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鹅庄文脉（中）

章丘晨报 2021-02-04 08:27 大字

○郭光明

四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所谓耕，就是农耕，就是劳作。古代中国，耕，历来都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是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方式。

而读，别的他意，不是单纯的念书。欧阳修对此有自己的见解，说“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可见古人推崇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应举、出仕，而是修身、立德。

因此，这则古训，被不少家族奉为家规家训，用以劝勉后世子孙，重视耕读，做到勤劳耕作，读书上进。

陇西世胄，也是如此。

先生的《家堂秋祭》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是：“载耕载耨，不识不知；间登仕籍，文武兼备；文为州牧，武作军师；富甲郡邑，名满华夷……”

对此，李庆启先生解释说，李氏先祖的真正发迹，应是在元代，六世祖李进因军功被封都统将军时。

元代都统将军？

我查《元代官职表》，没有发现这一职位品级。

不过，这并不影响“陇西世胄”称谓。

李庆启先生说，他的八世祖李春，曾任滨州知州并被封为章丘县子；先生的祖父李聪，是章丘县学的秀才；先生的父亲李淳，乡试举人；而先生本身，又是进士发身。他的李氏一族，可谓书香门第。

有了这样的出身，这样的门户，先生的外戚也非等闲。如先生的外祖父王福厚，是章丘城的巨商；表弟王云凤，是嘉靖四年乙酉科举人，累官至思州府知府；先生的第一岳父张锜，是章丘巨商，第二岳父王贡是南顿县的巡检……

所以，李庆启先生说，到了明中晚期，李氏家族家资累万，良田千顷，富甲一方。

然而，尽管李氏家族数代富裕、殷实，却在先生的父亲李淳死后，家道渐次式微，左支右绌，勉强守业。

而先生虽为官9任，满打满算也只有13年，但他在居家守业的日子里，购置良田千顷，危楼瓦舍，遍及邑境。据说，仅高楼就有20余座……

关于高楼，先生的《闲居集》里有诸多楼记，说有楼的地方，就有宅第，宅第中的楼宇用作居住，或登高观览。而田亩中的楼宇，则用来督耕和防盗。因此，先生的楼记，以望楼为多。

李庆启先生说，时至今日，村中东西大街上，有一家老门楼，额匾刻着“陇西世胄”四字。说这座门楼，原属李氏商号西盛永的。而在西盛永的东边，是东盛永，东盛永的门额上，曾经镶有一块木匾，上书“耕田乐道”，是李开先挚友雪蓑的墨迹，只是大门依在，木匾不存。

五

先生的纪念馆，大门两侧有一幅楹联，红底金字，上联“在学十年血气方刚曾许国”，下联“历官九任心情才倦即还家”，概括先生一生。

嘉靖七年秋，也就是公元1528年的秋天，先生参加山东乡试考试，获参加进士考试资格。

那一年，先生28岁。

那一年，山东乡试，中举者75人，先生名列第七。而在章丘中举者的7人中，先生排名第二。

次年暮春三月，先生离开生活近30年的章丘，抵达首都北京，参加科举考试。那时，他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心里满满的，都是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来京后，先生参加明世宗朱厚熜组织的殿试，得二甲第67名，赐“进士出身”，获入仕资格，开始步入仕途。

我来之前，有人向我介绍说，先生是进士及第，以为先生是一甲进士，李庆启先生说，先生是二甲进士，只能是“进士出身”，而不能“进士及第”。因为，“进士及第”的，只有状元、探花和榜眼三人，其余的进士，或二甲，或三甲。

先生虽然入仕，但仕宦生涯，并不一帆风顺。甚至，文才越出众，才华越横溢，受到的攻讦和迫害也会越多。

因为，古代中国，高堂顶层，是一个文人聚萃的世界，也是一个相轻相贱、豪无足观的世界，当一个后学文人出现时，别人就会感受到威胁。

所以，才华熠熠、飘逸俊秀的李开先，秉性耿介，性格耿直，不会曲意迎合，天生就是一个众矢之的人，因而使得他中枪的几率更高。

先生进士出身，起点很高。首授职位，便是正六品的户部云南司主事。明朝的正六品，相当于现在的副厅级。而一个才入职的基层公务员，晋升到副厅级，不知要奋斗多年。

此后，先生转授同级别的吏部考功司主事。升级晋职出任吏部稽勋司署员外郎，又验封司署员外郎，再验封司员外郎，都是从五品。再后来，先生晋升为正五品的稽勋司、验封司、文选司的郎中，还是工作在吏部。

吏部，古代主管官员的官署，掌管天下文官的任免、考课、升降、勋封、调动等事务，类似今天的组织部。所以，有了这样的基础，先生不到40岁，晋升提督太常寺四夷馆少卿，职级升为正四品，相当于现在副省级。

太常寺，明朝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而太常寺的四夷馆，则是专门翻译边疆少数民族及邻国语言文字的机构。由管理官员，到翻译外文，明眼人一看就看出，先生的晋升，是明升暗降。

圈子文化，非今日才有。科举时代，初入仕途者，往往视本科主考官为恩师，视同考官为举主，视同科进士为同窗，他们因了这样的缘故，自然而然地结成同年阵营，织成一个圈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先生也是常人，跳不出这个怪圏。他与会试房师王中川、座师霍渭厓及礼仪新贵桂见山）、张罗峰栓在一起，结为一派，本想荣辱与共，不曾想，桂见山与张罗峰失和，夏桂洲势力趁此发动攻击，礼仪派树倒猢狲散，夏桂洲得势，先生也就在劫难逃。

可见，政治上站错队是致命的。而不站队，又违背时代潮流。

先生不是一个政治天才。深处政治漩涡，却不具备敏锐的政治嗅觉。但先生是一个艺术天才，具有超强的敏锐性。他目今正是一个危险而黑暗的时代，书生意气不是泅潜的本领，于是选择了逃避，选择了明哲保身，选择了后退十万八千里。

但个性使然，先生忍不住要发声！倒是先生的章丘同年张舜臣、谢九仪，为人机警，处世圆通，或许悟到为官真谛，从而顺顺当当、位至公卿。所谓性格决定爱好，爱好决定命运，此言不妄。

余秋雨先生的《阳关雪》，首段似乎写的就是先生：“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足观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杆竹管笔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

官场遭到打击，先生黯然离开朝廷。罢官回乡，他的一杆竹管笔，成就了他林下著述的艺术天才，不朽的著述，光耀千秋。

而张、谢之流呢？早已在历史长河中，黯然失色。

不知先生褪了色的青衫长袍里，藏了什么法术！

六

鹅庄的文脉，是一种文化现象。由李开先承前，又由李开先延后，其精魂与神韵，潜藏于文化物像中，体现在人们的心灵中，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熏陶、浸润、留存、继承和繁衍，渐成一种精神，一种灵魂，超越地域，超越时空，成为国人的共同财富。

然而，文化绕不开物质，文脉绕开物质。古往今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传承文脉而明道、示法、修史、护典，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

感谢他们！

而作为章丘文脉的继承者、发扬者，先生的—生，致力于学问的钻研，经史现学，天文地理，无不涉猎，文学创作惊人，艺术著述颇丰。

比如，先生的《宝剑记》。一经出世，便轰动朝野，名重华夏，被誉为扭转颓势的“报春”之作，助推中国戏曲继元杂剧之后的第二次繁荣，将明朝的传奇创作推向高潮。所以，有人说，不研究先生的《宝剑记》，就不能完整地了解和认识先生。此言不虚！

再比如，先生的诗。就其格律而言，先生的诗，褪去华丽的光斑，算不上好诗。但他的诗，真挚，自然，素朴，简洁，或抒写农人之劳，或抒写军士之苦，像经春未化的雪，转眼之间，融进泥土，扎根凡尘，满满都是悲悯。而另一方面，先生的诗，连着朝堂，或慷慨激昂，或切中时弊，典雅，庄重，深邃，空灵，都是对国家命运的忧虑。这是先生的精神品质，先生最深邃、精致、典雅的精神世界，更是先生的当空明月，洒下的万顷清光。

先生一生有“三好”，一好词曲，二好藏书，三好交友。

就词曲而言，先生是明季散曲豪放派的中坚人物，明中后期扭转戏曲创作方向的人物；

就藏书而言，先生“甲于齐鲁”“名闻天下”，一座“万卷楼”，容下一个“词山曲海”，何人可以能比？

就交友而言，凡志趣相投者，先生均视其为知己，或诗文赓和，或引吭高歌，或切磋棋艺，或徜徉山水，或诗酒和韵，或词曲唱和。

先生熟读圣贤。要不然，何以用一种智慧去体验生命的快乐，何以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并且能与他人分亨？

对此，我不持异议。因为先生的生活，有辞赋，有酎酒，有丝弦，有佐茶，有桃李为友，有歌舞为朋。更不用说先生的山水园林、金石名物、琴棋书画、民间娱乐……

尽管，在先生看来，自己身处的时代，未必是最好的时代。甚至，还是一个很差的时代。

当一个人无法改变置身的时代时，那就不如改变自己，不是让自已屈从于时代，而是从这个时代里超越。这一点，先生做到了。

只是，生命给他的时间，太短！

先生最后那年的元日，似乎意识到生命旅途，接近终点，于是挥毫写下迎新诗章《戊辰元日》：

“六十余龄两戊辰，今辰就是未衰人。青藜杖弃长行健，绿柳条新远望真。早起书云聊卜步，不须曝日已知春。林居朝阙同乡老，尚忆当年拜紫晨。”

那年三月，春云薄薄，新日烟耀，绿柳丝丝，先生身卧病榻，却幻想能够进近绿柳，走出春天，因为他的手头上，一些著作尚待完稿，宏伟的写作计划尚未实现，还有很多的事情还要做……但是，自然法则，谁也无法抗拒！

公元1568年3月13日，先生与世长辞，留下一宗十分珍贵的文学遗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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