不言”责罚,言官只能百口莫辩。
说完这些,马经纶提出言官有“五条罪状”,其实每一条都是讽刺万历帝的“怠政”:
陛下多年不郊祭上天,言官不曾援引典故直言进谏,这是让陛下陷于不敬上天的窘境,其罪一也；陛下多年不祭祀祖先,言官不曾及时批鳞进谏,这是让陛下不敬祖先,其罪二也；陛下疏远百官、荒废朝政,言官虽有规劝却无法坚持到底,这是让陛下不能效法祖宗勤政,其罪三也；陛下不能远离奸邪之人,不能任用贤能之人,言官无法让陛下改过从新,这是让陛下不能仿效祖宗任用贤能,其罪四也；陛下“好货成癖,御下少恩”,宫廷之内怨气滔天,恐怕即将生变。言官虽然忧心忡忡,却没有勇气冒犯劝阻陛下,这让陛下忘却登基初衷,无法善始善终,其罪五也。
列举完五条罪过,马经纶认为:陛下如果肯用这五罪责罚言官,岂不是更为恰当?既然如此,为何要责怪他们缄默不语呢?
“陛下独不思为社稷计乎”
马经纶越说越激愤,开始严厉批评万历帝的行事作风。廷臣也轮番上疏,皇帝不但不肯纳谏,反而将言官落职为民。马经纶认为,言官本就出自民间,现在让他们再度成为平民,只是回到人生原点,又有什么遗憾呢?自己只是担心皇帝轻蔑内阁奏疏,辅臣还有什么尊严?皇帝不屑各部奏疏,九卿又有什么尊严?如此无法度地行事,只会伤害自己的股肱心腹。马经纶接着将君臣比作一个人,认为即使君主是英明的头脑,也需要依靠股肱心腹耳目的帮助,才能行动自如。现在皇帝“自塞其耳目,自离其腹心,自戕其股肱”,以后还能和谁一起治理天下?
奏疏最后,马经纶给万历帝敲响警钟。他认为君主受命于天,就如同人臣受命于君,两者道理是一致的。如今言官没有什么大罪,君主却凭借情绪来随意处置他们。如此行事,既大失人心,又上拂天意。平时陛下不郊不帝、不朝不讲、不惜才、不贱货,处处违背人君之职。万一哪天上天震怒,降下非常之灾,那时皇帝能否违抗天命呢?马经纶警告万历帝:“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此理明甚,陛下独不思为社稷计乎?”
这篇言辞激越的奏疏呈递后,看得万历帝火冒三丈。尤其是马经纶总结的御史“五条罪状”,更让他怒不可遏。万历帝大怒,将他贬官三级,派往外地。
马经纶奏疏在朝堂引起强烈反响。他被贬官后,工科给事中林熙春等人联名上疏,认为万历帝此前因言官缄默而发怒,如今又因言官谏言而贬斥,“令臣等安所适从哉”?他们认为马经纶对朝政慷慨陈词,却遭到不公正待遇,“恐庙堂之上,率谄佞取容”。朝堂如此局面,“非君上之福也”。
奏疏呈递后,万历帝更加生气,不仅将上疏之人贬官,还追加对马经纶的惩罚,将其贬为典史。
后来,南京御史林培继续上疏为马经纶鸣冤叫屈。皇帝再度追怒马经纶,直接将他罢官为民。马经纶对朝政心灰意冷,回乡杜门谢客十年。
赴麻城营救李贽
无官一身轻,马经纶在家乡建设义学,救助贫民,研读经籍,生活倒是过得颇为自在。随着研习日深,他对李贽那些“离经叛道”的思想越来越向往。在朝堂“伪善之学”的笼罩下,李贽学说散发着迷人魅力。
恰在此时,马经纶听说年逾古稀的李贽在湖广遭受众人非难,甚至到了无家可归的地步。
当时李贽在湖北麻城一带讲学。他教授学问不问出身性别,故而三教九流、男女老少皆可来听讲问道。一时间,和尚、樵夫、农民,甚至女子也推开闺门前来。麻城几乎满城空巷,李贽在这里大受欢迎。
但学徒中出现女性身影,扰乱了“男女大防”的传统观念,这在当地士绅眼中是断难接受的。他们散播李贽会妖术、勾引妇女的谣言,煽动普通百姓围攻李贽。到了最后,李贽不仅在当地备受排挤,连自己准备死后安葬的寺庙也被烧掉了。
李贽原来的朋友很多,如“公安派”的三袁(晚明文学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状元焦竑、会元陶望龄、总督刘东星、梅国桢、汪可受、顾养谦等人。但此时,这些朋友或因病亡故或因自保而疏远,导致古稀老人李贽孤苦无依,随时有丧命之虞。
马经纶决定前去营救李贽。他从北京出发,冒雪三千里来到麻城。他给当地官员和士绅写信,怒斥他们的丑恶行径,为李贽及其学说辩护。他还向李贽表达了自己的仰慕之情,并邀请他和自己同去武昌避难。马经纶准备在那里购置房屋地产,两人一道不问世事、研究学问。
马经纶的真诚深深感动了李贽。但因为湖北官府的阻拦,武昌之行未能如愿。马经纶征得李贽同意后,带着他跋山涉水北上通州。在马经纶家中,李贽完成了自己的著作《九正易因》。也许自感时日无多,李贽常对马经纶言道:“我得《九正易因》,死快矣。”
未想,一语竟然成谶,灾祸很快降临。
暮年知心友,忠义满乾坤
马经纶没有想到,相较麻城,道学家在京师的势力更加深厚。他们对李贽的怨恨和恐惧,也更甚于麻城士绅。
李贽学说因其离经叛道、新鲜直爽,早年就闻名于全国。许多书商看中了李贽著作的经济利益,竞相盗刻刊印他的著作,使其思想更加盛行。
李贽学说迅速传播,引起了朝廷的紧张。御史张问达等人上疏,检举李贽刻《藏书》《焚书》等作品“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他还指责李贽思想违背程朱理学,“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
从张问达为官事迹看,他并非昏庸奸邪的官员,他攻击李贽更多源自学术信仰的异同。
万历帝同意了张问达的奏疏,下令立即逮捕李贽,并焚烧李贽所有著述。
官差很快到了通州,马府上下陷入一片喧哗。病榻上的李贽很快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他立即起身,走了几步却瘫倒在地,随即大声说:“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马家仆人送来了门片,李贽躺在上面,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
李贽此举,是为避免牵连到马经纶。但马经纶挡住官差,一再表示愿意跟随李贽前往。李贽对他说:“逐臣(马经纶曾因上疏而被罢官)不入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马经纶则说:“朝廷以先生为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则俱死耳。终不令先生往而己独留。”最终,李贽无奈同意马经纶同行。
到了通州城外,马经纶的知交、家仆共十余人前来挽留,甚至到了泣不成声的地步。马经纶始终不为所动,坚持与李贽偕行。
次日,官员开始审讯李贽。忧心如焚的马经纶给朝中曾有交往的官员写信求援,他在信中阐明李贽学说的独特价值,厘清世人对他的种种误解,恳请朝廷为一位古稀老者留一条生路。可惜因为他结交的官员大多职位低微,所以事件始终没有多大转机。马经纶所写的求救信件,多收入李贽《李氏遗书》中,至今读来,犹觉情感真挚,令人动容。
正当马经纶多方求援之时,朝廷开始了对李贽的轮番审讯。面对主审官“何以妄著书”的责难,李贽因病躺卧在地,气喘吁吁曰:“罪人著书甚多,具(俱)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多番审讯下来,朝廷得不到李贽传播淫邪思想的确凿“罪证”。李贽在狱中则读诗书自如,精神没有丝毫懈怠。
最终,朝廷决定将李贽遣送回原籍。76岁的李贽来到通州,早有埋骨此间的想法,所以他早前在马经纶家中已叮嘱好友自己的身后事。如今听说朝廷要遣送自己回乡,李贽不禁万念俱灰,萌生死意。一日,他呼侍者前来剃发,待侍者走开的间隙,他突然持刀自割其喉。但因刀具不够锋利,李贽竟然“气不绝者两日”。旁人问其自刎之故,李贽用手写字曰:“七十老翁何所求?”两日之后,李贽痛苦去世。马经纶听说后,悲苦万分,曰:“吾护持不谨,以致于斯也。伤哉!”马经纶立即“归其骸于通(州),为之大治冢墓”。
四年后,年仅43岁的马经纶因长久痛苦而病故。他去世后,肥城百姓多去吊唁。梁山百姓知道后,也为之悲痛不已。后来,通州百姓将其奉祀在文庙贤祠。天启初年(公元1621年),朝廷恢复了马经纶官职,并追赠他为太仆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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