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考古走出学术“象牙塔”评《中国考古大发现》
□谭玉贵 王其宝
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上承宋元明清以来的金石学，同时吸收借鉴了近代西方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以中国考古学家主持进行的河南安阳小屯殷墟与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标志，逐渐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
齐鲁书社新近出版的《中国考古大发现》（增订本）所涉及主体内容属于田野考古学范畴。在考古调查基础上进行的田野发掘，一般分为抢救性发掘和主动性发掘。抢救性发掘一般是因为非法盗掘或各种建设施工行为，意外发现古代地下遗迹或遗物而被迫进行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则主要是为解决考古学的某个或某类课题而进行的。本书所列的抢救性发掘占全部发掘项目的一半以上，例如1965年湖北漳河水利工程文物考古工作队发掘的江陵楚墓，1974年7月秦俑考古队发掘秦始皇兵马俑等等。
《中国考古大发现》也列举了不少为解决某课题而主动进行的考古发掘，比如1900年3月由罗布泊人艾尔德克意外发现，由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组织发掘的楼兰古城遗址；1926年由欧洲人安特生、师丹斯基调查发现，经中外考古人员联合发掘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当然，本书也选入了一些兼具主动性和抢救性因素而有之的考古发掘项目，1928年10月首次被发现后经由中国考古工作者持续70多年调查发掘的殷墟遗址，1934年春首次由专业考古人员正式发掘的三星堆遗址等。
史前考古遗址发掘和研究为我们认识和架构史前史发挥了重要作用。1928年城子崖遗址的考古发掘，首次使用了考古地层学原理，首次绘制了考古地层图，首次出版了田野考古专刊《城子崖》。石峁遗址为龙山文化晚期和夏代早期史前文化遗址，它以宏大的规模、复杂的布局结构、数量庞大的玉器及其城址地位的重要性，被考古学界认定为“在北方文化圈居于核心地位”的“超大型的中心聚落”，因此被考古专家誉为“中华第一城”。
历史考古学的研究范围是有了文字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其主要研究对象是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历史考古学必须与历史学配合，同时还要依靠古文字学、铭刻学、古钱币学、古建筑学等学科分支。历史考古学领域，也就是中国古代社会（商朝到明朝末期），《中国考古大发现》选入了在田野考古领域比较具有代表性，同时在社会公众中影响较大的遗址类、墓葬类文章25篇。
总之，本书所陈述的考古发掘和发现，是对中国考古发掘与发现的重要成果的一次比较集中的通俗化表达，虽然它没有按照考古史或者考古发掘发现的先后排序，但充分考虑了有关发掘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而且以点成线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考古学产生发展的历程，其目的就是让读者由此了解中国考古学发生发展的历史。
作为一部公共考古学的大众普及读物，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考古大发现》出版上市后，先后再版2次，连续加印8次，累计发售30000余册。
时隔20年，齐鲁书社又与有关作者联袂打造推出了该书最新增订版，收入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以来全国各地重要考古发现32处、文章32篇，按照考古发现对象所处的历史时代的先后顺序展开，最大限度地覆盖中国全境和考古发掘的各个门类。该书主编为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尊志教授，分篇文章撰稿者近20人。
公共考古学不仅是考古学的进步与发展，也可带动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其他有关传统学科学术研究的进步甚至革命。《中国考古大发现》作为大众普及读物，可谓中国考古学走出学术“象牙塔”的一次成功尝试。
《中国考古大发现》
出版社：齐鲁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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