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到访济南史实考
梁思成与林徽因 上世纪50年代梁思宁（左）一家在济南 梁启超
□本报记者 逄金一
在济南灵岩寺千佛殿前右侧，人们会看到一方“海内第一名塑”石碑，碑文共有29个字，即“题灵岩千佛殿宋罗汉造像 海内第一名塑 民国十一年七月新会梁启超”。
因了这一座碑刻，人们会模模糊糊地了解到，梁启超（1873－1929）大约曾到过济南，但对这段史实却又语焉不详，甚至个别人士会认为这仅仅是梁启超的题词而已，其本人却未必来过济南。而实际上，据笔者考证，梁启超至少曾两度造访济南。
梁启超一至济南，游灵岩寺，演讲《教育与政治》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中记载，1922年，梁启超“先生以七月初旬游济南，并讲演于中华教育改进社”。很显然，梁启超正是在此期间游览了灵岩寺。
在夷夏编《梁启超讲演集》中，笔者又查到了梁启超在济南讲演的全文。这篇题为《教育与政治》的近万字长文，脚注为“1922年7月3日于济南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后收入《梁启超文集》中。
梁启超在这次讲演开篇中就提出：“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抛出这个论点后，他接着就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说：“一个一个人，除了学会为自己或家族经营单独生活所必要的本领外，还要学会在一个国家内经营共同生活所必须的本领。倘若不如此，只算学会做半个人，最高也只算得古代的整个人，不算得现代的整个人。”他认为教育在当时最需要做的是：一、如何才能养成青年的政治意识；二、如何才能养成青年的政治习惯；三、如何才能养成青年的判断政治能力。这三件事无论将来以政治为职业之人或是完全立身于政治以外的人都是必要的，他确信这不但是政治上的大问题，实在是教育上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政治所能解决的，而独有教育家才能解决。
在这篇讲演的最后，梁启超又解释说，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来讲，是因为他感觉当时的“教育界对于知识开发方面虽已渐渐革新进步，对于性格训练方面还未甚注意，就性格训练方面论，又是注重个性多于注重群性少，而且都是理论，未尝定出一种具体方法大家实行。”所以他希望济南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对于团体生活教育——即政治教育特别注意，商量一个训练方针，急超直追去实行。”他说这是他的最大愿望之一。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1921年12月成立的一个全国性教育机构，以梁启超等五人为名誉董事，蔡元培、黄炎培、汪精卫、熊希龄、张伯苓等九人为董事，陶行知为总干事。它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推进教育调查、教育测量、科学教育，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教育社团，曾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教育科学化、民主化、世界化的进程，先后在济南、北京、南京、太原召开年会。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的背景，是甲午战败使中国社会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外患迭起，创痛巨深，这才迫使中国教育界开始尝试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教育为模式，建设中国近代教育。梁启超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济南年会上发表这篇著名演讲的。
我们在张书学、李勇慧所著《王献唐年谱长编》中，也找到了关于梁启超此次来济的一些佐证式记载。1922年的王献唐，还没有担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一职，而是在济南《山东日报》《商务日报》任编辑，负责编辑一些新闻稿件。他在写于当时的《三禅室日记》中记道：
七月三日赴省议会参观教育改进社开幕典礼。
七月四日赴省议会听讲演。回编新闻一条。
七月五日赴教育会及省议会听讲演。晚赴公园，参与欢迎教育改进社大会。
《王献唐年谱长编》中还同时记载：1922年7月5日这一天，山东省教育厅主办的“山东历史博物展览会”在济南大明湖南岸遐园“山东公立图书馆”开幕，中华教育改进社陶行知与蔡元培、梁启超等出席。
梁启超二至济南，专程拜访治墨大家栾调甫
鲜为人知的是，梁启超还有一次到访济南。这一次到访，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并无记载（此年谱主要记载与梁启超学术发展与思想变迁有关的事宜，而极少记载具体生活方面的内容），但是在栾汝珠《栾调甫年谱》中，却有相关记载：（1925年）“秋，梁启超专程到济南会见栾调甫，二人畅谈数日”。
对于这段史实，在栾汝珠、栾登所著《新儒林外史——栾调甫与梁启超、老舍、王统照、王献唐的交往》一文中，又有更为详细的记述：
1922年，梁启超耗费20年精力完成的《墨经校释》出版。栾调甫阅读之后，深感该书中的许多观点“任意删改荡弃旧法，籍其（梁启超）盛名，唱和成风，颇足为古书危……”。于是他撰写了《读梁任公墨经校释》一文，发表在《哲学》杂志第七期上，文章获得了巨大的反响，甚至连梁启超本人也不得不折服，后来在其专著《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讲到墨子部分时，赞誉此文道：“即使不是绝后，也是空前。”
但是，栾调甫这篇文章，是托各杂志社代为转发，信封上只写收信人姓名，但没写发函地址，信封内又只见文章一稿，不见信函半张，正像梁启超日后所言：“顾函内无书，又无发函地所，怅惆不可言！”梁启超细读文稿之后，深感作者出手不凡与学术水平之高，后经细细探访，始知栾调甫先生在齐鲁大学任教，于是梁启超先生这才亲往齐鲁大学拜访栾调甫。有意思的是，校方竟不知校内有栾调甫其人。几经查询，方知栾调甫此时是在中文系代课，曾兼管过校大门职事。梁启超千里迢迢来拜访这位“把门大将军”，虚心请教，一时全校为之震惊。梁启超则与栾调甫相见恨晚，盘桓济南数日，与栾先生畅谈多时方心满意足返京。梁启超高度评价栾调甫，“今世治先秦学者多矣，既能入，又能出，所见惟有如公者！”
数日后，梁启超先生离济，齐鲁大学即聘任栾调甫先生为国学系教授，年薪960元，彻底不用再看大门了。那时栾先生35岁，正当年。梁启超先生慧眼识英才的故事，一时传为佳话。
梁思成伉俪柳埠测绘,梁思永发掘城子崖遗址,梁思宁数十年生活于济南
除了梁启超本人，他的儿子梁思成、梁思永也都曾到访济南，而梁启超的女儿梁思宁更是长时期居住于济南，是名符其实的济南人。可以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文化名人中，没有比梁启超一家更与济南有缘的了。
梁思成（1901-1972），梁启超长子，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1936年夏季，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济南，测绘柳埠神通寺一带的四门塔、龙虎塔、九顶塔等文物，之后，又去章丘、长清等地，调查和测绘了灵岩寺辟支塔、慧崇塔等处。梁、林伉俪把诸多古建筑考证、实测的科研成果，收入他们的名著《中国建筑史》。书中“第四章第三节南北朝实物”、“第五章第二节隋唐实物”，都附有图片，分别对历城神通寺四门塔，长清灵岩寺慧崇塔作了专题介绍。
梁思永（1904—1954），梁启超次子，著名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1930年、1931年，梁思永满怀热情，不辞辛苦地活跃在济南城子崖遗址工作面，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开凿探沟95条，揭露面积15600平方米，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古文物。考古界认为，这是继仰韶文化之后，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又一重大发现。在当时的考古发掘工作中，梁思永和同事们首次发现以磨光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文化遗存。1934年，梁思永负责主编出版《城子崖》，这是我国考古学史上第一部科学的田野考古报告集。梁思永在章丘考古发掘告捷，创造的事业堪称之最的还有：龙山文化的命名和年代序列的判定，是我国考古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收获；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是由中国学者自行发现和发掘的第一处原始社会遗址。
梁思宁（1916—2006），梁启超四女，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1937年日军轰炸南开，她被迫失学。1940年，在三姐梁思懿的影响下，梁思宁投奔了新四军，在新四军123支队司令部，主要从事宣传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在“三查三整”运动中，有人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认为梁启超是地主、资本家的政治代表，梁思宁被开除了党籍。只因为她是梁启超的女儿，使她35年来一直生活在沉重的阴影之中。济南解放后，她被分配到山东省农业厅，却没有安排具体工作。1983年，梁思宁终被平反。离休后，梁思宁一直住在济南某干休所内。
梁启超先生的夫人王桂荃也曾多次到访济南，最后一次是在1963年6月，她由北京到济南看望女儿梁思宁。这次济南之行，老人家还去游览了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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