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仲明:掀起五千年前章丘古城的面纱
焦家遗址出土的高柄杯口述人:唐仲明,山东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
采访人:本报记者范佳
考古发现档案:
焦家遗址位于济南市章丘区龙山街道办事处焦家村西约800米,入选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6-2017年春夏,山东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在这里进行了两个年度的考古工作,发现了极为丰富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古代遗存,其中包括夯土墙和壕沟、100多座房址、200多座墓葬和大量生活类灰坑、祭祀坑等。对焦家遗址的系统挖掘,为完整解读大汶口文化的文化内涵、区域联系和社会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挖墓就像挖土豆
在地里“越拽越多”
在济南章丘西北20公里处的巨野河岸,有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村庄——焦家,却在2017年名声大振。我们在这里发现了距今5000年前的城址,如今回想起来依然兴奋。
早在1987年,焦家遗址就在文物普查时被发现了。1990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这里进行过简单的试掘。那里曾出过陶器、玉器,考古界认定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遗址。
但它真正被推到聚光灯下,还是要从2016年说起。当时在章丘区委区政府大力支持下,2016、2017年,山东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在焦家进行了两个年度的田野考古教学实习。考古队由学院王芬教授担任领队,我是随队指导教师,带同学们日夜奋战在工地上。
2016年三月下旬,实习大部队进入工地。焦家遗址的土质、土色并不好区分,可能源于当时人们生产力水平不够高,对自然利用的程度“不太严重”。要在“土里找土”,找到遗迹,对于第一次到田野实践的同学们来说,并不容易。
一开始大家对焦家遗址的情况并不了解,在工地上打了很多探铲,发现遗存比较浅,深的地方有一米二三、浅的地方七八十厘米就见生土了。让人感到失落的是,从三月下旬到四月中旬,大家埋头挖了两三个礼拜,都只是在“汉代的地盘”上打转。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大汶口时期的遗址,但是除了挖出了一些汉代的东西外,收获并不多,连灰坑都没有看到。
正在大家心里打鼓的时候,惊喜逐渐临近了。从四月中下旬开始,我们发现了几座墓葬,其实远不止这些。就像在地里挖土豆、萝卜越拽越多一样,2016年那次发掘我们就挖出了130多座墓葬。挖出的头几个墓还没什么随葬品,到后来随葬品越出越多。
墓葬是成排的,分布得很规律,这些墓不大,基本是一米乘两米大小,人在里面转身都困难,恨不得趴在那里工作,学生们在墓里清理一天下来,又晒又热,腰都快断了。
可以说,发掘工作是“痛并快乐着”。由于收获多,2016、2017年两次发掘最后工期都拖得比较长,原本六月底学生就要结束实习放暑假,2017年实习一直进行到八月份。虽然累,但大家都很投入很自豪,尤其是第一次实习的学生们,能挖到这么重要的遗址,真是很“拼人品”的事。我是做测绘方面工作的,遗址发掘我打前站,一开始觉得没啥东西,土层越往北越浅。谁能想到两年多的功夫就评上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遗址中有一条天然形成的道路贯穿东西,我们在路的南北分别布方,形成南北两个发掘区。我们发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里的聚落功能从早到晚经历了居住区、埋葬区和居住区的变迁。
巴掌大的玉钺
放在墓主肚子上
最早期,人们居住在5-15平米半地穴式的房子里,这些房子在空间上有分群分组的现象,有储存、手工业作坊、居住的功能区分。
后来这片区域又变成了埋葬区。从随葬品显示的年代推断,这批墓葬延续的时间有几百年。北区出的墓葬较小,而南区出了几个级别较高的大墓,最大的有三重棺椁,级别小的也有一棺一椁。其中的一个大墓我们编号为M152,这个墓发现得比较早,最初划定范围时画了一个很大的圈,最终确定这座土坑竖穴墓口长4.4米,宽近3米,两椁一棺。由于土层比较浅,没挖几天就见了东西。
一天,挖这个墓的同学兴奋地找我过去看,只见墓中挖出了巴掌大的玉钺,这么大个头的玉钺是很少见的。玉钺和石刀就叠放在墓主人的肚子上。如此高规格的墓令人惊喜,当时墓刚清理完一半,眼看天要下雨,拍照的人手不够,我赶紧拿来相机拍照,记录下了古墓重见天日的一刻。
这个墓的主人是老年男性,墓中随葬品就有39件,墓主身边大多是玉器,在棺椁之间和内外椁之间,多是陶器,其中还有少量彩绘陶,这都彰显墓主人地位的不一样,可能是一位男性部落的首领。
还有几个墓虽然比较小,但挖得特别深,有四米深,学生们挖墓需要爬梯子上下。别看这几个墓小,但随葬品更多,一个墓中能有二三十件,比很多大墓都多。墓主人身上的饰品很丰富,耳坠、项饰、戒指都是全套的。
不管是大墓还是深墓,我们很难说哪个规格更高,也许是两个不同信仰,不同家族的墓地,有的喜欢大墓,有的喜欢深墓。也有可能是不同时期的墓葬,这需要做进一步测年等方面的研究。
我们测量墓中人骨发现不少“大高个儿”,最高的竟达一米九,超过一米八的也有一些。尸骨中的脚掌骨慢慢就塌下来放平了,我们从头盖骨只量到脚后跟,如果量到趾骨的话还要高。
墓中的一些奇特现象,也引发我们无限联想。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一家三口合葬墓,虽然夫妻两人基本是仰身葬,但一个面向南,一个面向北。在母亲手部的位置有一个小孩尸骨。这个孩子太小了,我们还不好判断他(她)是在胎儿时期还是夭折以后随父母下葬的。而且,墓中的壮年男性怎么会和妻儿同时下葬呢?一般而言,这种合葬方式在已有的大汶口文化发掘中是很少见的。我猜想,会不会是妻子难产不幸去世,他痛失爱妻爱子悲伤过度后病逝甚或直接殉情了呢?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双手捂脸,蜷曲侧卧。他是被绑成这样下葬的吗?现在都已经无法说清。
值得注意的是,焦家遗址的随葬品中有数量很多的玉器。玉器可分礼器和装饰品两大类。礼器多见玉钺,装饰品则多见玉镯、指环、玉环、串饰和耳坠等,可见这里应该是黄河流域一处极为重要的用玉中心,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这里已形成了十分严格的礼仪制度,开后世礼仪制度的先河。
我们还发现,有些墓存在毁坏现象,随葬品、骨骼都摆放得很乱,可能在下葬不久就被破坏了,或许是不同的阶层、部落进行的报复性行为。
除此之外,遗址还存在双人合葬、拔牙、手握獐牙和随葬龟甲器、贝类、彩陶、彩绘陶及白陶等,这些都极大丰富了我们对大汶口文化葬制和葬俗的认识。
当墓地功能消失后,这片区域又成了生活区域,这时的先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已经住到了地面式的小排房中,由东西向的两间或三间小房屋组成,房屋基本朝南。地面刮起来很硬,里面掺了陶片后又被压实,明显被处理过。这两个时期房址的发现,填补了鲁中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居住形态研究的空白。
五千年前焦家是鲁北地区中心部落
两次实习过后,2017年夏和2018年春,我们还对焦家遗址进行了两次勘探,对整个遗址的大体范围、布局、时代有了一个整体的初步认识。整个焦家遗址非常大,约有100万平方米,目前我们发掘了两千多平方米,还只是“冰山一角”。
目前发掘的位置大概处于居住区和墓葬区的交界处,在南区我们还找到了一个很小的窑址,在其他地方应该还会有手工作坊。
除了墓葬、房址,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灰坑,原来我们以为是垃圾坑,里面埋的陶片特别多。陶器质地很容易坏,坏了可能就被丢弃了。但我们发现坑中很多陶片比较完整,能看出器型,而且很多是等级比较高的陶器,比如白陶鬶等,我们推测这些坑可能是祭祀坑,也许是把等级高的器物打碎扔进去的,也可能是直接放到里面的。
还有一些动物坑,埋着猪、狗,还有老鹰。这些坑的位置就在墓葬上面,我们推测,会不会是后人祭祀,把这些动物埋在了墓葬周围。这些还需要进行空间分析研究,我们正在做进一步的研究。
我们在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淡水鱼骨,还有猪的下颌骨,可以想象当时人们捕鱼养猪的情景。除此之外,还有牛骨头,这在新石器时代是不多见的,可见焦家先民动植物资源利用已经比较广泛。我们对出土的陶罐中的土壤也进行了检测,发现其中含有酒石酸物质,看来当时人们已经开始酿酒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发掘区南区的中南部发现了夯土城墙迹象,城墙外侧是壕沟。其实2016年那次发掘,我们就发现了城墙的迹象,同学反映有的地方挖起来很硬,但大家没敢往城墙上想。到了2017年进一步发掘,从剖面来看,土都是一层一层的,就像夹心饼干一样,很明显就是城墙。墙体现存宽度有10-15米,每层夯层的厚度约有10厘米,已经出现了版筑技术。后来,我们对遗址进行了初步勘探,发现壕沟的平面形状接近椭圆形,环壕围起来的面积超过12万平米。一些大汶口时代晚期的大型墓葬直接打破了夯土墙,因此夯土墙的年代不会晚于大汶口晚期。种种迹象表明,焦家遗址应该是目前发现的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距今5000年左右。
章丘,是中国考古的摇篮。在焦家遗址所在区域,既有距今8000年的西河、小荆山等后李文化遗址,也有距今7000-5500年之间的张官、董北等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岳石文化时期,遗址的数量成倍增长,遗址之间的等级分化日趋严重。焦家遗址正处于这样一个古代文化底蕴极其深厚区域的核心地带。
焦家遗址距离著名的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城址——城子崖遗址只有5公里。夯土城墙、环壕、一大批高等级墓葬和随葬品的发现,都昭示着在大汶口时期中晚期阶段,焦家遗址已经成为鲁北古济水流域,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意义的都邑性部落。
我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英国考古学家保罗·G·巴恩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在去向何处,那我们就需要追溯我们的轨迹,去看看我们来自何处……”这或许正是考古焦家遗址的深意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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