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格非李清照里籍辨
章丘“李清照故居”趵突泉公园漱玉堂内李清照像趵突泉公园漱玉堂（本报记者崔健摄）□张 俭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一代词人李清照的纪念堂（馆）主要有四处，分别位于济南趵突泉公园、章丘百脉泉公园、青州范公亭公园和浙江金华八咏楼。青州是李清照与赵明诚屏居十年的夫家，金华是李清照逃亡时的暂居地，都不是她的家乡。李清照的家乡在济南，但究竟是济南哪一个县，宋史未载。目前主要有两说，一是历城县，具体为城西趵突泉一带，以徐北文先生为代表；二是章丘县，具体为明水镇胡山绣江之畔，以于中航先生为代表。
李清照里籍虽未引起济南以外地区的争论，但也暗流涌动，时有翻滚浪花，近40年来，各路学者更是针尖麦芒，唇枪舌剑。早在1959年，郭沫若先生两度到访济南，参观了山东博物馆、大明湖、千佛山和趵突泉公园内的李清照故居，题写了“大明湖畔，趵突泉边，故居在垂杨深处；漱玉集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对联，郭老默认李清照为历城人，未见有人置疑。
1980年，济南市博物馆于中航先生经过艰苦搜寻，在章丘田野找到李格非撰《廉先生序》石碑残件，1981年发表《廉先生碑序与李清照里籍问题》，1984年发表《〈廉先生序〉石刻考释》，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李清照为章丘人的“铁证”不胫而走，于中航先生名声大噪的同时，也触发了轮番争论。章丘县（现为区）趁热打铁，借风升帆，1986年筹建百脉泉公园，邀请李清照研究大家黄盛璋为其背书，规划设计“李清照故居”，1997年建成开放。李格非（李清照）里籍的
主要证据
从李清照留传的文字中，人们寻寻觅觅，找不到其里籍证据，现有证据均来自其父李格非，由李格非推定李清照里籍。
李清照为章丘人的证据主要有三：
（一）万历《章丘县志》和道光《济南金石志》载，李格非于元丰八年（1085）九月十三日撰《廉先生序》，署“绣江李格非文叔序”。该序初刻石于宋宣和五年（1123），再刻石于元至正六年（1346）章丘廉坡村。1980年该碑实物被找到时，已残断为若干块，但其中的“绣江李格非文叔序”字样仍清晰可识。
（二）崇祯十六年（1643）汪珂玉编《珊瑚网》卷二载，李格非于元祐五年（1090）有《题韩致尧十一帖》跋，自署绣江李格非：“与人简牍，事尽则言止，至唐末尚然。元祐庚午三月丙子，绣江李格非题。”
（三）李格非的“类试（乡试）”同年好友，绍圣元年（1094）任齐州知州（驻历城）的晁补之，在《次韵太学宋学正遐叔考试小疾见寄》诗中有“结交齐东李文叔，自倚笔力窥班扬”句。“齐东李文叔”与《廉先生序》之“齐东胡山”的说法完全相同，所指应为章丘。
李清照为历城人的证据主要亦有三：
（一）现存曲阜孔林思堂之东斋北墙南起第一方石碣，刻有“提点刑狱历下李格非，崇宁元年（1102）正月二十八日率遹、迥、逅、远、迈，恭拜林冢下”文，系北宋实物。其中的李迥为李格非二哥李辟非之子，《廉先生序》有其跋语。
（二）北宋董逌《广川画跋》卷五《书李定方绣佛后》文，有“历下李文叔”的记载。
（三）崇祯《历乘》载有李格非传，乾隆《历城县志》“文苑”载有李格非传、李清照传，另有李格非好友张耒《答李文叔为兄立谥书》等。
另外，曾枣庄《全宋文》有李格非于绍圣元年（1094）携侄李述拜谒某祠时的题名：“济南李格非同侄述谒祠下，绍圣元年八月十一日。”《宋史·李格非传》载：“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妻王氏……女清照”。这里的“济南李格非”按古人通常的做法，当为“历城李格非”，因为北宋济南（齐州）的附郭县是历城。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李格非或李清照会有两个里籍吗？还是一个为假，一个是真？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辩论双方问题举要
关于李格非父女的里籍，除上述相互矛盾的证据外，各路学人搜索枯肠，引经据典，搭弓张弩，隔空开战。支持李格非为章丘人的学者抛出两条论据：春秋战国时代的历下包含章丘；唐宋时代的历下等于济南。然而，这两条理由难以自圆其说。
在论证李清照里籍为章丘时，邓红梅先生认为：“章
丘在春秋战国时代属于古齐国历下邑……李格非在拜祭孔子时，自称‘历下李格非’于古于今（宋代），都是行的通的。”那意思，历下李格非与绣江李格非不矛盾。
岂不知，章丘在临淄和历下之间，属古齐国没问题，但不会属古历下。现章丘区境内，春秋战国延至西晋，有一个东平陵城，与历下邑同时存在，东平陵城体量大，政治经济发达，历下邑体量小，很多方面都无法望东平陵项背。汉初设置济南郡、济南国，封赠济南王，驻地在东平陵城，不在历下。如果说历下是侧重于军事堡垒的邑镇的话，东平陵就是置于其上的州郡；或两不相属。章丘区域内，上古时期尚有土鼓城、阳丘城、水寨城、巨合城、逄陵城、宁戚城、崔氏城、赖亭城、猇城、台城、谭城等，历下邑与之均无相互包含的依据。
可能是看到了这一偏颇，荣斌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历下’既可以与‘历城’划等号，也可以与‘济南’划等号。相比较而言，与‘历下’这个概念关系最紧密的恰恰是‘济南’而不是‘历城’”。并举出杜甫《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标题，举出“海右此（历下）亭古，济南名士多”诗句，举出晁补之《别历下绝句二首》《忆少年·别历下》的例子，来说明“历下古城”不是“历城古城”，说明杜甫登历下亭想到的名士是“济南”名士，而不是“历城”名士，断言“尤其是在唐宋时期，与‘历下’相对应的地名概念多是‘济南’而不是‘历城’。”那意思，历下等于济南，而济南包含章丘。
这种说法恐怕属台阶自砌，一厢情愿，特别是说“历下古城”不是“历城古城”，实际是给同一个脑袋戴上了不同的帽子，脑袋是同一个，只是帽子不同，我们不能因为帽子不同，而说成是两个脑袋。正如李格非，又叫李文叔，本是同一个人。
郦道元《水经注》载：“济水又东北，泺水入焉，水出历城县故城西南……水上承东城历祠下泉……东北径东城西而北出郭，又北，注泺水。”这表明，北魏时期，历下有两座城：“历城县故城”和“历城东城”，延续至唐代，双城并列的局面依然存在，杜甫所谓“登历下古城”就是郦道元所说的“历城县故城”，二者除相差200多年的时间外，位置并无变化。
杜甫在写“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时，他脑海里也未必是整个齐州济南府的名士，而是说历城故城所在的历下（亭）是人文荟萃之地，描摹的是具象意境，展现的是画面感。如果说“历下古城”是“济南古城”的话，它在东平陵城，非是杜甫登临之所。
晁补之离任齐州写“别历下”诗，同样被荣斌先生放大为“别济南”，真不一定。晁补之还写过《八声甘州·历下立春》词，历下立春是他眼中看到的南山葱翠、平野生烟的历下美景，未必是济南府辖区概念上的春天。晁补之“别历下”难道不是告别“历下”城之所在、官署之所在的历城（县城兼齐州州城）吗。
“历下”在唐宋时与“济南”划等号不是常态，倒是“齐州”经常与“济南”划等号，历下概念往往小得多，甚至都不能与历城划等号，历城县还有黄台里奉高乡那样的农村地区呢，“历下”则没有。
李格非脑子里的历下与章丘亦无关联，他写过《历下水记》，“济南为郡，在历山之阴，水泉清泠，凡三十余所，如舜泉、瀑流、金线、真珠、洗钵、孝感、玉环之类，皆奇。”《历下水记》只涉及历下城或周边，显然不可视为《济南水记》，当无章丘百脉泉的内容。
支持李格非为历城人的学者也抛出两条论据：高度质疑现存李格非《廉先生序》碑文是伪作；李格非自署“绣江”包括章丘，也包括历城。这两条理由恐怕亦难以立足。
《廉先生序》之所以被质疑，主要是事隔近300年有过二次刻石的经历，原物无存。另外，自署绣江很奇特，仅见于李格非一人，晁补之称其为齐东李文叔，也未说绣江。但“绣江李格非”的记载不独见于《廉先生序》，还见于《珊瑚网》，构成了双重证据。
徐北文先生引元好问《济南行记》说，大明湖东入水栅，“栅之水名绣江，有绣江亭。”并考证水栅从历城开始，一直流至章丘。然而，《济南行记》的原文是：“此游至爆流者六七，宿灵泉庵者三，泛大明湖者再。遂东入水栅，栅之水名绣江，发源长白山下，周围三四十里。”长白山在章丘县境东南，与历城无涉。今人看到的绣江发源于百脉泉，与历城就更没有什么关系了。
尽管如此，徐北文先生还是提出了一个重要旁证。李清照诗词中明确提到家乡的名物，有一个“溪亭”，溪亭见于历城，不见于章丘。“常记溪亭日暮”说明对其印象特别深刻，不是偶尔到访。宋时的济南确有“溪亭”，在历城县署西侧，苏辙任济南掌书记时，有《题徐正权秀才城西溪亭》诗可证。
周长风先生《李清照故居可在济南柳絮泉上》梳理了36段清代记载，特别是张昭潜为编纂《山东通志》与上司邵元翰“相与访柳絮（泉）遗址，觅易安居士手题漱玉石碣而不得”的记载，提示了李清照在历下生活的蛛丝马迹。
李格非亦有在历下生活的证据，包括1108年登济南佛慧山题名，撰《历下水记》等。当然，这些资料严格来说，只能证明李格非父女均有在历下活动和生活的经历，尚不能证明其里籍所在。
李格非（李清照）里籍的
另一种可能
既往对李清照里籍的争论，红口白牙，黑白分明，要么章丘，要么历城（历下），努力将对方的证据否掉，或者把无法否认的对方“铁证”合理化为己方的证据，至少不构成反证，为赋新词强说愁，却道天凉好个秋。
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古人说到里籍，有占籍和祖籍之分，因为人的流动是常有的，特别是子孙繁盛之后，或觅食或为官或逃难，不可能永远都留在祖居地，里籍的转换经常发生，甚至频繁发生。宋代曾任齐州通判的祖无择，祖籍洛阳，但从其父亲开始已占籍至蔡州（河南汝南），祖无择死后亦葬蔡州。晁补之“世家开封，后袭巨野。”《廉先生序》之所以被质疑的另一个原因，是从文中可以明显看出廉先生原为齐郡历城人，“齐郡有廉先生者，隐君子也”。这个“齐郡”应该不会是历城之外的禹城、章丘、长清、临邑四县。廉先生近四十岁时彻底放弃科举，“来隐于齐东胡山”，李格非“唯吾为同里人”应当理解为他们原来同是历城人，廉先生占籍到章丘后，又同为章丘人，双重“同里”，只有在这一点上，才能凸显“唯”的真正意涵。
依现有的证据分析，李格非是章丘人难以否认。既然如此，李格非在祭拜孔子时为什么自署“历下李格非”，而不是“绣江李格非”呢？李格非自署绣江见于1085年、1090年，署济南见于1094年，署历下见于1102年。从时间顺序上看，是先章丘，后历城。他有没有可能在1090年之后、1102年之前的某个时间点占籍到历城了呢？我们不得而知。
晁补之属世家大族，名人辈出。由于晁补之诗文著作《鸡肋集》的存世，我们得以考察晁补之文章的各种落款，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有时自署“济北晁补之”，有时自署“颍川晁补之”。比如他为李格非撰《有竹堂记》，就自署“颍川晁补之无咎记”。这是否意味着晁补之也存在两个不同的里籍呢？
仔细审视可知，晁补之为巨野人，“济北晁补之”近似于李格非自署“济南李格非”，“颍川晁补之”明显是因为晁姓先祖为汉代的晁错，晁错为颍川人，是晁氏家族最有名的代表和祖先，晁补之自署颍川并非对巨野的否认，而是对祖上的某种追念，同时有标明自身世系的意思。晁补之任齐州太守作《北渚亭赋并序》，自谓“秘阁校理南阳晁补之”，好似信口开河，他何时摇身一变，又成“南阳”人了呢？这是因为最早的晁系出于周景王之子“朝”，“朝”死后葬南阳西鄂县，南阳由此成为晁姓更为古老的郡望。
这种攀龙豪门、附凤显族的现象在宋朝不是孤例，祖无择诗文常自署“范阳祖无择”，祖无择不曾居范阳，先茔不在范阳，里籍不是范阳，其自称“范阳祖无择”亦是出于郡望观念。欧阳修里籍颍川，自署“庐陵欧阳修”，贺铸里籍开封，自署“越人贺铸”，时人见怪不怪，习以为常，谁让人家的出身那么高贵呢。
与绣江、齐东、济南三个概念相比，“历下”显然更为古老。那么，李格非会不会受到文人朋友和上层流俗的波及，在率领子侄祭拜孔子时想到自己的先世而自署“历下李格非”，以表明祖先是历下的某位名人，或表示其李姓的郡望始自历下？不知道。
到目前为止，李格非（李清照）里籍先为历下，再籍章丘只是一种推测。据现有证据看，也有可能是先籍章丘，再籍历下。毕竟在宋代，作为郡治所在，历下要比章丘发达得多，何况李格非的家乡现明水街道当时都不是县城所在，要不然，廉先生也不会在这里隐居。据李格非撰《贺仅墓志铭》看，贺仅原籍齐州临邑，为官多年，有在历下生活的经历，其选择埋葬历城县黄台里，而不是归葬临邑，或如祖无择一样，有过占籍行为，李格非亦不排除同样的可能性。李清照公爹赵挺之原籍诸城，后来迁居青州，买了一套大宅院，也是由不发达地区迁到发达地区。
贺仅墓志开篇即说：“中散大夫贺公既卜葬，其子使来请曰：‘吾先君在里辏?谧有值芪?罹辞仪祝?右宋?嵯染?’格非幸得拜中散公，于今二十年……”该墓志作于元祐八年（1093），前推20年为1073年，正是曾巩治理齐州大见成效的时段，此时李格非26岁（尚未考中进士），在“里闬”与贺仅结识，这个“里闬”当为历下城内，两家曾是邻居的意思。这可能是暗示我们，李格非兄弟早在1073年（李清照尚未出生）前，已离开章丘到历下定居了。即使站在应对科举的角度，李格非居历下当比居明水更有利。如果此说成立，则意味着李清照很可能没有在章丘生活的经历，尽管其父曾为绣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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