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易，寻访济宁汉碑25年开启武氏祠发掘

“戊戌春初，钱塘黄易刻于济宁节署之平治山堂”。240年前，浙江钱塘人黄易来到了济宁，自乾隆四十三年到嘉庆七年去世，他与济宁的缘分长达25年之久。在济宁市博物馆，一场《恒在济宁—金石学大家黄易访碑济宁240周年纪念展》开展，再现了黄易与济宁的不解之缘。

济宁曾是访碑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因清代中后期，国家需要大量实用人才，黄易未经科举，却很幸运地得到了举荐，获得官职。乾隆四十三年，黄易任职河东河道，与济宁的不解之缘，自此真正开始。

黄易到济宁任职后，结识了当地同有金石之好的李东琪父子，在他们的协助下，黄易遍访济宁及邹鲁各地，考证发掘出了许多佚失已久并有着重要价值的碑刻，引起当时著名学者钱泳的关注。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及嘉庆庚申年四月，钱泳两次到济宁造访黄易，观摩汉碑。黄易向钱泳出示所藏金石图书，并与李东琪等人在南池与之畅饮数日，交流切磋金石之学，传为一时佳话。

钱泳在晚年将其历年所临汉碑五十多种模刻而成“攀云阁”临汉碑，又名曰《攀云阁贴》共计8集16卷，120块，按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编目。其字遒劲有力，刚柔相济，极尽伸缩纵横之变化，尽显汉隶风采，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书法艺术价值，也为保护济宁汉碑，传承历史文化遗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访碑”是十八世纪相当重要和独特的一个文化现象，济宁则是当时访碑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乾隆后期，时任济宁运河同知的著名金石学家黄易，与当地的探碑人士及其他金石学者一道，形成以搜寻古碑刻为主要目的的学术团体。经过他们的努力，济宁的汉碑发现数量在十八世纪末激增，并通过拓本、考释、题跋及图绘等途径而广为人知。

清代书法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碑学的兴起，而碑学和访碑有很密切的关系。同时，以黄易为主的访碑图，也成为了清代文人山水的一个新的项目，这两点都是由访碑活动带动的很有特色的新成就。访碑作为实际的活动，背后的推动力是乾嘉考据学。乾嘉考据学、金石学、历史学这些在当时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古代碑碣不仅仅是历史学的重要文献来源，其本身也是悠久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象征。当追本溯源、回归原典成为清初主流学术活动的基本认知模式，研究历史、寻访古迹不仅是学术的探索，还是怀旧的精神需求，清初书法嬗变的大环境已告成熟。学术上的追本溯源、金石学的复兴、访碑活动的活跃，都促进了审美品位的变化。

佐理河防之余寻访汉碑

济宁是黄易的第二故乡。在“西泠八家”中，黄易是唯一在北方为官、居家者，时间长达25年。他深刻地影响、推动了浙派篆刻在北方的普及与发展，尤其深刻地影响了济宁。因为黄易访碑的贡献，济宁汉碑汉画名声大著。作为乾隆时期的“金石学派”代表，访碑活动虽不始于黄易，却在他这里达到了高峰。他的《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等著述，是金石学的重要文献，对后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黄易的访碑与治理运河是相得益彰的，这使得黄易在访碑济宁的基础上，能够以开放的胸襟和兼收并蓄的态度看待访碑一事。

黄易为官济宁后，在佐理河防之余，他的一大业余爱好便是寻访当地的汉碑。黄易在济宁任上，为治理河防，遍查运河两岸县志和水系图，亲自勘查运河两岸河防及河道疏浚状况，深入研究黄泛区河道排水泄洪与运河的关系与综合治理方案。黄易的访碑活动，实际上与其开展的水利河防工作密切相关，因为他必须深入研究地理环境及水利沿革、历史人文等情况。对于地理的关注和精深的专业知识，为黄易访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黄易的实践活动是与其他人共同商议、协作完成的。他有孤鸣先发的一面，同时也是一个群体——金石家、收藏家的代表人物。在这个群体中有翁方纲、钱大昕……其中多数都有官职。他们经常聚会讨论观摩品题，访碑寻古，传递书信和拓本，集思广益。从这个群体中，可以看出黄易为官济宁运河同知，勤于政事之余，以一颗赤诚之心，广泛结交，从高官名宦到布衣学者，从地方望族到艺术家，也因此无意间构筑了金石学的山左高地。

黄易参与的访碑活动，有其独特之处。亲自到古代石刻所在地调查、观摩石刻原件，捶拓并以图文方式记录石刻地点和时代背景。对于石刻，黄易很少据为己有，而是就地保护或建议当地官府进行保护。尤其发掘武氏祠一事，意义重大。不仅在金石学家中独树一帜，走在前列，而且应用了几近于近代考古学的方法。

发掘武氏祠堪称中国文化盛事

在济宁，黄易开启了海内外对汉碑汉画的研究之旅。清乾隆五十一年，黄易发掘、保护了嘉祥武氏祠石刻群，在学术界又一次引发了著录和研究汉画像的热潮。

位于济宁市嘉祥县的武氏祠及其墓群，是东汉时期山阳郡的武氏家族墓地。早在乾隆三十七年，黄易得到一部《武梁祠堂画像题字唐拓本》。这部《武梁祠堂画像题字唐拓本》，经故宫博物院马子云先生鉴定，实为宋拓本。因朱彝尊跋内有“传是唐人拓本”，故一般称为唐拓本。黄易《小蓬莱阁金石目》对其有著录：“武梁祠堂画像题字唐拓本，八分书。此拓明唐襄文公顺之收藏，流传海宁马仲安、扬州马秋玉、汪雪礓家。雪礓因易搜得原石以此见赠”。黄易因其“古香可爱，为之心醉”。

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已任运河通判的黄易，途经嘉祥县，翻阅《嘉祥县志》，发现武氏祠，将湮埋数百年的武氏祠石刻发掘了出来，并在原址建室保护，榜曰“武氏祠堂”。其发掘经过被黄易记录在次年所写《修武氏祠堂记略》里：“九月亲履武宅山，历代河徙填淤，石室零落。次第剔出武梁祠堂画像三石，久碎为五：‘孔子见老子\’一石；双阙南北对峙，出土三尺，掘深八、九尺始见根脚；‘武斑碑\’横阙北道旁，土人云数十年前从坑中拽出。武梁石室后东北一石，计七石，画像怪异，无题字；有断石柱，正书曰‘武家林\’。其前又一石室，画像十四石；祥瑞图石一。复于武梁石室北剔得祥瑞图残石三。此三种前人载籍未有，因名之曰‘武氏前石室画像\’‘武氏后石室画像\’‘武氏祠祥瑞图\’。又距此一、二里，画像二石，无题字，莫辨为何室者”。

武氏祠是迄今已知出现时间早、延续时间长、配置规律严谨的汉代画像石刻群，而且类型齐全，墓室、祠堂、碑、阙、画像石一应俱全，是全国五个画像石分布区中，汉画像石艺术发展最高的第一区域。

嘉庆七年二月二十三日，黄易由于感染湿疾，卒于山东运河同知护理运河道任上，享年59岁。在济宁的25年间，黄易得碑聚友，知交四方，造就了济宁金石学的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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