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帚的发明纵观济宁防疫驱病历史 朱承山
早在古代，济宁先民就已意识到卫生与防治疫病的关系，并开始注重环境卫生。
夏代“门卫”就做“值日生”
夏代国王少康从小长在任城，发明了扫帚、条帚、刷帚等卫生工具。秦汉时期，“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更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
在任城、嘉祥、微山、邹城、兖州等县市区的画像石中，已发现了大量的“拥慧图”，“慧”即扫帚。这些图大都刻于墓门的石扇之上，一门卒怀抱扫帚站立门旁是常见的形象，说明门卫打扫卫生古已有之，这当是反映汉代人讲究卫生的写实作品。
最迟周代人工厕所连体猪圈
由于人口的不断增殖，人口的密度不断扩大，筑造专门厕所以强化卫生环境已是人们的共识。至迟在周代，济宁先民已有了人工厕所。到春秋战国时期，城镇乡村的居家置备厕所已得到普及。
围栏养猪的卫生习惯也在这时形成。猪圈、厕所连为一体的“连茅圈”陶质模型，在济宁大部分县市区均有发现。这种构造的猪圈厕所布局，不但有利卫生，而且可以积肥肥田，一举两得，并在更大的空间中净化了环境。直到现在，济宁农村依然将猪圈与厕所规划在一起，远离居室，最大限度避免了人畜粪便对家居的污染，预防和减少了疾病的发生。
秦砖汉瓦时代就有“济宁蚊帐”
秦汉时期，济宁先民中的富有者，已经使用了蚊帐，隋唐时期已使用了通风透气的轻纱蚊帐。这种直到今天仍被广泛使用的居家物品，阻止了蚊虫的叮咬，也就阻止了许多疫病的发生。这也说明，古代济宁人已经发现蚊虫叮咬的危害了。
汉晋植物香熏净化空气
在古代，济宁先民还利用野生植物净化空气，驱除蚊虫，减少疾病。济宁境内的曲阜、泗水、邹城、兖州、嘉祥、城区等县市区，都曾出土过汉晋时期的香熏炉、博山炉。这两种炉都曾是古人燃烧香料、香草等植物，施放烟气，改善室内空气条件、驱逐蚊虫的工具，常用的香草如艾叶、薄荷、苦蒿、蚊香等。
王叔和传染病学巨著《伤寒论》
济宁历史上也出现过不少名医，有的在防疫病学方面作出过卓越贡献。魏晋脉学大师王叔和（公元201—280年），曾任职太医令，他不但对脉学有重大贡献，对防疫病学也有杰出贡献。我国第一部传染病学专著《伤寒论》，就是由王叔和将张仲景的手稿《伤寒杂病论》分出一部分，整理、补充而成的，手稿中的另一部分则定名《金匮要略》，流传至今。《要略》以论述内科杂病为主，并配有药方；《伤寒论》以论述各种外感热性病为主，共5万多字，收录防治方法397个，112个处方，应用药物达80多种。
宋代赵开美得了伤寒病，病情相当严重，医者林亿稍施小技，即药到病除，追问时，林亿则答曰：“王叔和的方子只用其一二。”赵开美佩服书中疗法的神奇，于是，巨资刊刻《伤寒论》等书稿，这是最早的版本。
中国流行病学在古代分为两大学派，即伤寒派与瘟疫派，王叔和则是伤寒学派的开创者之一。两派虽观点有异，但对病原的分析却是一致的，即风、寒、暑、湿。至16世纪，法国人用显微镜发现了病原菌，1940年人们又发现了病毒，微生物是流行病的传染源才得以确认。虽然张仲景、王叔和等古人与现代人对病原的分析尚有差距，但他们对流行病防治的贡献仍是巨大的。
济宁名医防疫经验薪火相传
除王叔和外，济宁域内的不少名医也曾为防疫驱病积累过丰富的临床经验，并著书立说。产生影响的有清代汶上县名医张裕诺，著《温热密旨》；济宁朱成麟，著《温病集腋》；曲阜陈颖初，著《伤寒杂病论考》；邹县尹方远，著《伤寒易解》；还有民国年间嘉祥张天民的《伤寒明理》、刘大元的《喉症要略》，济宁王世祯的《二十四季伤寒论方解》、颛孙镜明的《麻疹专著》，金乡王广锡的《温病条辨》、马鳞趾的《痘疹精义》、张守堂的《痘疹全书》，泗水乔允淦的《白喉辨证指南》、胡建谋的《痘疹概要》，汶上杨允升的《疹症选要》，邹县张登岚的《痘疹诗赋辨误》等。
新中国迎来卫生防疫的春天
几千年的史籍，尤其济宁五百年来的地方史中，“瘟疫”“大疫”等灾害记录不绝于书。新中国成立前，济宁境内常见的流行病、传染病有伤寒、天花、麻疹、疟疾、痢疾、白喉、丝虫、黑热（寄生虫）病等。
由于古代医学不发达，人们除对少数传染病有所认识，可以抵抗外，对大多数的传染病束手无策，“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历史场景不断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济宁境内常见的传染病均已被人们控制，或被彻底消灭，迎来了卫生防疫的明媚春天。
据史载，天花（痘疮）最初由东南亚海岛国家传入我国。汉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大将马伏波“征武陵蛮卒于军中，始传痘疮”。天花自汉代传入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后，肆虐十几个世纪。至明代，宁国府旌德县（今安徽旌德县）名医江希舜发明了人痘免疫法。他的办法有两种，其一，把豆疮患病儿穿过的内衣穿在其他人身上就可以具备免疫力，不再得天花病。其二，取下患者病愈后结下的痘痂，研成细末置入鼻孔，即可得到免疫功能，不再患天花病。
由于封建政权漠视百姓的健康，不注重科技的发展与推广，故江希舜发明的“人痘法”传播缓慢，直到清代晚期才传入济宁。夏镇“水万全药铺”等境内中医，利用这一方法诊治天花病人，为患者带来了福音。
英国医生真纳借鉴了“人痘法”，在患过病的牛身上取到了牛痘痂，并发明了注射用苗及“牛痘”接种免疫法。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新政府号召关心民瘼。这一年，济宁各县均引入了接种“牛痘”疫苗，由于种“牛痘”刚刚引入，其优越性尚未被人们真正认识，故我国传统的“人痘法”仍在济宁使用。1930年之后，各县陆续办起了“牛痘接种培训班”，大部分中医大夫学会了接种疫苗方法。因“牛痘”免疫简便易行，免疫率高，故“人痘法”渐被淘汰。虽有治病良药，由于平民百姓大多生活在贫困之中，无法支付疫苗费用，市内的天花发病率仍然居高不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重视人民群众的保健，动员全社会的医疗力量，坚持免费为适龄儿童接种牛痘。据推算，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原济宁市共接种“牛痘”疫苗约1000万人次。正是由于党和国家的关怀，万众一心抗天花，故短期内就打赢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1953年，原济宁市已消灭天花，1952年3月6日发病的一名患者，是济宁最后一个天花病例。1977年，中国消灭天花病。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病在地球上消灭。
社会制度彰显防疫驱病两重天
济宁境内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与防治，不但显示着科技进步的历程，也折射出社会制度对防疫驱病的重要作用，两种社会两重天，在疫病防治史中反映得尤其充分。
传播与反传播也曾经历过惊心动魄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为达到迅速占领中国、灭亡中国的目的，也在我山东实施了细菌战。1943年，日军1875部队及驻鲁陆军医院研制培殖了大量病菌，在我鲁西主要抛撒的是霍乱、疟疾等病菌，致使霍乱流行，民间恐慌。据日本战犯供称，疫病死亡人数达20多万人，聊城、莘县、冠县、夏津等曾是撒播细菌的中心，通过河流、风尘、人员流动传播的疫病区达20多个县。济宁北部的张秋、梁山、汶上等地也传入了疾病，给当地百姓造成严重灾难。
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气急败坏的美帝国主义企图阻止中国人民对朝鲜战争的支援，屡屡在中国边境制造事端，并在东北、大连、青岛等地空投病原菌，投放的沾菌老鼠、臭虫、蚊虫等媒介物达30多种，携带有霍乱、伤寒、疟疾等多种病原菌。
为阻止病源传入，济宁大部分县被列入准备疫区。在各县党政部门的统筹安排及业务部门的指导下，市域内开展了空前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县齐动员，全民齐动手，捕鼠灭蝇，消杀蚊虫，打扫卫生，改造厕所，阻断传染源，并为城乡居民注射疫苗。嘉祥、曲阜等县还举办了防疫展览，在群众中普及防疫常识。济宁的爱国卫生运动成效显著，真正地把病源阻止于济宁地区之外，首次显示了人民政府爱人民，以及新中国团结人民，战胜传染病的巨大威力。
在古代乃至于民国时期，济宁境内的流行病诸如伤寒、霍乱、麻疹、痢疾、疟疾、天花等，其特点是传染快和高发病率、高死亡率。1918年，仅金乡县北部的局部地区，就发生霍乱3000多例，死亡406人；1930年，南四湖湖区伤寒大流行，“无一幸免者”；泗河流域的丝虫病也因发病率高，夺走了不少人的生命。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不但注重发展生产，带领人民重建家园，而且十分关注人民大众的身体健康，关注疫病的防治。至1956年，济宁各县均已健全了防疫机构。早在1948年济宁第二次解放之日起，就开始了向各类“瘟神”的宣战。在解放之后的前30年中，先后组织过歼灭天花、霍乱、伤寒、结核、麻风、白喉、疟疾、痢疾、麻疹、丝虫等流行病的大会战，利用接种疫苗、预防服药、清除病菌病毒滋生地、杀灭蚊蝇媒介害虫、隔离病人、提高环境卫生质量等手段，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防病战役的胜利。1990年消灭了霍乱、疟疾、白喉；1990年之后，伤寒、痢疾、麻风、丝虫等基本不再发病，结核已得到控制。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情期间，市内各县区严密防控，全民动员，封闭交通要道及村居检测，阻断了向济宁的传播病源，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抗“非典”人民战争，为此后的抗击疫病积累了经验。
①汉代门卫拥慧又持戈，既管卫生又保安
②济宁亢父故城画像石上手持扫帚的门卫
③西汉陶猪圈
④西汉釉陶博山炉
本报记者刘帝恩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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